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那是发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的事情。那一年，我小学刚刚毕业。正当我接到县里第一中学录取通知书，准备暑假后去上中学的时候，那场史无前例的“文革”风暴吹到了我们那个离北京只有二百多公里的小县城。于是，县城里的中小学先后停课了。中学里，学生们开始成立红卫兵组织，造反，闹革命。小学里，老师们也都参加了“大革命”，学生们全都无限期放假。而我们这批刚刚毕业的小学生，则成了上不上、下不下，中小学都不要的“学校弃儿”、“无业游童”，只能整天呆在家里，无限期的等待。家里大人们每天上班去，哥哥姐姐们或是上班，或是在学校里闹革命，没有功夫管我们。于是，我们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在家里，白天只要家长们一走，便跑出家门，找邻居孩子或同校同班的学生聚在一起玩。当然，我们那时玩的内容也很单调乏味，不外是在胡同里玩石子棋，弹玻璃球，推铁环，砸口袋等。或是到城外河边、山上去游水，钓鱼，爬山，逮蝈蝈，或到地里去抓鸟儿。遇上阴雨天，哪儿也出不去，我们就聚到大院门洞里在一起闲聊，扯淡玩儿。

很快，一个暑假就过去了。但是我们上学的消息却依旧杳无音信。因为那时的文革运动更加深入，更加声势浩大了。不但各学校里一片混乱，各个机关、厂矿、企业、商店也基本停止了正常工作和生产，打乱了正常秩序，连街道居民、家庭妇女们也都卷入了那场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中。而我们这些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无业游童”，既没有学上，也没有事儿做。但家长们却开始严格控制我们外出玩耍了，因为他们很怕我们在外面惹出什么意外的祸端来。同时，也怕我们跟着那些中学生卷入那场日益疯狂的所谓“大革命”中去。这样一来，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枯燥无聊了。每天在家里闷着，对于我们那个年龄的孩子，简直就是一种惩罚。这后来，记不清是哪个孩子出的主意，那就是逮蛐蛐，养蛐蛐，斗蛐蛐。他的这个主意，着实让我们后来欢乐了一阵子，也学到了不少关于蛐蛐的知识，尝到了捉蛐蛐、养蛐蛐、斗蛐蛐的乐趣。但谁也没想到，这也给我们带来了久久难忘的伤痛和懊悔。

二

那时的小城里基本上全是住了多年的老平房，环境卫生也很差。街道边，胡同里，到处有荒草、水洼、垃圾。城外的河边、农田里，杂草丛生，野水漫流，碎砖乱瓦、荒坟野塚到处可见。夏末初秋的时节，正是蛐蛐长成之时。一到夜晚，这里那里的蛐蛐声，此起彼伏，彻夜不断。但过去我们只是听它们的叫声，从没有谁想过养蛐蛐，玩蛐蛐。那个动意养蛐蛐的孩子自己也没有养过，玩过，只是看了几本描写斗蟋蟀的故事书，便突发奇想，想体会一下玩蛐蛐斗蟋蟀的乐趣。那天晚上我们在一起聚群时，他把这个想法和我们一说，再加上他把故事书里从古到今斗蛐蛐的情形讲得活灵活现，生动有趣，我们自然人人心动，恨不得马上捉几只蛐蛐，当场就让它们斗起来。

第二天晚上，我们便三三两两结成一伙，拿了各色的瓶子、罐子，到胡同里，院墙边，墙角下去捉蛐蛐。那时的蛐蛐很多，也很好捉，只一个晚上，我们便每人都捉到了十好几只各种不同的蛐蛐。然后，从家里找出各种各样的瓷罐瓦罐，挑了自己看着好的蛐蛐放进去，又给它们放进米粒儿和菜叶儿，把它们精心地养起来。

然而，过了几天后，我们把各自养的蛐蛐拿出来，放到一个很大的瓷盆里，想让它们斗架时，却发现它们根本不想斗，而是拼命地在盆子里乱蹦乱跳，一心想逃出去。当时，我们甚至曾经怀疑过，那种好斗的蛐蛐是不是只在古代才有或只在南方才有。

三

后来，还是那个孩子又把我们找到一起，他对我们说，我们胡同里有个姓贺的老爷子懂得怎么养蛐蛐斗蛐蛐，我们可以找贺老爷子去问问。

说到贺老爷子，我们胡同里的孩子们都有一种生疏感和神秘感。别看我们在这个胡同里也都住了有几年了，各家的大人我们都很熟悉，但对这位贺老爷子，却真的不太了解。因为他家住在胡同里最东北角上的一个单独小院里。平时他家的小院总是关着门，他家又没有和我们一般大的孩子，我们根本就没进过那个小院。那老爷子平时也很少出来，偶尔上街买东西时出来一次，路上也很少和别人说话，更不用说和我们小孩子说话了。我那时在街上倒是见过老爷子几次，记得老爷子是高高的个子，胖胖的身子，圆圆的脑袋，光光的头顶，黑黑的脸庞，大大的眼睛，成年穿着一身黑色的衣服。记得那时他已有六十多岁。听大人们说，老爷子家里原本是小城里的大户人家，解放前家道还很兴盛，后来就逐渐衰落了。老爷子全家四口人，二女儿已经结婚，在乡下中学教书，女婿在外地工作。大女儿却没出嫁，在县里一个机关工作。大儿子也在外地工作，只有小儿子还在县里上中学。老爷子的老伴自打二女儿结婚后，就一直跟着女儿在学校住，城里这个家中就剩下老爷子和大女儿小儿子在一起生活。平时，大女儿和小儿子去上班和上学，家里只剩老爷子一个人。他除了每天上街买菜和在家做饭外，什么事情也没有。那个时代，连收音机都很少，更别说电视了。因此，老爷子总是一个人坐在院子里，默默地呆着，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因为我家的房子紧挨着他家门口，有时我看到他一个人在院子里时，就禁不住推门进去看看。那个小院很宽敞，除了坐北向南五间正房外，院子里什么别的建筑也没有。小院的中间是一条青石板铺成的甬道，从门口直通到正房门前。甬道西面空地上摆了一个石桌，放着几只瓷墩和两只木椅。东面空地上种了一大片各种各样的草花，象什么茉莉花、芍药花、鸡冠花、串红、百合等。小院里收拾的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我去他院里玩，老爷子其实很高兴。但老爷子却始终不肯多说话，除了问问我上学的事儿，从不问别的事情。谁知这次我们去问他养蛐蛐、斗蛐蛐的事儿，却使老爷子非常兴奋，不但亲自看了我们养的蛐蛐，还不急不慌的给我们讲了半天有关养蛐蛐斗蛐蛐的故事，并且亲口提出了也给他捉几只蛐蛐养的事儿。

后来，我们按照贺老爷子说的，重新到野外去捉了几只蛐蛐。记得还有几个胆儿大的孩子，晚上结伴儿到城外坟堆里去捉了几只。据老爷子说，那种地方的蛐蛐，常年在阴暗中独自生活惯了，最容不得别的蛐蛐进入它的领地，倘若别的蛐蛐试图进入，那是必有一场恶战，最终，战胜者占领那个巢穴，战败者只能落荒而走，另寻巢穴和伴侣。果然，有几个孩子从那些地方捉来了的蛐蛐，看上去比我们从院子里和城墙边捉的蛐蛐勇猛的多。

因为蛐蛐，那些日子里，我们到贺老爷子小院去的多了起来。慢慢地我们对老爷子有了新的认识，也有了新的好感。别看平时老爷子不大爱和别人说话，和我们也不爱说什么，但是一说到蛐蛐，老爷子神情就明显兴奋起来，和我们说话也多了。老爷子告诉我们，他家祖籍在北京近郊。在他小的时候，他的爷爷、父亲都爱养蛐蛐，斗蛐蛐。那时，他家里养蛐蛐的罐子都是专门从蛐蛐市场上买来的，有瓷的和陶的，还有用专门配的混合土烧成的泥罐，而且最好的是泥罐。因为泥罐保温保湿，适合蛐蛐生活在里面。好的泥罐口儿大，膛儿深，壁厚，上面还有盖子。可惜因为不好保存，现在早就没有了，只剩下几个瓷罐。要养好蛐蛐，光有罐还不行，还要会养。过去他的爷爷、父亲养蛐蛐，罐里还要放专门的水槽和过笼儿，为的是让蛐蛐在罐儿里分出里外住的地方，因为蛐蛐喜欢在暗处呆着，平时在过笼的里面呆着，到了吃食喝水时，它会从过笼那面爬出来，到这边来觅食喝水。如果是新长大的蛐蛐，在让它斗架之前，还得先让它和母蛐蛐在罐子里住上一段。不然，它就不会和别的蛐蛐斗，但因为什么老爷子那时没和我们说。后来我们知道了，那是为了保护和争夺配偶。这几乎是所有雄性动物的一种本能。

在贺老爷子的引导下，我们很快都选出了自己捉的好蛐蛐，并且找来了各式各样的蛐蛐罐，精心地养起来。其实，虽说挑选，因为我们捉来的蛐蛐大体上都差不多，只不过是看着体型好点，须子长点，究竟能不能斗，会不会斗，不经过实战是不知道的。因此，那段日子里，我们几乎天天跑去问老爷子，能不能让蛐蛐们斗一场。老爷子总是看看我们的蛐蛐，拿一根龙须草试着拨弄几下，看看它们的反映，然后劝我们别着急，再多养上几天后看。

又过了一些日子后，经过老爷子一只一只的摆弄查看，老爷子终于告诉我们，可以让蛐蛐们斗一场了。这使我们非常高兴。我们很快商量好了斗蛐蛐的时间和地点。原来我们想在哪家大院的门洞里，可又觉得那儿白天会有人过来过去的，肯定玩不好。后来，我们去和贺老爷子商量，老爷子大概是不愿让人看到他和我们这帮孩子在一起玩，不同意到外面去斗。但他又不愿放弃和我们斗蛐蛐的机会，于是同意我们到他家的小院里去斗。但他要求我们不许向外人和家长说，不许在小院里大声吵闹。不管是谁的蛐蛐斗输了，好好服输，不许闹事儿。我们自然是一一答应了。最后，老爷子一高兴，还答应给我们找一个斗蛐蛐的好赛盆，还说那是他家祖传下来的唯一一件养蛐蛐的家什。

四

记得我们斗蛐蛐那天恰好是白露节气。那时我们是不大懂节气的。但贺老爷子却懂。他对我们说，早先北京人斗蛐蛐讲究节气。从白露到秋分，再到寒露，正是秋天三个节气，在这三个节气斗蛐蛐，过去北京人叫做“勇斗三秋”。这段时间正是蛐蛐体力强，斗劲大的时候。

那天早饭后，各家的大人们都去上班或上学了。我们那些养蛐蛐的孩子每人拿着个破书包，里面装着蛐蛐罐，三三两两的走进了贺老爷子的小院。贺老爷子那天早早就把院子打扫干净了，他自己还换了一身干净的衣服，下身是一条黑裤子，上身是一件白大褂，脸上还戴了一副老花镜。等我们都到了以后，老爷子从屋子里拿出了一个青花瓷的盆子，那就是他家祖传的蛐蛐斗盆。我们那时并不知道那东西有什么珍贵之处，只觉得比我们自己找的瓦盆好看得多。接着又拿出了他自己养的两只蛐蛐。他先把一只蛐蛐放进青花瓷斗盆里，让那只蛐蛐在盆子里熟悉一下。我们看见，那只蛐蛐个头并不很大，但体型很好，头上的触须很长很全，尾须也很对称，齐全，特别是两条大腿看上去很粗壮有力，让人感到一定是只能征善战的蛐蛐。那只蛐蛐在盆子里转了几圈，用他那两只长长的触须把盆子里到处都触了一遍，随后就很安定地呆在斗盆一角，显出一副很满意的样子，似乎在说：“嗯，这里还不错，可以做我的新家。”

第一只上场参战的是我养的一只蛐蛐。记得当时我小心翼翼地把蛐蛐倒进斗盆里后，带着一种很没把握的神情，蹲在一边，看着两只蛐蛐的反映。我们大家都屏住呼吸，围在斗盆外边，谁都不敢大声说话，唯恐惊动了蛐蛐，影响了它们争斗。我那只蛐蛐看上去和老爷子那只没多大区别，只是颜色上稍微浅了一点。这倒让我们容易分辨哪只是我的，哪只是老爷子的。看来我那只可能是因为后放进去的，对盆子里的情况感到生疏，进去后显得有点胆怯，两根触须颤颤巍巍地向前探着，顺着盆子边慢慢地爬着。而老爷子那只蛐蛐，则显得有点霸气。看到那只后来的蛐蛐，顿时警觉起来了。两根触须伸的直直的，两条后腿也支立起来了，好像随时都要向后来的蛐蛐发起进攻似的。但我那只蛐蛐顺着盆子内沿走了一圈后，似乎胆子大了起来，神态比刚刚进来时安定了许多。那样子，似乎也已看上了那个地方，要在那儿安个新家似的。这下子可惹恼了贺老爷子那只蛐蛐。只见那只蛐蛐迎着我那只正面走了几步，用它那长长的触须在那只蛐蛐面前扫了两下，接着，又支起后腿，张开两翅，“嘟嘟嘟嘟”地冲着我那只蛐蛐叫了两声，似乎在说：“这地方是我的了，你来干什么？”谁知我那只蛐蛐并不理睬它，又顺着盆子内沿走了几步，还用自己的触须在下放进去那只蛐蛐身上扫了扫，似乎在说：“我看这地方不错，我也要在这儿安个家”。这时，贺老爷子看出两只蛐蛐都有敌意了，就把手里早就拿好的一根龙须草伸进盆子，分别在两只蛐蛐的尾须上拨弄了几下。果然，两只蛐蛐正互相对峙着，忽然受到刺激，马上愤怒起来。老爷子那只蛐蛐首先发难，一下子就冲到我那只面前，张开两颗大牙就向那只蛐蛐身上咬去！我那只也不示弱，马上调转身子，迎着老爷子那只蛐蛐冲了上去，而且也“嘟嘟嘟嘟“地叫了两声，似乎在喊：“干什么？想干仗咋地？谁怕谁呀？”接下来就是一场恶战。记得当时两只蛐蛐甩开大牙，蹬腿鼓翅，你冲一下，我冲一下，很快就纠缠在一起了。一会儿是老爷子那只冲过去，狠狠地给了我那只一口，一会儿是我那只向后退几步，又猛地一下冲过去，给了老爷子那只一口。那次可让我们真正开了眼界，大家忍不住向看球赛一样，小声地为蛐蛐叫起好来。这个喊着“大黑的，快咬呀”，那个嚷着：“大板牙，上啊，上啊！”。后来，贺老爷子那只蛐蛐猛地向上一扑，一口咬住了我那只蛐蛐的大腿，紧接着又猛地一跳，竟然把我那只蛐蛐的一条大腿给扯了下来！

后来，老爷子的蛐蛐又接连战胜了我们那群孩子养的好几只蛐蛐，而且都是只需几个回合就见分晓。事后，我们问老爷子他那两只蛐蛐为什么那么厉害时，老爷子得意地笑着告诉我们，一是他的蛐蛐选的好，二是他的蛐蛐养的熟。而我们养的蛐蛐都不够熟。他还告诉我们在喂养的时候，一定不要一天打开罐子看几次，蛐蛐受的打扰太多，产生不了在野地里生活的感觉，自然就不能斗了。

五

那次斗蛐蛐之后，我们又重新挑选了一遍自己养的蛐蛐，看着体型好的，单独放在一个僻静的地方养起来。看着不好的，就统统放掉了。为了找到更好的，我们又接连几天到城外去捉蛐蛐。参加我们那个捉蛐蛐养蛐蛐的队伍也从我们院子和对门院子里十几个孩子增加到整条胡同里各家各户的孩子。其他院子的孩子们，无缘到贺老爷子家里去讨教，就自己养，自己玩，或者和本院的孩子玩。而我们几个最早养蛐蛐并且玩过斗蛐蛐的孩子，那时俨然就是胡同里玩蛐蛐的老手。别院孩子们捉到了看着好的蛐蛐，总是想方设法让我们去给看一看，鉴定鉴定。一时间，胡同里各家各户的孩子们，象现在孩子们养宠物一样，都把养蛐蛐当成了最好的爱好和游戏。

后来，我们在城西一片乱葬岗子里，捉到了几只看起来很不错的蛐蛐。当时我们把其中两只脑袋圆，脖子粗，腿毛长，门牙大的蛐蛐分别像书上说的那样，叫做“黑头元帅”和“大牙将军”，准备好好养上几天后，再和老爷子那两只蛐蛐比个高低。那次，我们几个还悄悄地做了约定，事先谁也不准暴露秘密，不能让老爷子知道。到时候，给他来个突然袭击，看老爷子还得意不得意！他要是想要我们的蛐蛐，就让他给我们找几个好的蛐蛐罐儿来换。

但是，事情突然间就发生了惊人的变化。

记得那是一个星期天的上午，我们刚刚吃完早饭，就听到胡同里一阵乱哄哄的喊声和脚步声，从城里大街上直奔我们胡同而来。我们几个孩子急忙跑出去看，却见一大群不知哪个学校的红卫兵学生和十几个我们街道上的大人（也都带着红卫兵袖章），打着两面“xxx造反兵团”、“xxxx战斗队”的旗子，一边走一边喊着“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破四旧，立四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口号，直奔贺老爷子家的独门小院而去。当时我们跟着那一大群人挤进小院里，看见那群人里有个带着红袖章的学生和一个街道上的大人朝着正不知怎么回事而迎出来的贺老爷子和他的二女儿、小儿子喊着什么，后来就上去几个红卫兵学生，揪住贺老爷子的衣领向外推。贺老爷子的女儿和儿子刚想上前说话，就被街道上那个人伸手拦住，并且厉声地喊了几句什么，大意是根据革命群众揭发，老爷子过去是满清贵族家庭，解放前为逃避斗争，带着儿女跑到这里买房置业，当了小业主。解放后，政府改造了他家房产，他表面上接受，心里不服。这次他教我们玩蛐蛐，是向少年儿童传输资产阶级享乐思想，毒害革命接班人。今天，造反派要对他进行批判。而后就把老爷子带走了。其他人闯进贺家，搜出了老爷子家里几个五彩瓷的蛐蛐罐儿和青花瓷的蛐蛐斗盆，还有一对清代瓷瓶，连同院子里的几个瓷墩一道，搬到胡同大街上，砸了个粉碎。

那天上午，街道上的革命造反组织和学校里的红卫兵组织在我们胡同联合召开了对贺老爷子的批斗会。会上，贺老爷子被戴上了“封建势力残余”、　“反动腐朽思想教唆犯”的牌子，批斗后又被押着游街半天，直到过午，才放回家里，但被勒令每天晚上去参加街道组织的对“四类分子”（当时社会上把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成为“四类分子”）监督改造学习。

那天晚上，贺老爷子因为无辜被斗，又气又累，血压增高，在被人传唤到造反派举办的“四类分子”学习班学习时，突发脑溢血，送到小城医院抢救无效，第二天就去世了。

第二天，我们胡同里所有养蛐蛐的孩子，在家里大人的恫吓下，都把蛐蛐放掉了，并把养蛐蛐的家伙也都扔掉了。

给老爷子办丧事那天，我们那些养蛐蛐的孩子们，不顾家里大人的反对和恫吓，象老爷子的后辈一样，都默不作声地跟在送葬队伍后面，直到把老爷子的棺木送出胡同，送出大街，送到城外一块坟地里。

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养过蛐蛐。但每当听到蛐蛐的叫声，想起那年养蛐蛐的事儿，心里总是感到有一种伤痛、懊悔的感觉。虽然我知道，那是一个时代造成的悲剧。蛐蛐无过，我们那些孩子也无过。但老人毕竟是含冤而去的，而且毕竟是因为和我们玩蛐蛐才惹祸上身的，我们又怎能不伤痛、懊悔呢？

注：本文原为去年我所写小说《小虫蛐蛐》一文，当时我根据自己的经历将其写成小说，加了一些细节，现在看来显得过于杂乱，篇幅也太长。这次特意改回来，列入儿时生活琐忆系列。

2009年8月21日—9月5日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