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也夫子走了，在一个盛夏的黄昏，带着自己对社会现实的无奈和遗憾，带着自己执着甚至偏激的革命理想，带着深深的孤独感，他就这样地走了。在弥留之际，儿女子孙垂立在他的身边，他的两只手几次试图抬起来，想拿什么东西。儿子明白他的意思，连忙把昨天给他送到床前的刚出版的那本书放在他的一只手上，又把他的另一只手放在这一时期一直放在他的床边的一根擦得油光发亮的紫红色的枣木棍子上。他张着口，像是要大声呐喊的样子，但已经说不出话来，半睁着那双失神的眼睛，看着天花板，就这样地终止了他的思想，永远地走了。

儿子难过地说，“他的这本书，昨天要是不给他送来，他也许还能多活几天。这些天，他总是说想看到自己的新书出版。”　这本书去年就脱稿，书名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论》，他委托儿子一定要找个出版社出版。由于他的书中依然坚持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只能是公有制的计划经济，并且激烈地反对搞市场经济，因次，没有哪个出版社能够接受出版这样不合时宜的书。老人家发火了，“我都要死了，还怕什么？我总得给后人留下点什么。”　他把子女儿孙叫到跟前，拿出了自己多年积攒的存款存折交给儿子说：“我一生的工资和稿费就有这么多，不到二十万元。要不惜代价地帮我把这本书正式出版，自己花钱也要把书出版印刷出来，剩下的钱就算我留给你们的一点遗产了。”　今年年初，老人家生病了，住进医院以后多次催问儿子出书的事。老人的这个愿望，无论如何也要帮他实现。没办法，儿子最后托朋友在乡下找了一家乡镇印刷厂，花了一笔钱，编了一个假名出版社，还整了个像模像样的版权页，像真的一样，印了近百本。昨天总算拿到几本样书，便匆忙拿给老人一看。老人一看见自己的书，眼睛立刻有了光芒，病情立即出现回光返照。他还能断断续续地说话，他让儿子把医生、护士和护工都叫到床前，给他们讲自己的书。他说：“我在这本书中，解决了马克思和毛泽东提出而没有解决的理论问题，我的研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我把这本书留给世人，你们就会看到，历史总有一天会对我的理论贡献做出肯定的。”　孔老先生很兴奋，他的思想终于能够落成铅字而名存史册了，历史总会证明他的理论是正确的。新书的出版，激发了他仅存的生命力如礼花般灿烂地迸发出来，直到第二天上午，他还沉浸在喜悦之中，几次让守护在身边的护工给他念他的书中的文字。

孔也夫子临终时紧紧地抓在手上的那根棍子，也是他心中的一桩寄托。他早年出身贫苦，幼年就随着父亲逃过荒、要过饭，这根红枣木棍子就是当年他们父子走村串户乞讨要饭时用于防身的打狗棍。这根打狗棍子被孔也夫一直作为一件传家宝，前些年经常被他拿出来作为基本道具来给子女进行革命传统教育。据他所说，这根棍子跟随着他，抗日战争时期打过日本侵略者，解放战争时期打过国民党反动派。说他年轻时本来是要参加八路军和解放军的，但由于身体不太好被留在地方工作，从事地下斗争，北平解放时他就是受组织委托去做外围进步青年积极分子的组织工作的。建国以后，他虽然被组织派到高校深造，但他一直说是组织上为了给知识分子队伍参沙子、改造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队伍才委派他进入教育阵地的。因此，在建国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从镇压反革命，到三反五反、三大改造、批判胡风反党集团、大跃进、社教运动到反右斗争，孔也夫子总是作为历次运动的积极分子，高举打狗棍，走在斗争的最前列。文化革命中他虽受到了冲击，但他依然认为阶级斗争的基本路线没有错，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还要进行下去。记得还是在七八年之前，当时儿子一家还和自己住在一起，全家人给他过生日，他一高兴，又拿出了这件传家宝，那也是他最后一次给儿子、媳妇和小孙子进行革命传统教育。讲完他的革命斗争史，他把不到十岁的小孙子揽在怀里，语重心长地教导小孙子长大要做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可是没想到小孙子却坚决地说：“不！我要做科学家！”　他给小孙子解释说做科学家也没错，但必须首先是个革命事业的接班人。然而小孙子还是把爷爷让他玩的打狗棍还给了他，一本正经地对爷爷说着：“我不喜欢弄枪弄棍的，我要穿上白大褂、带着眼睛在实验室做试验，还要坐着宇宙飞船到太空中去做试验。”小孙子充满稚气的话，着实让他伤心不已，为这事他把儿子和媳妇狠狠批评了一顿，要他们对孩子要有正确的教育。两个多月之前，病床上的孔也夫子又想起了他的打狗棍，不顾医生的反对，他硬是要儿子用轮椅把他推回家，在他多年收集的杂物之中，翻箱倒柜地找到了那根棍子，把它带到了医院的病房里，每天都要拿在手上无限深情地抚摸着这根棍子。半月前，学校的院系书记来医院看望他，问他对组织上还有什么最后的要求。孔也夫子没提任何生活上的要求，只是要求组织上在他死后，把这根打狗棍，附上他早年的革命活动介绍，一起送给革命历史博物馆收藏和陈列。还是说道：“虽然现在讲和谐了，然而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打狗棍不能丢，不信你们就等着看，这打狗棍总有一天还会派上用场的。”

正如孔也夫子所说的，他的一生无保留地贡献给了革命事业，从来不会向国家、向组织索取什么。他一辈子节衣缩食，没有穿过一件像样的衣服，甚至一辈子没有进饭馆吃过几顿像样的饭菜。他虽说早年参加革命，但由于文革中受到冲击以及晚年的政治情绪，他从没要求组织上给他恢复革命干部的荣誉和待遇。作为离休干部，他的医疗费应该是全额报销的，但他平日里很少上医院看病拿药，有点头疼脑热的不舒服也常常硬抗，实在抗不过去了就让儿子胡乱搞点药服下了事。这次住进医院，他开始给医生提的要求是只服中药不吃西药，医生说不用西药没法治疗，他又提出只用国产的药，不许用进口的西药。他是个彻底的民族主义者，他说，我不能临死还去给西方和外国人做贡献。他，就是这样一位极其偏执的倔老头。刚进医院时，由于子女都要上班工作，没法守在病床前照顾他，决定给他雇个护工昼夜照看他，他一开始时坚决反对，说这是剥削，说自己是个彻底的无产阶级，一辈子从不会剥削他人。后来，他连吃饭和排泄都不能自理了，经过反复解释，护工也是无产阶级，不是雇佣关系，是出于阶级感情来照顾他，他总算接受了。后来，他和护工越谈越投机，一有精神，便给护工宣讲他的革命理论。护工很是乖巧，尽说些崇拜老先生的话，讨老人欢心。孔也夫子一高兴，还对儿女们说，“你们都受了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影响，就我和护工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者。他们这些护工，处在社会最底层，依然过着贫苦的日子，他们才是革命的依靠力量。”

孔也夫子终年八十多岁，他的生前友好多已谢世，退休多年，学校里已经没有几个认识他的教员和学生了。学校的院系两级领导和孔老先生的家人子女，举行了一个小型的告别仪式，为老先生送行。灵堂里的横幅上书写着孔也夫子生前自己拟好的两句盖棺论定的评语：沉痛悼念无产阶级革命战士、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孔也夫同志。孔老先生安详地躺在花丛中，身上覆盖着党旗，枕边摆放着他刚刚出版的那本新书。没有人致悼词，哀乐声中人们默默垂立致哀。当今之世，身后墓前能像武则天那样立块无字碑的人，非孔也夫子莫属了。在场的人心里都明白，很难写出一篇老人爱听的悼词,也很难对这样一位老人做出一个十分中肯的评价。最后时刻，老人的遗体要被送走了，依然没有一个人说话，最后还是老人生前十分疼爱的小孙子，如今的大学生，用90后的语言，给爷爷说了几句送别的话：“爷爷，你一路走好！到了那个世界，你就会见到马克思和毛泽东这样一些你所崇敬的革命导师，还会见到与您志同道合的革命战友们。革命者的集结号已经吹响，你们这一代人都会重新聚在一起，您永远不会再有孤独感了。爷爷，安息吧！”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