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藻，男，教授，生于1958年3月，1984年毕业于西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本科学历。中华全国美学学会会员、四川省作家协会、四川省电影家协会会员。现任四川文理学院中文系主任，巴渠文化研究所所长。主要著述有：《叩问意义之门——生命美学论纲》、《沉默的呐喊——贺享雍小说研究》、《中国新文学教学模式研究：现代性与审美性》（上、下册）等。先后主持了四川省教育厅2001年社会科学重点研究课题《巴山作家群研究》，达州市2002年社会科学“十五”规划课题《达州市文学创作与地方文化建设》，四川省教育厅2006年社会科学重点研究课题《张爱萍将军文艺创作研究》等课题研究。先后在《毛泽东思想研究》、《美与时代》、《当代文坛》、《天府新论》、《社会科学研究》、《文艺报》等刊物发表美学、哲学、文艺评论、文化研究、电影评论等学术论文，共六十余篇。曾获得“曾宪梓教育基金奖”，“四川省优秀教师”的称号，第五届四川文学奖等，被评为四川文理学院首届“教学名师”。

巴山腹地莽莽苍苍，渠江流水浩浩汤汤，闻名遐迩的“巴山作家群”在这饱经沧桑、钟灵毓秀的家园里诞生，成为当代中国文坛一道亮丽的风景。巴山作家群有一只叱咤风云的创作大军，他们早已扬名四海，在巴渠大地自信的微笑。与此同时出现在人们视野的还有一只优秀的理论研究队伍，他们站在巴山之巅，理性的审视着文苑的丰收。

2008年3月12日，笔者走访了著名的文艺评论家四川文理学院中文系主任范藻教授。

靳廷江：范教授您好。作为您的学生，我曾备受您的关怀。这些年无论身在何处，都不敢忘却师恩，一直铭记着您的教诲，倔强地和命运之神抗争。即便不能为您增光，也绝对不敢辱没师门。今天带着任务前来为您做专访，真是百感交集啊！这些年，您还记得我这个学生吗？

范藻：为人师者，最大的幸福莫过于看见自己的学生扬帆起航，我的视线永远关注着你们的航线。你们一帆风顺，我心花怒放、春光满面；你们遭遇风浪，我牵肠挂肚、寝食不安。我知道你才从广东回到故乡，也知道你近来的一些情况，无论如何，我对你充满信心，相信你一定会走好自己的人生之路。

靳廷江：感谢老师牵挂！最近我很迷茫，有时候居然觉得回到故乡才是真的开始了漂泊。在外的日子，虽然寄在他乡的篱下，而心却可以自由翱翔，在天地间张扬属于自己最真最善最美的个性，不必担心哪一阵风把我吹出设定好的轨迹。回到达州，却不得不为了生计顾虑重重，甚至背叛自己曾经引以为自豪的人格尊严。而骨子里的天性仍然在痛苦的挣扎，于是心就游离在无边的荒漠里，找不到归宿，总怕它在某个时候突然崩溃。还请老师指点迷津。

范藻：人，作为独立存在的生命个体，我们必须追寻和拥有自己的理想；但人总是生活在集体社会之中，因此我们又不得不面对现实。理想和现实有时候能够完美的统一，但更多时候却是一组矛盾。我们难免经历常人的喜怒哀乐和人生的跌宕起伏，有过顺境和逆境，有过成功和失败，有过进步和挫折，有过追求和放弃……如果你用出世的精神从事入世的事业，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漫观天边云卷云舒。你那么，就能悟透人生真谛，不被名利、声色、地位、财富等身外之物所惑，在这组矛盾中找到一个平衡点，消解所有的困惑。反之亦然。

靳廷江：可是我的困惑往往并不来自于自己，而来自外界的人和事。我是那种嫉恶如仇的人，见到不公平不合理的现象便忍不住挺身而出，因此得罪了许多人。我想，正是因为无求于名利，我才敢于如此正气凛然。

范藻：事实上，你的困惑仍然来自于自身。是的，你竭力在做一个英雄，试图扮演一个替天行道的侠客角色。但你在维护正义的过程中为什么会有受伤的感觉呢？那是因为，你的行事方法受到了质疑和抵制，使你自己也开始怀疑起自己。这种怀疑无疑是痛苦的，因为它没有明确的方向。我想，假若你将怀疑上升到自省的高度，也就能豁然开朗，不再迷茫。其实，你应该适当调整自己看待世界的视角，对别人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有所包容，多看他们的长处，多理解，甚至予以鼓励。这样，你自然能获得快乐。

靳廷江：老师所言极是！但那种包容是否会让我失去个性？

范藻：其实我谈的是一种做人的艺术。包容并非认同，我们允许别人的观点存在，但并非没有主见。就拿我自己来说吧，大家普遍认为我是一个为人随和而平易近人的人，难道这就说明我没有个性？我的个性并不是要和人针锋相对的辩论，也不是要一味的指责他人，而是把自己的观点体现在学术上，表现在不随大流的言行上，我的声音不会掩盖他人的声音，但他人也能听见我与众不同的声音。

靳廷江：这就使我想起老师的著作《沉默的呐喊——贺享雍小说研究》。四川大学文学院教授王世德先生说：“捧着范藻这沉甸甸的二十多万字的著作，我仿佛感到了他们在‘沉默的呐喊’，这既是性格内向的贺享雍以文学的方式向生活和命运发出的抗争声音，也是一度沉默的巴山文坛再一次吹响的冲锋号角，更是在中国地域文学和乡土作家的理论研究园地响起的沉实足音。”我想知道的是，老师您为什么要研究贺享雍的小说？是什么力量促使您去做这样一个常人看来枯燥无味的工作的？

范藻：巴山渠水地灵人杰，有着悠久的文学传统，古代的李白、元缜、李商隐在这里留下了传诵千古的诗篇，现代的张爱萍、魏传统、梁上泉从这里步入革命道路和登上文坛，而改革开放以来，享誉中国当代文苑的巴山作家群更是构成了巴山文坛厚重的历史和瞩目的成就。

综观新时期的巴山文学，理论和创作呈严重的不平衡状态，一段时间创作如火如荼，而理论门可罗雀，理论的滞后既严重地影响了创作的深化和提高，也难于形成较强的文学品牌意识和效应，这早已为有识之士所洞见。为了弥补这一不应有的缺失，我决定研究“巴山作家群”。贺享雍小说之研究只是我的研究内容的一部分。至于你所说的“枯燥”，我的确没有这种感觉，我觉得这个工作很新鲜，很轻松，很快乐。

靳廷江：有人说搞文学是件奢侈的事情。我们巴渠大地的经济发展相对滞后，为何文学创作却如此的繁荣呢？

范藻：一般而言，社会的发展常常是以牺牲人的感性活力和自然欲望为代价的，而艺术审美又恰恰是要高扬人的感性活力和自然欲望，于是地理位置相对封闭、经济状况相对落后地区的文艺却往往产生意想不到的繁荣局面。长期以来，现实的苦难积郁于胸，悲剧的体验如影随形，生存的压力变为生活的动力，生命“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他们——一群文弱书生，抗争而无力，反抗而无果，只得退守内心世界，移情于文学，寄情于笔墨，用日本文艺批评家浜田正秀的观点说，就是文学创作是“用语言来表现在现实的贫困面前所燃烧着的生命的神秘之火及其燃烧变化过程的艺术。

靳廷江：你研究巴山文学，即“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也就是说不但就事论事，而且就事论理，那么我想他们的创作一定超越自身、超越巴山、超越文学的意义吧？

范藻：是的，真正的文学研究在本质上发掘其中所蕴涵的生命美学意义。平心而论，巴山作家地处信息不灵、交通不便的僻壤之地，他们身居业余写作、远离中心的文坛边缘，他们中的多数人又没有受过正规的文学教育，也没有“哥们”提携的终南捷径可走，更找不到“高人”指点的旁门左道能进，但是，他们为什么能够持之以恒地坚守文坛、孜孜不倦地痴迷写作？这其中肯定隐藏着一个重大“秘密”等待我们去探寻——这就是超越生存、超越功利、超越文学本身如利剑穿空的“生命矢量”。它是一种在压抑与反压抑、限制与反限制、禁闭与反禁闭的矛盾运动过程中，将所有的生命能量聚合起来，犹如地下的岩浆喷涌而出的火山爆发，好似海底的洋流回旋而起的狂飙突进；它以追求真理、向往善良、热爱美好的人类生命的正向进化为目标，以文学为阵地、以笔杆为旗帜，向着理想的天地和自由的境界，发起一次又一次韧性的冲锋，从而使巴山文苑盛开出倔强的生命之花。

靳廷江：诚如斯言。巴山作家在苦难中坚守文人的本分，播洒文学的种子，捍卫文学的尊严，使巴山文苑百花齐放。可是，这种写作是否仅仅是一种个人行为？

范藻：也许是吧，就他们最初的创作本身而言，是漫漫人生道路反抗绝望一种挣扎，对文学发自生命的炽爱是鼓励他们走下去的恒久动力。我很赞同一位作家的说法：文学不是休闲、不是娱乐、甚至也不是兴趣爱好；文学不是荣誉、不是利益、不是敲门砖。文学是使命。“文死谏、武死战”。作家当以笔为旗，为民请命、匡正时弊、生命不息、战斗不止。伟大的作家是在为整个人类受苦受难，在这个过程中体味到战胜悲剧后的崇高和激扬生命时的伟大。

靳廷江：为了重振巴山文学，形成品牌优势，您曾经提出走“一二三的内含发展”之路的建议，可以详细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范藻：重振巴山文学，形成品牌优势，不仅仅是重现昔日的荣耀，更是寻找市场经济体制与地域文化内涵接轨的机制，也不仅仅是写几本书、出几个作家，更是用文学的方式展示达州市两个文明建设的丰硕成果。为此，我认为我们应强化一个组织职能，培养两支文学队伍，形成三级创作梯队，简言之，走“一二三的内含发展”之路。

一是，强化一个组织职能。能够统领达州市文学创作的无疑应该是市作家协会，培养文学新人，沟通文坛信息，交流创作经验，组织文学活动，发挥它应有的领导、枢纽和凝聚作用；定期和不定期的与企业、传媒、学校等联姻，举行笔会、征文活动，开放式办会，灵活性形式，有序化管理。如此让广大的专业和业余的作家有了归属感，产生责任感，激发使命感。

二是，培养两支文学队伍。比较而言，创作队伍和理论队伍的培养，后者的难度明显大于前者。重点说说理论队伍的建设，应该在有关部门的领导协调下，依托高校和文学团体有计划、有预见地用课题的形式和专题讨论的方式，推出文学新人，总结创作经验，评述文学创作，由感性而理性，由创作而理论，给予及时的指导和引导。

三是，形成三级创作梯队。第一梯队是五六十年代已有影响的巴山籍作家，学习他们对文学的执着精神，感受他们对人生的深刻理解，领受他们对艺术的独特风格；第二梯队是新时期崛起的巴山作家，这是巴山文坛的主力军和代表，发挥他们的典范效应和榜样力量，承上启下，再创辉煌。第三梯队是广大的文学爱好者，尤其是大中专学校的一大批缪斯崇拜者以及网络写手，他们是巴山文坛的希望所在，培养、发掘、鼓励比什么都重要。

靳廷江：现在，全国上下都在为建设和谐社会而努力。于是有人提出文学也要为“和谐文化”服务，请问老师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范藻：在2006年12月成都召开的“和谐文学建设与新世纪四川文学”的讨论会上，我提出了“和谐文学的冲突意识”，认为政治应该和谐，而文学则拒绝和谐的观点，引起与会者的极大兴趣。因为，体现一部充满着战争杀伐、政治阴谋、利益勾当、种族歧视、甚至还包括爱情痛苦和亲情分裂的人类文明历史就是一条寻找和谐之路的漫漫历程。那么，在人类文化以和谐作为自己终极理想的价值诉求中，这些不和谐的声音是怎样顽强地发出它沉重的叹息和悲壮的呐喊呢？这就是作家借文学艺术，“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物不平则鸣”。正如马尔库塞说的：“艺术不是既定政治机构美化其事业及苦难的女仆，倒会变成摧毁这一事业及苦难的技术。”因此，如果说政治维度的文化是以和谐为最高追求的话，那么审美维度的文学则是以冲突为理想诉求的。天然崇尚冲突、并且以悲为美的文学一旦真的为“和谐文化”服务了，它本身也就不“和谐”了，而这不“和谐”的文学又焉能为“和谐文化”歌功颂德呢，如果是，那一定是文学“工具论”的死灰复燃。

靳廷江：作家心目中的文学崇尚冲突，而政治家眼光中的文化追求和谐，反映出新世纪文学与文化内在矛盾之表现，就是拥有古老爱恨交加精神追求的文学和面临当今和谐社会构建的政治文化，二者之间应该如何协调平衡？

范藻：如果我们在“文学为人民服务，文学为社会主义服务”话语框架中来思考的话，那么，文学可以通过它讴歌真善美，抨击假恶丑，即在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的对比较量中，既高唱“正气歌”，又鞭打“丑八怪”，像鲁迅那样“揭出病苦，引起疗救者的注意。”通过暴露社会的不和谐达到社会的和谐，恰如杜勃罗留波夫说的：“文学，一向就是社会欲望第一个表达者，她把它们表现得要明白，她通过对于一切已经触到的问题严格而思虑周详的观察，来节制它们的力量。”通过文学审美精神的不和谐，来促进社会的和谐。

靳廷江：真是深得弟子之心啊！

范藻；我认为，在建设和谐文化的浩大工程中，文学是不应该、也无法做到“和谐”的，它应该是夜半起飞的猫头鹰而不是清晨歌吟的百灵鸟，它应该是牛虻似的古希腊智者苏格拉底，它应该是在“绝望中反抗”孤独的鲁迅，从而以自己的不和谐达到人类文化的终极和谐和政治文化的真正和谐。

靳廷江：感谢老师的精彩论述，仿佛再一次领略了你讲课的风采，谢谢您接受我的采访。有了您这样的评论家，我们的巴山作家群一定会再创辉煌。你的弟子我也会倍感荣耀。再见。

编辑：靳廷江（新华社记者）贾飞（学生，人民网校园通讯员）摄影：靳廷江。

后记：此次有幸和新华社的记者一起采访巴山文化名人，为《巴山作家群》这本书贡献力量感到很荣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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