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批评是保障文学大发展大繁荣的有力武器，是促进作家（作者）健康成长的催化剂。没有文化批评或文化批评缺失，文学艺术发展就缺少动力，就有可能误入歧途。因此，在文学艺术领域开展正常的文学批评是十分必要的。

前几天，著名作家阎延文博士深感当今文学批评的缺失，她分析其原因时说：“首先，评论版面的大幅缩水，使文化批评缺乏发表平台和对话空间，这是客观物质原因；其次，批评者的责任缺失，更是文化批判失语的主观因素。今天，‘红包’批评已司空见惯，更露骨的是，某些批评者甚至把自己的学术和人格，都当作商品出售，或者论字开价，或者唯权唯钱，毫无道德准则。文学界自身丧失了行业自律，作家的道德人格无人监督。仅今年上半年，作家抄袭、主[xi]雇枪手、余秋雨捐款遭质疑等来自文学界的负面新闻，就不断刺激着大众的神经。这是文学界的悲哀，更是评论家的失职。”在此情况下，网络等新媒体承担了主流媒体的使命，中国大众则承担起文艺批评的责任。

如今，网络文学批评风起云涌，网民包括一些著名学者专家如易中天、朱大可、李辉、阿忆等对余秋雨“捐款门”、方静的“间谍门”、文怀沙“国学大师”等一些文化现象进行质疑和批评。易中天先生认为“我们这个时代，迫切需要批评，包括道德批评，也包括文艺批评和学术批评。而且我还认为，这种批评应该是自由的。”他同时提出了批评的原则和底线，就是“证据确凿，立场公正，保护隐私，尊重人格”。其中，证据确凿和立场公正，是“真的原则”；保护隐私和尊重人格，是“善的原则”。这就是“四原则”，也就是批评的“操作原则”。批评的“三不问”（不问动机，不问资格，不问对象），则是批评的“前提原则”。有此“三不问”和“四原则”，我们的批评，就可以“从心所欲不逾矩”了。易中天先生这些重要论述为我们开展文学批评指明了方向。

如何正确对待别人的批评不仅是一个态度问题，而且是一个人的气度和修养问题。文学涵养深，肚量大，谦虚敬慎的人能诚恳接受别人的批评；相反，文学功底薄，鸡肠小肚，虚伪自私的人很难接受别人的批评和建议。余秋雨先生虽然散文创作上很有建树，但却是一个眼里容不得沙子的人。他认为批评他的人都是患“红眼病”，是嫉妒他，他甚至认为批评他的人都是“网络暴民”。他说，无端地攻击他人，永远是一种罪恶。“古人说‘天下固有百恶，恶中之恶，为毁人也。’以为攻击名人可以脱罪，其实是一种暴民心理。”他进一步说，攻击名人的道德缺失，是一些真正道德缺失的人借着名人在完成一种自我精神补偿。“他们见财、见色、见权都会产生一种犯罪冲动，但社会上树立的却是一系列道德模范，他们无处宣泄这种犯罪冲动，只能通过对名人的幻想或诬陷来勉强寄托。因此，中国的名人必须为这些人承担这样的心理投射义务。”

正是余秋雨先生不能正确对待文学批评，所以才招致“咬余专业户”、“倒余派”规模空前的批评。其实，余秋雨大师应该感谢这些“倒余人士”，没有“倒余派”和“挺余派”的激烈论战，你余秋雨能红得发紫吗？“倒余人士”虽然挑了许多刺，但无形中宣传了你自己，为你做了免费广告。要是媒体上一团和气，全是歌颂你的人，你的声明能传播九州吗？世间大抵伟大的人物，都是富有争议的人。鲁迅当年受到梁实秋、陈西滢、徐志摩、胡适、章士钊等一大批学者名流的批评，促使鲁迅写出了许多如投枪似匕首的杂文，倘若没有论敌的批评，鲁迅就不可能成为杂文大师。是故，批评有时能促人清醒、促人奋发、促人进步，批评是产生灵感的重要渠道。说到这儿，我也应该感谢康乐叟等人对我的攻击谩骂，虽然骂我为“混球”、“b*子”、“三姓家奴”等，但我还得感谢他。没有他的刺激，我也写不出《说死皮》、《蚊+蝇+蚤+鼠=康乐叟》等一系列文章。

诚如康乐叟先生所说：“争辩应该理性，网络需要文明”。网友之间其实没什么深仇大恨，大不了只是一些唇舌之争，因此，在争辩时尽量使用文明语言，不要使用粗野下流话语，更不要采用匿名或穿上马甲留脏贴骂人，这样不但易被对方接受，同时有助于净化网络环境。

2009年9月29日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