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情

从我的记忆中，到我们窝子村教民办学校的老师，都安排住在村里最好的房子。

这是一栋“长五间”的房子。高二丈一尺八寸。有三面是“錾花”点点、青丝合缝的石墙。石墙上还留有不少枪眼。屋顶盖的是大小基本一样、整齐有致的石板。红板黑柱的木楼，还有雕花木栏。第一层屋的地面用青石板铺成。但这方方正正的青石地面，比镶院坝的石块要薄三分之二。好像与房盖板差不多。要进入这栋房子，得从前面走过三进三层的“大财门”，进入大院坝，再上小院坝，穿过一栋长七间瓦房的过道，再进入方石铺成的长院坝后，才能登堂入室。反霸时，这房子被用着普定五区办公大楼。本来，早先就有好几户“贫苦农民”搬进去住。但一听说要调给老师住，就自觉地服从村里的安排，搬到狭窄一些、差一些的其他房子去住。甚至到临时搭建的茅屋去住。

解放初，窝子村的子弟，要上小学一年级都得到四五公里远的陈家寨。实行农业合作社后，才由村里修建了两栋只有一层的教学楼。楼与楼之间有一个操场。北楼左边还有一块方方正正的屋基地，用作老师自食其力的菜园。

上世纪七十年代，我上学的时候，开始仅有一位老师上课。后来，年级增多了，又增加一位老师。两位老师都是跟班上复式课。“高班”读完小学五年级的学生，有条件的人家，就到陈家寨或到县城读初中。直到后来有戴帽中学为止。

记得那时给民办老师的报酬，除了国家有很少的经费和“工资”补助外，主要是由受教学生按人头交“学粮”。好像是每个学年每个学生30斤粮，苞谷、稻米各一半。绝大多数人家给老师的苞谷都是“提子”苞谷，个头大、颗粒饱满；而米呢，都是经过筛选的红米，一颗像一颗的。似乎不这样就对不起老师烧。虽然那个时候，很多人家，连温饱问题都没解决。但给老师的粮，不但要选好的，而且称的时候，称杆不压翘起来心还不肯！至今我记得我的启蒙老师对我父亲说过：“你们现在恼火（日子难过），称够就行。更何况你们不吃都要拣好的给我！”

那时，做不来的作业去问老师，老师总是微笑着认真而细心地讲解，直到我们听懂为止。我们一旦明白了，他就会高兴地表扬一下，给我们小小的心里，增添了说不出的生机。而老师，不因大多数学生父母目不识丁，就混日子。不要说吹“预备铃”（用哨声代铃）的时间准确无误，备课、上课、改作业都很认真。每道题，对的打勾，打得一丝不苟；不对的，他一笔一画地改在一边，让学生一目了然。而且只是象征性地打一个小小的x。看得懂的家长与看不懂的家长在一起摆到老师的认真负责，都会引起由衷敬意。就算拿不出什么好东西表示这份心意，自留地里的嫩苞谷都要拿几个，毛豆也要送一把，洋芋也要选几个大的送去。遇上端午、中秋，能做点好吃的人家，觉得还勉强拿得出手的，都要送点过去。入秋以后，茅草菌、鸡枞菌，谁的家长找到后，首先想到的是要送点给老师尝。

晚上，老师在备课、改作业之余，还会打着电筒，到学生家走访。那时，村里上学的人，没超过三十个，住得比较集中。每到一家，老师理解农民的处境，很随便坐下。多数家长却很惶惑，总觉得自己家中的环境卫生对不起老师。

火煤炭由生产队开工分派人用人力鸡公车推或用马驮。而老师为此会煮上一碗在当时来说很奢侈的面条，并打上两个荷包蛋，放好油盐，以示感谢。这往往让运煤的人连说话都咯咯顿顿的脸红。用桶似的可移动的土沙火的老师，晚上早早的就拌稀煤把火盖了，以节约用煤。

专为老师留着的那块菜园里，常有主动前往的学生家长在那里犁地、薅地、泼大粪的身影。虽然村里为老师备有锄头、粪桶大多数人家、粪当（舀粪便用的木圆形长柄器具）之类的工具，但只要看到老师在菜园里，就会有人主动上前帮忙。

想起年少时的这些师情往事，心里有一种难舍的怀恋。

那时，不论是老师还是学生家长，生活都很不容易的时候，学生家长们对老师的那份敬重的真诚与朴实，老师教书育人的那份责任、那份情怀、那种精神，像烙印在心底似的那样令人难忘。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