在京城一所著名高校的住宅小区，人们常常看到有一位身穿绿军装、胸前佩戴着一枚口杯那么大的红色毛主[xi]像章的老人。他就是孔也夫老先生，退休教授，年近八旬，满头白发，满脸的折子，生就一副忧国忧民的面孔。当了一辈子教师，孔老先生落下了一个好为人师、诲人不倦的毛病，虽已退休多年，没了学生，但在小区，甚至在马路上，逢人就想讲课，看到什么闲事都能编排发挥一大片议论。开始小区里的人出于尊重他，遭遇到他开讲的兴头上，多会耐着性子听一段并恭维他几句，后来大多熟人对他的老生常谈都受不了了，远远看见他走来便及早闪开了。孔老先生现在的听众，主要是在小区花园里休闲的退休老人、玩耍的孩子和看孩子的保姆。“我研究了一辈子马克思主义。今天我给你们讲些基本理论：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每次，孔老先生总是这样开头的。有的时候他也会开一些“专题讲座”　，例如给在小区门口摆摊的小商贩讲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交换价值与使用价值；给来小区维修干活的外地民工讲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有时还会拦住居委会的干部，给他们讲解毛主[xi]的唯物辩证法。这是一个高校住宅小区，住的都是文化人，也不知道最先是谁给老先生的名字后面加了一个“子”字，于是人们见他都称孔也夫子。一些年轻人，见他穿着褴褛古怪，常在小区捡垃圾，索性叫他孔乙己。

孔也夫子生于二十世纪的二十年代后期，全国解放前夕，是北平小有名气的进步青年。作为北平地下党发展的外围进步青年学生，他曾为北平的和平解放和迎接新的中央人民政府进城做过大量的工作。解放后，作为第一批进步青年被组织上送进大学深造，毕业后留校做教师，五七年反右斗争中光荣入党，后来做了系党委书记兼系主任。文化大革命起来后，第一批首当其冲的是校方领导和系一级领导干部，孔也夫子也被戴上了“走资派”的牌子关进了“牛棚”　。历史就是这么滑稽，和他关在同一“牛棚”的不仅有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还有好几个他当年亲手抓的右派分子。虽说患难与共，孔也夫子是绝不会与这些人同流合污的。他始终认为毛主[xi]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正确的，搞教育革命和文化大革命也是完全正确的，和十分必要的，直到今天他依然坚持着这种信念和思想。七十年代末他被第一批平反、落实政策，作为高校讲师团成员，当时孔也夫子在京城和许多地方院校作讲演，以自己的切身感受，教育引导人们正确总结反思文化大革命和坚定对社会主义的信念。他说，即使在蹲牛棚、戴高帽、被批斗游街的艰难岁月里，他始终没有产生过任何怨愤之心，也始终没能动摇他对毛主[xi]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坚定信心。相反他还认为文革使自己“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考验了自己对党的忠诚和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思想境界获得了升华。他就是利用蹲牛棚那段时间，把资本论全四卷包括剩余价值学说史读了五六遍，读书笔记写了几十万字，俨然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专家。后来他受命组建校马列主义教研室，负责全校政治经济学、哲学和党史等三门公共政治理论课教学。除担任教研室主任职务外，孔也夫子主讲政治经济学原理课程，后来恢复职称评定时第一批获得经济学教授职称。

恢复高考后直到八十年代初，由于人们对于高考等其他考试和职称评定的热衷，孔也夫子教授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课也还较受欢迎，但到八十年代中后期，随着国家经济改革的推进和学术思想的逐步开放，孔也夫子的思想渐渐跟不上形势，他的讲课也日渐不受学生的欢迎了。孔也夫子是一个完全由我国五六十年代传统的社会主义正统教育培养起来的典型的“布尔什维克知识分子”　，建国前他参加的革命活动奠定了他的世界观、人生观，进入高校学习其实并没有改变他的革命者本色，或者说他并不像一般的学者而更像一个职业革命家。他具有极强的民族主义情绪，仇恨美帝国主义、日本军国主义，仇恨资产阶级、封建地主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这种强烈鲜明的革命情绪对于其后他在大学里的学习、研究和教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只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书，在他的心目中只有马克思主义才是人类社会有史以来唯一的科学，而且是永恒的科学。作为一个经济学者，他根本不看甚至拒绝阅读西方古典和当代所谓资产阶级学者的经济学著作和其他如哲学、文学、史学等社会科学著作，但凡有人当他的面引述西方学者的学说，他总是看也不看、听也不听就一言以蔽之曰“统统是资产阶级的臭屁。”　八十年代学术界的对外开放，使国人第一次接触到西方各种社会科学思潮，第一次见识到世界上除了马克思主义之外还有那么多的“主义”和“学说”　，高校大学生中思想十分活跃，自然也出现了一些信仰上的困惑和迷惘。孔也夫子对此深感痛心疾首，在他的课堂上他拍着桌子大声疾呼：“这是一种信仰危机！”他慷慨激昂地给同学们宣讲马克思主义不可替代的科学性，苦口婆心地教育学生们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和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然而，由于他不懂外语，不懂高等数学和现代科学，一点都不了解西方学术思潮，他根本无法回答学生们向他提出的种种数理性很强的西方应用经济学问题，也无法说服学生们用西方当代经济学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提出的种种质疑。终于，在一次课堂上，孔也夫子和学生们发生了尖锐的“信仰冲突”　，发生了“炸课”事件，全班学生起哄罢了他的课，并向校方提出更换授课教师的集体请愿。“炸课”后，校教务长赶到教室，只见孔也夫子独自一人坐在教室里黯然泪下，教务长安慰了他半天，他却说，“我不是哭自己，我是为这些孩子们难过，他们受到了资产阶级思潮的毒害，动摇甚至丧失了信仰，我担心我们的革命事业后继无人啊！”说罢，声泪俱下，悲苦欲绝。

从那以后，再也没见到孔也夫子上课了。别的教授都开始招收研究生了，孔也夫子也曾向校方申请了招生资格，但或是由于学生不愿报考、或是他对报考的学生不满意，连续两年竟然一个学生也没招到。更为严重的是，到八十年代后期，作为一个经济理论学者，孔也夫子对于国家的经济改革愈来愈不理解了。开始是他对农村农民联产承包制的改革不理解，甚至激烈反对解散人民公社制度；其后对于城市企业承包制和国家一系列价格改革和旨在推进市场经济的改革都不理解了。到了九十年代初，他还和经济系的一位教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年教师程卫东合写了一篇文章，全面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理论，断言社会主义只能是以没有市场的产品经济为主体的计划经济，最多可以搞点小商品调剂调剂，但以商品经济为主体的市场经济则完全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基本特征，因次，中国的改革绝不能滑入资本主义邪路。他们的文章发表后，在经济理论界引起轩然大波，有人明确批评他们企图阻止经济体制改革。校党委也和孔也夫子谈了话，希望他加强学习跟上国家改革的步伐。孔也夫毕竟是个党员，他表示研究归研究，但作为党员不会再公开发表和中央精神不一致的理论文章了。然而，却没有人能够改变他的合作者程卫东的思想，这位留校红卫兵出身的中年教师血气方刚，始终坚持自己的政治信念毫不动摇，坚决维护传统的计划经济，激烈反对任何形式的市场经济。九二年，十四大召开，正式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改革目标。就在那一年，程卫东终于绝望了，他拿着那本刊登着他和孔也夫的捍卫计划经济、反对市场经济的学术文章的杂志，愤然从学校一座十层高的教学楼上跳了下来，自杀了。这件事对孔也夫子打击很大，他本来打算找程卫东好好谈谈，把他们的意见写成“折子”呈给中央领导，没想到程卫东却走上了绝路。程卫东不是他的学生，但他们之间的关系超出了一般的师生情谊。程卫东十分崇拜孔也夫子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功底，他也十分欣赏程卫东对于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程卫东的自杀，使他失去了一位意趣相投、有着共同信仰和理论共识的知己和朋友。没有学生愿意听他的讲课，教研室的同事也多嫌他“太左”　，有人甚至极不礼貌地称他“左夫子”　。不能上课，也不能发表文章，呆在学校和教研室还有什么意思呢？就在程卫东死后不久，年已六十多岁的孔也夫子，也向校方提出并很快办理了退休手续。

刚退休头两年，孔也夫子闭门不出，潜心著述，他要把自己文革中蹲牛棚期间写下的几十万字的资本论读书笔记整理出来；打算写一部著作，全面研究毛主[xi]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正确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成败得失；还想写一部研究马恩列斯和毛主[xi]的科学社会主义专著，以全面论证社会主义只能是计划经济而不是市场经济。然而，没过几年，孔也夫子渐渐坐不住了，他的心情越来越浮躁了起来，他的脾气变得越来越古怪和不近人情了。他不看报纸不听新闻，却热衷于听信小道消息和道听途说，他认为报刊杂志多是假话连篇、诲淫诲盗的文化毒品。儿子买了个彩电，没看几天差点让他给砸了，一看见电视上出现有美女赤身露体、搔首弄姿的画面，老人家就气不打一处来，一次竟抓起茶杯砸了过去，多亏他当时气得浑身打哆嗦给砸偏了。孔也夫子常常在家里发动“革命”　，一不高兴就骂人，骂老伴是封建主义，骂儿子是修正主义，骂儿媳妇是资产阶级。他对儿媳妇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常是怒不可遏，有一次竟然一生气顺手从地上拎起儿媳的一双高跟鞋给扔出窗外，吓得儿媳和孩子在家里不敢穿新衣服。实在没法住在一起，儿子和媳妇领着孩子只好从家里搬出来在外面租了房住。听到小区里人们议论社会弊端和不良社会风气，他也开始在小区里对人骂街了。他骂市场经济是万恶之源，“每个毛孔都充满了肮脏的血”　。他甚至还夸张地举例说，一次他吃煮鸡蛋，桌子上一磕，小半拉是空壳，“这世道什么都作假，连老母鸡也偷工减料”。他骂社会腐败、道德沦丧、信仰危机、世风日下。一谈起社会恐怖活动和犯罪现象，他总是说“不讲阶级斗争行吗？不搞无产阶级专政行吗？”　他甚至常在小区的花园里向一群退休老人们鼓吹中国需要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需要重建无产阶级专政，需要打倒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谁要是不同意他的说法，他就和你争个没完没了，一直追到你家里也要把你说得表示认错方肯罢休。为了表现他对现实的不满情绪，孔也夫子特意穿起了文革中红卫兵的一身绿军装，胸前佩戴着大红的毛主[xi]像章，挑战似的每天在小区里里外外走来走去。有一天有个研究生来小区找他的导师，被孔也夫子拦住给他强制性讲了半天的资本论，这个年轻学生哪知孔也夫子的脾气，便和老夫子争论了起来，还说马克思把西方市场经济的开场锣鼓误认为是“资本主义的丧钟，”是一个错误的理论判断。这下可不得了，引起了孔也夫子不得不对资本主义做出一个系统的批判，一直追到这个学生的导师家里讲了个把小时，直到把这个学生批评得连连低头认错才算罢休。临出门时，还特别提醒那位导师应对研究生加强信仰教育。

孔也夫子还有一个习惯和爱好，就是喜欢捡垃圾。开始时他在小区里散步，看见路边或花园里有人乱扔的杂物和垃圾，总是热心地捡起来投进垃圾箱，久而久之，孔也夫子养成了一种医学上称为恋物癖的毛病。别人家扔掉的桌椅板凳、床架柜橱等废旧家具，甚至砖瓦木材、器皿花盆等等杂物，他都捡回来堆在一楼的院子里，也不卖、也不用，几年下来堆成了个小山。居委会出于防火和小区整洁管理考虑多次劝他处理掉，他反而和居委会干部吵架，小区最后决定对其进行强制清理，孔也夫子竟然把大部分垃圾搬进家里，把儿子一家人原来住的房间和书房甚至过道都堆得满满的，弄得家里无法进人。家里人给他买的衣服他从不穿，除了那身绿军装外，他穿的都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留下来的旧衣服，甚至是捡垃圾时捡来的别人扔掉的旧衣服。他经常给儿子、孙子和小区里的孩子们进行艰苦朴素的传统教育，甚至一看见院里出现有人穿奇装异服，便不客气地上前对其进行批评教育，为此他也没少受年轻人不客气的“反批评”，有些少年少女奚落他穿得破破烂烂、脏脏兮兮污染市容，甚至当面叫他孔乙己，还有甚者叫他破烂王、叫花子。后来孔也夫子就不敢冒然走上前去纠正那些“问题青年”了，多是远远地看着他们叹息，自言自语地念叨着，社会风气变坏了，年轻一代堕落了，这样下去如何得了？

这几年，孔也夫子明显见老了。他头发全白了，脸上的皱纹更多了，背越来越驼了，走路的步子也愈来愈慢了。他的睡眠也不好，常常失眠，让他操心、折磨他睡不着觉的事情太多了：他有好多课题要研究，原先确定的那几本书都还没有写完，眼神却越来越不好使，常常需要一手拿笔、一手拿着放大镜才能写东西；他的老伴是他的知音，过去他的最新研究成果总是第一个讲给老伴听，尽管老伴已经失聪多年，但总能心领神会地听他讲课，几年前老伴先他一步走了，没有人听他发表思想使他感到心里憋闷；儿子对他很孝顺，从不顶撞他，但他看得出了儿子没有接受他的思想，他希望儿子能够继承他的革命理想和政治信仰，然而令他感到失落的是，他发现儿子、儿媳甚至孙子都生活得没理想、没有社会责任感。孔也夫子是个心怀远大的人，他不会为个人的任何生活琐事烦心，他操心的都是事关国家发展、民族命运的大事。前几年，他曾几次给国家领导人写信，对国家的改革发展和政策制定提意见和建议，也不知道托付的人把自己的信转上去没有。没办法，他就是这么个人，吃的百姓饭，操的帝王心，生来忧国忧民，不管人家听不听他的意见，作为一个党员，他是有责任为国家的前途着想的。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管理各个方面，在他看来都面临着许多现实问题和困难，一想起这些问题就让他睡不着觉，他始终认为，不以毛主[xi]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为统领，就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些具体社会问题，也不可能把握好改革的正确方向。

每天早晨和傍晚，人们总能看到孔也夫子在小区花园里散步的孤独身影，身边总是跟着一条小黑狗。这是一条流浪狗，孔也夫子收养它已有三四年了，给它起名叫如意。如意对孔也夫子很忠实乖巧，不用栓项圈，老人走到哪里它总是跟到哪里，还常常像一个听话的孩子，安静地蹲在或趴在孔也夫子面前，眨着眼睛、摇着尾巴静静地听着老先生给它讲课。每逢这时，孔也夫子很是欣慰，他能从小如意的尾巴或是左右摇、或是上下摇知会到如意对他的思想是否赞同。“很好，很好，至少还有你愿意听我讲话”　。孔也夫子虽已暮年，却依然壮心不已，他深情地抚摸着黑狗如意说道，“假如你是啸天犬，我是二郎神，我们一定要把天庭给好好整肃整肃，妖魔鬼怪太多了。”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