婆婆有一个很多好看的发卡,有黄的、绿的、粉的、紫的还有一些是彩色的，很多款式我都没有看过的。

她最爱的是黄色的，有波纹，上面有一个蝴蝶结，中间还嵌着一颗闪亮的钻石，非常好看……

每年大年初一的时候，她总会选一个戴在头上，过了这一天她又会好好的把它珍藏起来。

我一直纳闷：婆婆这么大年纪了也这么爱漂亮？

有一天，我拉着婆婆的手问：“妈，你怎么这么多好看发卡呀，而且，就大年初一才舍得拿出来戴一下……”

“这是我爸爸送的……”还没等我问完，婆婆的眼泪如决堤汹涌而出把我一起带回了那个骨肉分离的年代……

小时候，我一直跟爸爸生活在南京，爸爸作为国民党政府外交部的工作人员，1949年初就知道国民党政府在南京的日子不会太长，因此让就和妈妈还有二哥回到了江西的老家，大哥当时也参加了国民党，回老家的几个月里一直没有跟爸爸联系过，直到４月份接才来信说，让叔叔带上我们一家到广州会合，然后再到台湾，可是等我们到了广州的时候，码头已经全面封锁，爸爸和哥哥跟随国民党部队先行去了台湾，从此，我们就再也没有见面。

我是爸爸的掌上明珠，每年过生日的时候就要为我买一个漂亮的发卡，他去了台湾以后也一直都在为我买，总以为有一天我们会见面的。但是他没想到直到1976年离开人间的一刻，也没有把这些积攒了二十多年的漂亮的发卡送给我。

1979年终于可以与台湾通信了，看着哥哥写来的信，才知道爸爸已经不在了。思念了三十年的爸爸就这样不声不响走了，我的心被撕成了碎片，鲜血淋漓的流淌着。1985年离别三十多年哥哥我们终于见面了，喜悦、悲伤交织在一起，看着哥哥带回录像和爸爸留下的信，还有二十多个发卡和一些打毛衣的针（是送给妈妈的），我几天一滴眼泪也流不出来，一口水也喝不下。哥哥搂着我：“小妹，别伤心了，爸爸走了还有我呢，现在共[chan*]党对台湾同胞可好了，回来也很方便，我会经常来看你的……”

“妈，别哭了，都是我不好，我不该问的，让你又伤心了……”我一边安慰着婆婆，一边为她擦掉眼泪。

“好，不哭了，都过去，这大过年的。”婆婆勉强露出了一丝笑容。

婆婆剪的齐耳短发，三七偏分，“头路”在左边。左边这三分头发，母亲用两枚钢丝发卡把它们拢在左耳后；右边的头发太丰厚，母亲先把其中的一半梳向脑后，用两枚发夹在头顶处将它们定位，再将余下的头发向右耳梳去，又用两枚发卡压住。

所以母亲需要6枚发卡。有波纹的是发卡是1分钱1枚。还有一种更细又没有波纹的，就1分钱两枚了。可1分两枚的质量太差，动不动掉漆不算，没用几次，就像臭了的蛏子那样张着嘴，再也合不拢了。

在文化大革命那段时间，因为婆婆的海外关系，被下放到很偏僻一个小山村，家里穷得连这样的发卡也用不起了。

现在不少女子，以披散头发作飘逸美，她们常常让秀发遮住半个脸，显得更有情调和神秘；可我那个年代，只有疯子和最懒的婆娘才会披头散发。所以没有发卡对于母亲是很惶恐的事而尴尬和痛苦事。

终于有一天公公在废品堆里寻寻觅觅，他找到了一盘废弃的钢丝，公公就在它的身上做文章。

他把钢丝剪下一截，用锉刀锉锉，用榔头敲敲。钢丝的钢性太好了，居然纹丝不动。于是父亲把它放在灶洞里退火。待它烧红了烧软了些，又拿出来敲敲打打。我不知道父亲是怎么把那截钢丝给弯过来的，又是怎样磨钝它的锋口，从而让两个口子互相卡住。公公的手破了一次又一次，鲜血前赴后继地往外流。功夫不负有心人，他拿着那个土制的发卡，欣喜若狂地对婆婆说：“送给你的生日礼物！”。被儿女们称为“父亲牌”。

然而，“父亲牌”的发卡真的很称职，它们伴随着婆婆，整整走过20多年艰难辛酸的路程。

婆婆落实政策后，第一件事就是买钢丝发卡。常常奢侈地一买就是12枚。“父亲牌”和她爸爸送的发卡成了婆婆一生最珍贵纪念。

看着蝴蝶般美丽展开的发卡，两位老人非常开心非常满足。

2005年冬天，婆婆带着满头银丝和头上色彩鲜艳的枚发卡，风风光光地走了。丧事完毕，公公把婆婆近年置的几件首饰拿出来，让我们各自挑选一件留做纪念。我没拿金的银的，也不要玛瑙翡翠的，我只拿了婆婆留下的黄色带蝴蝶结的发卡。

现在，我常拿出那枚发卡看着，发一会儿怔，想起有婆婆的日子，有过很多甜蜜而温馨的回忆，这些回忆却让我之沉醉。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