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来到状元楼前，我总会生出许多的思与想。在淮安，状元楼之名，是因状元沈坤而来。

沈坤，淮安河下镇人，字柏生，一字伯载，号十洲，是淮安历史上的第一个状元。他家祖籍昆山，来淮已几代。他的曾祖父叫沈澄，祖父叫沈蕙，父亲叫沈炜。

沈坤一生中最大的业绩不是读书做官，不是中状元、做翰林，而是抗倭。

倭寇之患从元末明初开始。朱元璋建立明朝的时候，日本正处于封建割据的南北朝时代。早在元顺帝至元二年（1336年），日本打进京都的足利尊氏废黜了后醍醐天皇，另立天皇，自任征夷大将军，设幕府于京都。后醍醐天皇南逃吉野，建立朝廷，史称南朝，在京都的朝廷被称为北朝。后醍醐天皇为了恢复王权，推翻幕府，派他的儿子在九州设征西府。除了南、北两个朝廷外，还有许多割据势力。他们掠夺财富，除互相争战之外，还常常支持和勾结海盗商人骚扰和掳掠中国沿海地区。

朱元璋即位后，连续派使者到日本，以恢复两国关系，更重要的是为了消弥倭患。但由于日本处于分裂对抗状态，几次派使都毫无结果，倭寇侵扰日渐繁复。北起山东，南到福建，到处受到劫掠。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北朝统一日本。南朝的武士、失意政客和浪人失去了依托，于是流落海上，盘踞海岛，形成了一股不小的力量，不时侵扰中国沿海，造成洪武末年日渐炽盛的倭患……

至嘉靖时期，随着东南沿海一带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沿海一带私人经营的海上贸易也十分活跃。一些海商大贾、浙闽大姓为了牟取暴利，不顾朝廷的海禁命令，和“番舶夷商”相互贩卖货物，他们成群分党，形成海上武装走私集团，有的甚至亡命海外，勾结日本各岛的倭寇，于沿海劫掠。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明朝派朱绔巡抚浙江，兼提督福建军务，朱绔到任后，封锁海面，击杀了通倭的李光头等96人。朱绔的海禁触犯了通倭的官僚、豪富的利益，他们指使在朝的官僚攻击朱绔擅杀，结果朱绔被迫自杀。从此，罢巡视大臣不设，朝中朝外，不敢再提海禁之事。倭寇更加猖獗起来。

我想，这是内鬼在作祟。内鬼者，经济间谍也，自古至今从未断绝。最近的力拓间谍案就是例证。

当时的淮安，建制为府，辖九县、二州。它东西扼黄淮入海之要冲，南北据运河漕运之中枢。大学士丘浚过淮安时曾作了一首“十里朱旗两岸舟，夜深歌舞几曾休。扬州千载繁华景，移在西湖嘴上头。”的诗，可想当年这儿是何等繁荣热闹了。当然，繁荣之地必然成为倭寇抢掠的首选目标。

倭寇闹得最凶的是沈坤在家丁母忧的那几年。嘉靖三十四年五月，倭寇由日照南来，经赣榆、沭阳、桃源，至清河，“流害千里，杀戳千余。”三十五年秋，沈坤刚到家，倭寇就在瓜洲焚烧了一批漕运的官船。第二年春天，倭寇又从如皋、海门上来，抢掠南通、扬州、高邮、宝应、淮安。倭警不断，偏又不断闹水灾，淮安人民极端困苦。淮安当时驻扎着淮安、大河两个卫(邳州卫、宽河卫已调驻邳州和辽东)，淮安卫七个千户所，大河卫五个，按编制兵力应有一万三千余人。而且还有镇守淮安的总兵、参将，军事力量算得是雄厚的，抵御这些小股倭寇，应该说是绰绰有余的。但因为政治腐败，又缺少应有的训练，这些官兵根本不能打仗，临阵一触即溃。本来漕运总督兼淮安、风阳、庐州、扬州四府巡抚，这里发生军事问题，照例须领兵打仗。由于倭警，为了保证漕运畅通，漕运总督根本顾不上巡抚地方，更谈不上组织抗倭了。因此，朝廷又单设淮安巡抚，指派李遂来淮任职，专门进行抗倭。李遂虽善于用兵，但也经常失利，这使淮安人民失望，人们希望能有一位英雄率领一支神兵来救国安民。

面对这一现实，沈坤十分感慨，他既痛恨官兵之腐败无能，又无限同情家乡人民所遭受的灾苦。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他感到这正是为国家为民族出力的时候。在他安葬了父母以后，就毅然决定，拿出他家全部积蓄，变卖了家产，树起抗倭大旗。他招募了一千多名青壮年，亲自组织训练成一支英勇善战的抗倭乡兵。因为打仗时“官兵且却”，而他则“亲当矢石”，上行下效，将兵勇猛，屡打胜仗，人们便亲切地称他的军队为“状元兵”。

嘉靖三十八年(1559)四月，倭寇由吴淞流窜南通狼山，北犯山阳马逻(今苏咀镇境内)，直至郡城东之樱桃园(在今城东乡境内)，惨杀军民无算。内有一酋。身长九尺，头大如瓮，手挥双刀，骁勇异常，官兵大河卫萧指挥，苏千户与之作战，皆败死阵前。后来状元兵增援上来，终于打退倭寇。其中有一支倭寇向淮安城西逃走，沈坤率状元兵紧追不放，一直追到金牛墩，终于将这股倭寇消灭。倭寇退据庙湾，复又问淮安窜犯，淮安全城官兵、百姓都非常恐慌，所有城门都日夜关闭。当时李遂的人马有五万七千余人，分成十七个大营，李遂的儿子李材也在军营中，另募兵勇三千，加上沈坤的状元兵，兵力是很强大的。只是官兵庸碌无能，临阵着慌，所以不容易打胜仗。沈坤提出一个建议，倭寇由东面来犯，必从姚家荡(今顺河乡境内>经过，我们可以在那里打一个伏击战，定能一举全歼倭寇，巡抚李遂很赞成这个意见，立即与沈坤研究作战计划，分兵悄悄地埋仗于姚家荡的各个隘口，形成一个很大的口袋阵。四月十九，倭寇果进入姚家荡仗击圈，从寅时战到申、酉时，斩杀倭寇四百七十八人。倭寇退到姚庄，我军纵火焚庄，又杀贼二百七十余人。倭寇又逃往陈庄，复追赶斩杀七十四人，余倭退守庙湾而去。海道副使刘景韶督兵追击，水陆兵四百环攻庙湾，通政使唐顺之参加督战。李遂又留下胡宗宪召募的山东兵二千五百人参战，几方面的人马合围作战，终于在五月廿四日夜全歼余倭，北方倭寇从此平定下来了。

妖怪捧出武器炫耀：“这是文曲星的翻天覆地生花笔，俗称刀笔是也。”悟空听罢落荒而逃……这是《西游记》中的一段。刀笔者，阴险小人也。神通广大的孙悟空怕刀笔，是因为沈坤的命送在刀笔上。

抗倭一结束，李遂立即被调任南京兵部侍郎。他走以后，积极向皇帝推荐抗倭有功的沈坤。他在奏疏中说沈坤“才兼经略，功收御侮”。嘉靖三十八年十二月十五日，嘉靖皇帝下达圣旨，任命沈坤为北京国子监祭酒。

人的两只眼睛是平行的，但却不平等看人。人的两只耳朵是分在两边的，却总好偏　听一面之词。人只有一张嘴，却总能说出两面话。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春，沈坤母丧刚尽，尚未及赴京上任，南京山东道御史林润已有本劾奏云：新改国子监祭酒沈坤，居乡横暴，擅用非刑，有聚众不轨之谋。三月，沈坤竟被拷死狱中。

制造冤狱的主要人物是当时淮安的给事中胡应嘉和淮安府知府范槚。胡应嘉“旧与之有隙”，范槚“亦与之抵牾”。“状元兵”抗倭的胜利无疑又使他们有难言之隐痛，于是就利用沈坤执法过严，时令鞭笞士卒及“以兵法部署其宾客子弟，人多怨之”的弱点，撰出谣言，造成冤狱。

其实，《世宗实录》卷482中对这件事的原委有公平的记载：“坤素跌宕负气，不能谐俗。会倭犯江北，诸文武吏望风奔溃，坤督率邻里，保所居淮安新城。远近依附者众，坤遂以军法部署防御，有犯令者辄榜笞之。故所居虽赖以保全，而被其榜笞者，亦遂生怨恨。中有给事中胡应嘉宗党，及府县儒学生一二人。应嘉与坤有隙，又性险狠，遂与诸生撰为谣言，构之于御史林润。疏劾之，应嘉与范槚复从旁力证，然皆流谤无指实。……及坤逮至，竟拷死狱中，士论冤之。”这是皇家著作，等于为沈坤洗清了罪名。然而，人死案了，竟没有人再理沈坤事。

被狗咬过的人，大都把仇记恨在主人身上，而主人又一古脑把责任全推到狗身上。

沈坤死后，那个构陷主谋者胡应嘉落了个骂名，《明史》称他“悻悻好搏击，议者颇以倾危目之。”隆庆元年(1566)被削职为民，后改外调。他又倾全力攻击高拱，隆庆四年(1570)，闻高再任首辅大臣，“惊怖而死。”一个打小报告的能手，最后竟也死于打小报告上。

那个“持其狱甚坚”的淮安知府范槚，据说还是范仲淹的后裔。据阮葵生《茶余客话》卷二十记载，“范本才吏，公事之暇好读书，延接诸生，讲学论文。淮郡徭役繁重，自范莅任，民隐悉上达。后缘沈祭酒之狱，声名大损。告归浙东，居一小楼，终岁不下，著书力辟五龙溪讲学。”

长期的抗倭斗争，全国不只沈坤，还涌现了一批抗倭名将和民族英雄。人们所熟知的戚继光、谭纶、余大猷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沈坤与戚继光有许多相似的地方：戚继光自己训练了一支民兵，作战极为勇敢，称之为“戚家军”，沈坤也散家赀募集乡勇，亲自训练成一支千人的乡兵，时人称之为“状元兵”；戚继光在抗倭胜利以后，遭到排挤打击，以致被罢官，沈坤于抗倭胜利以后，被人诬陷，瘐死诏狱。戚继光、余大猷等人的事迹，被载入史册，后来又有专书介绍，因而历来为人们熟知，而沈坤的事迹，却因种种原因，未能载入正史。

沈坤的悲怆，是中国封建政治机制运作特点的集中体现：小人赢而君子输。其实，历史上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战国晚期赵国的名将廉颇、李牧，当年曾戎马倥偬，南征北战，为赵国的强盛立下过多么大的功劳，可是让赵王身边的宠臣郭开、韩仓等人一玩手脚，便处处碰壁，大祸临头，一个仓皇逃命，流亡到异国他乡当“寓公”，在百无聊赖中郁郁而终；另一个不幸遇害，抱恨终生。又如燕国名将乐毅，统帅五国联军伐齐，攻克齐国城池70余座，几亡齐国，为燕国一洗昔日遭齐入侵之国耻，功勋盖世。可是让燕惠王身边的小人一挑拨、一捣乱，即刻便有性命之虞，没奈何只好逃亡赵国，其彻底平定齐地的夙愿就此付诸东流……

沈坤，按世俗眼光，还是一个罪犯身。然而，为什么在那么多被朝廷加封、表彰的显赫权贵被人忘记的情况下，而对他，淮安人却一直不忘，一代代的纪念？

这个问题可以从岳飞身上找答案。岳飞死于“莫须有”，台湾的李敖对“莫须有”是这样解释的：“你能说没有吗？”然而，岳飞，他忠的、义的、孝的是国家、民族和母亲。他背上背着的是他母亲为他刺的“尽忠报国”。岳飞首先是孝。一个人只有孝敬父母，才有可能忠于国家，忠于皇帝。于是，奸佞作梗、金兵勇猛都没有丝毫消减他要带领士兵去雪靖康耻，平臣子恨；他横枪立马指挥部队，高喊着：“直捣黄龙，与君痛饮耳。”直至他感到有心杀敌，无力回天时才感叹：“欲将心事付瑶琴，知音少，弦断有谁听。”岳飞的“瑶琴”是弹给母亲听的，弦也是为母亲断的。

岳飞死了　，死于奸佞和他要效忠的皇帝，他死后留给人们的是“还我河山。”

而沈坤，当时是为母守孝在家的。守孝，这是孝；拿出他家全部积蓄，还变卖了家产，树起抗倭大旗，这是忠。抗倭的功绩更是一个客观的事实。他虽是保家，其实更是卫国；他是在无限同情人民所遭受的灾苦才如此做的，这又是义。人，心中都是有一把尺子的。无论历史上还是在今天，人们都有崇拜英雄的情结，崇拜岳飞崇拜沈坤这样尽忠尽孝的人物。

沈坤去世后，在朝廷对他没有一个说法的情况下，淮安人民却仍然十分怀念他，通过各种形式纪念他。他永远活在淮安人的心中，状元楼就是见证。

状元楼在老淮安本有二处，一在河下竹巷，一在新城南门。河下竹巷状元楼，本是沈坤故居，在抗倭寇时，为了便于“昼以瞭望，夜以警察”，当时称此为“御倭屯瞭所”。为了保存沈坤的遗迹，人们把沈坤家附近的抗倭屯瞭望所改建成状元楼；新城状元楼即新城南门楼，为沈坤早年读书处。沈坤抗倭被诬瘐死，人们为了怀念他的抗倭功绩，便将其修好，也取名状元楼。后来新城状元楼圯了，河下的状元楼一修再修，清咸丰年间最后一次大修。修好以后，曾留下这样一副对联：

倚马成文，上马杀贼；国子师表，天子门生。

状元楼等遗迹毁于抗日战争。是侵入淮安的日本人为“回报”沈坤而犯下的又一罪行。

抗日初期，原三区区长宋某，曾在“埋倭墩”处竖碑，曾在淮安地方小报《明报》上连载沈坤抗倭的文章，用以激发人们抵抗外族侵略的爱国主义精神。很多有识之士，在古城的很多地方又挂上与状元有关的标志。

状元楼永远是古城人民心中的无形丰碑。状元楼在淮安就从来没有倒过。状元楼是永远不会倒的！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