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我与中国》第六章：

一

我在《霍瞎子》一文中曾写有农民得病后有钱的钱挡，冇得钱的命挡一句；在中国农村，农民得病无钱治的，只能拖：有的拖好了；有的长年累月的拖着；有的能治的病，且治的钱不多，也活活病死了（2002年年底寄稿中央后，中央在农村实行了医疗保险；后来寄的《成长》中说医疗保险不尽人意，《成长》到中央后，中央派了医疗巡视小组；后来官方在网络上也发起话题与民众议论了看病难不难贵不贵）。

以前，曾见邻居们得了病，忍着痛，最终因无钱治而病死了（具体人名、地址，写了几个在2002年年底寄中央的稿件里）。几岁时见邻居们病死，只能漠然或惊奇；十几岁时，有一次听邻居们说xx得病死了的事，说的是平平常常的说，说得也平平常常，但我听着，刻骨铭心。他们只说了几分钟，但我在那几分钟里，长大了。从那以后，我开始研究这个世界。研究社会与人性。

社会表面公，而实际上却是以私为主导。官方喜欢让人学雷锋，媒体也喜欢让人学雷锋，如果社会腐败，社会风气差，倡导人学雷锋，其实没什么意义。我细想过国家对雷锋的恩。雷锋是因遇到了那样的环境，才做了那么多的好人好事。如果他一直生活在恶霸地主家里，或说他一生都生活在旧社会，他就不可能做那些好人好事，可能会象骆驼祥子那样变坏，甚到会成为一个杀人犯。

一个人犯了罪，把这个罪犯捉到，该判死刑，判死刑后在医院里执行死刑，打一针，让这个罪犯舒舒服服地睡着死去：这似乎很人道，似乎还能证明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其实不是这样的，这罪犯只是个从犯，主犯是社会，可以说是最高统治机构。杀人偿命，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但有一日，我知道世界上只有少数的国家有死刑，多数的国家是没有死刑的，这令我很疑惑，难道穷凶极恶的魔鬼也不能判死刑么？接着我就想通了，主凶是社会，主凶是制造强盗的人，因此我在《<狂人日记>续》中写道：“便是强盗，侧面看去，也可原谅：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一生下来就立志要做强盗”。现在有个领导，见到这样的文章，便迫使博客管理员、版主们封杀，一旦刘晓民走上了一条不归路，他便充当了制造强盗的角色之一。

我研究社会，觉得首先必须要改善环境。而这环境的改善，主要责任在最高统治机构。学雷锋实在是只适合于小学生。学雷锋违反人性私，因而官方媒体让人学雷锋一直是徒劳，因而几十年来社会一直是以私为主导。正确的方式，对大人来说，是以私主导公：以权名利为动力，让作贡献的人得到它。

人性私的危害，可从百姓私与官员私二方面去看。百姓私，属鸡毛蒜皮，严重的，不过导致死几个人。对于百姓私，可以用《文学作品的推广与功用》去改善。官员私，严重的，就不得了了：小官可危害一方（如1960年前后河南信阳的商城惨案），大领导则可血流漂杵。因社会环境与体制的弊病，几乎是无官不私，因而官员普遍腐败。　

要改变这腐败的环境，便要反腐败。中国的腐败，不是某个地区，也不是某个部门，范围非常广，完全可以使人想起太平洋来。所以我个人反腐是“鸡蛋碰地球”；联合一些人反腐，对于我来说，实际上也行不通——万一行得通也不过是汇江河之水去淹太平洋。我在《成长》中曾说“专心于文学整整二十年，也就是相当于别人从事文学三四十年”，在这样久的时间里，当然也看了几本历史书，归纳的种种医国方法中，觉得只有一条行得通：既效仿王安石、吴起（虽然这二人都未善终）他们。但我又没他们的地位，所以只好将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反其道而行之，信寄省里无动静后便借众喉舌之手三稿中央，而达到王、吴目的。但大领导也可能要和谐、稳定而不折腾，因此我便继续第二步，在网上发了一些文章。

我在《<成长>续》中曾说：“对与别人有利益冲突的事，不能方方面面皆想己方，要将自己置身对方与旁观者的身份去看。因为这样看，看事就全面得多，解决问题也就容易得多。其实大大小小的事，都得从全方位去看。”对于国家，也应从多方面去看。文学只是其中的一方面。对于这一方面，我在《<成长>续》中曾说：“将以上稿件发布，是出于公益目的，是愿人类更好的完善自身。”说过的话便要算数：既然是公益目的，就不会让文章产生负面作用。所以我在网上发布《成长》后，（在官方抵制的情况下）观察了二个月才正式推广。从正式推广起，也一直是发二小时停四小时缓慢地传播（参见《成长的传播》），便于掌控。我一再说文学作品要益于当时与后世的人类，我一直是抱着这个目的写作品，至于发《写给管理员版主网友们》、《三次寄稿中央》、《初涉网络》之类的文章，是因我的作品一而再再而三遭到领导的抵制。其实凭过去我知道的事，网上已批露的事，将来（发生之后再报道）的事，以中国残缺不全的法律为依据，我完全可以长时间作这样的文章批评这些不合理的现象，但这于我个人，终归还是属策略，并非正道。我要成长下去，但并不想用这样的策略成长，因而这类文章并不准备多作。发《论坛上的不合理现象》、《写给中央委员……的公开信》这样文章，只是达到上段的意愿而已。但上段必须服从于本段的开头，所以这类文章现在还是暂时停写。

二

我不聪明，但知道学习。我觉得官员可向周恩来学，文人可向鲁迅学。因而我立志繁荣文学，开书店力图文学繁荣。书店开了几年后倒闭了。鲁迅最初是学医，后来才弃医从文，如果他前面有一个人可让他借鉴的话，他最初会选择文学。我有鲁迅可以借鉴，因而我不想用一技之长把自己安排得稳稳当当之后再来改行再来专心从事文学。因而我仍然坚持繁荣文学，重开书店。前面的话写出来很容易，但在现实生活中落实，就不那么容易了。这个时候颇矛盾。因为发觉自己的处境有点儿类似于巴尔扎克。与他不同的是，他是被环境逼的，我却可以选择另一条路。我最初学的是无线电维修，那个时候从事家电维修的相当少，五六年后本村才有第二个学修家电的，我那时修无线电无人竞争。所以我完全可以不走繁荣文学的路，任何一年里都可去蜘蛛网一样的电路图里遨游。走繁荣文学这条路，正如我当初所预见的那样，经济上比从事无线电维修的要差得多。但我不后悔，为此还写过一篇中篇《无悔人生》。书店终于再次倒闭，于是我又在网络上繁荣文学。

我写小说，最初的目的并不是为民为国，而是为了自己（记得在2002年年底寄与中央的信中，也曾坦率地说写小说的最初目的不是为国，而是为名）。但到了1997年，《<狂人日记>续》完稿后，思想上已有了改观，那时已知道名虽有益害处也不少，且百年之后，名就真的是名了。那时为名已不是排第一位了，排第一位的是为民为国。纲举目张，这思想上的改观，于我个人，意义非常大。这以后的作品，基本上全是以公益为目的了。

我觉得我到现在还未立志当强盗，是因《书碟目录1》。由我个人的亲身经历，也就觉得《书碟目录1》能促使更多的人择正道走。有个人在临死时说：“如果时光能够倒流，世上将有一半的人成为伟人”。时光虽然不能倒流，但《书碟目录1》却可弥补这一缺憾。因而十几年来我一直是耗费着自己的低微收入，克服自身与外部的双层阻力，坚持繁荣文学，尽量使世上多些伟人出来。

三

从发布《三次寄稿中央》时起，我又罗列了一些杂志社一些人的名字在网上。以前我并未打算将这些名字公布。要公布我在2003年就可向报刊杂志公布。我在2004年知道互联网能快速地传播信息，2004年及2004年以后的任何一年我都可以在网上公布这些名字。奥运会以前公布更是好时机，就是在2009年上半年的任何一月也可公布出来。然而我为什么现在要公布出来？一是因许多网站都写着禁止传播谣言不要诽谤他人等等版规，如果我不这样做，不少读者会相信那些版规而认为刘晓民在说谎；二是因我附在文章后面的作者简介一再遭到抵制。

我觉得我的作者简介中所说的事，任何一件，比起现在网络上流行的某些低俗内容来，都更值得传播。然而领导们不乐意，他们唯恐这些事传播，《初涉网络》便是证明。作者简介当初我并没打算刊，刊作者简介是因《成长》从2008年9月份起被一禁再禁长达二个月不能与多数读者见面，我才刊作者简介，为扩大《成长》的影响而推广《成长》。

《成长》我是要传播的，2009年3月31寄出的《成长》的结尾明说了，2009年6月18日寄出的《<成长>续》的结尾再一次明说了。《成长》之所以一定要传，原因之一是因我的第一篇长篇《血泪》（又名《血儿泪》，主要是写一个有着二儿一女的农民患病欠钱医而活活病死）毁了并发觉不能还原。能还原的只是提纲，而内容，要用几年的时间全部重写，重写出来的作品，虽可仍冠以《血泪》之名，但永远不是以前的《血泪》了。

四

因以前投稿一直遭到封杀（不涉及政治自己出钱还是能出版或发表），从2004年夏天（最后一次投稿是投由中国文艺杂志社、中国国际文学艺术家协会主办，北京华夏炎黄文学艺术研究中心承办的“金麦稻杯首届全球原创文学作品征文大奖赛）起，到2008年3月30日，沉默了几年。在这段时间里，未向任何报刊杂志出版社投过一个字的稿子，仅回复信件而已。除了写日记《成长》，另外未写过一个字的稿子（参阅《成长》第五部第四章）。

但现实实在是太腐败了。在2008年3月31日，便寄出了《成长》。

《成长》到中央后，虽中央立时进行了大规模的反腐败，但08年6月23还是收到了《成长》的退稿信，说明言论政策还是与以前一样——但08年6月22日胡锦涛还是在电视里说了：有话网上说。——我这几个月便在网上发表了一些文章。——但领导不喜欢。有的领导更是唯恐我的文章祸国，一发现我的新文章便迫不及待地加以打杀。领导要的社会主义好的文章，我又不肯作，因而决定在国庆节前（后）开始第二次沉默。这样我省得费神，这个领导也落得耳根清静。沉默一段时间，是看这个领导是否能够反省，如果还是不能悔悟，则只能看下一届领导了。下一届领导若还是这般束缚言论只要歌功颂德，则只能看下下一届领导了。就这样一直看下去，看十几届领导。十几届领导之后，则不是刘晓民的事了。因为那时候刘晓民已口齿不清，眼花耳聋，反应迟钝，不堪此任。

通联：湖南省汉寿县阳南塘街道知识书社。邮编415903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