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上可称之为“鉴”的人物最著名的恐怕要数魏征。在传统的教育文本和言说中，他始终呈现出直言敢谏、刚正不阿的伟岸面目。

近日读《文史知识》，一位学者以独特的视角指出魏征“光可鉴人”的表面下其实也隐藏着诸如存私心以求名、构朋党以树威等阴影。观其文，论点明确、脉络清晰、考据翔实、态度严谨，想来并非为了标新立异。观点是否正确在这里暂且抛开不论，仅凭作者立足传统却又不囿于传统，尊重权威却又敢于怀疑的态度就值得赞赏和学习。读书应有疑，有疑才有思，有思方有得。人云亦云，这种“死书”不读也罢。

欣赏感慨之余，好奇心开始作祟，赶紧钻进“故纸堆”也想去探个究竟。

魏征，新、旧《唐书》等正史皆有传。所谓正史，主要目的在于秉承统治者意愿为“圣贤立言”。汉唐以降，封建思想文化专制日益“完备”，“不虚美，不隐恶”作为史学特质虽仍被悬做旗帜却再难付诸笔端。不过，即便是官方作手，在著书立说时也不可能完全摒弃自己的喜恶。不能放言无忌，却可“曲笔”达意。因而正史中很多字句看似平淡无奇，实则意味深长。或许，这也正是汉语言的魅力所在。

《旧唐书魏征传》言其“少出家为道，尤属意纵横之术”。首先可知，魏征并不以“儒”安身立命。道重无为，纵横之术却以功利为主，可见道士也不过是其乱世保身的行头。再者，“属意”不仅是认同，而且有喜好、投入的意思。“尤”更见其淫浸之深。在我看来，这句话是颇有些讽刺味道的。而且，史官作《传》时行文也似以此为脉络。

先从李密，又从窦建德，再从太子建成，后归太宗，魏征“良禽择木而栖”的从政经历与儒家所重的忠贞可谓是背道而驰，也与他自己“人生重意气，功名谁复论”的述怀自相矛盾。令人奇怪的是，同样是身事数主，五代时冯道被欧阳修等人斥为权奸，而魏征却安然无事，难道是后世统治者为标榜自己虚怀若谷而作出的政治安排？

魏征对太宗说过这样一段话：“愿为良臣不为忠臣，良臣使身获美名，君受显号，子孙传世，福禄无疆；忠臣身受诛夷，君陷大恶，家国并丧，空有其名”。由此也可见其“重事功”的处世态度。传中还载有其著名的《谏帝四疏》，情文并茂，才气飞扬，颇具纵横家的风采。

“事君数，斯辱矣”，魏征大概不会不明白频繁的规谏君主将会带来屈辱这个道理。太宗能崛起于乱世，靠的不仅是雄才伟略，还有宽阔心胸。这一点，魏征是清楚的，因此他才敢于直言。当然，空具辩才而没有治国之能显然是难以入明主法眼的。既能经世致用，又敢直谏时弊，让魏征的荣耀达到了人臣之极。魏征病危，太宗亲自登门探望，“抚之流涕”，并把最疼爱的衡山公主降其长子伯玉；及亡，帝“亲临恸哭，废朝五日，命陪葬昭陵，亲制碑文”。

然而，魏征去世后，一些让太宗感情上难以接受的事实开始浮出冰面。先是魏征推荐的杜正伦、侯君集一以罪黜，一以谋逆伏诛，有阿党营私之疑；后是魏征每次必将谏诤言辞往复以示史官，有欺君求名之嫌。虽说仅仅是嫌疑，但也确非空穴来风。难怪太宗闻之会心生芥蒂，不顾“君无戏言”而取消婚约。

纵观其传，魏征一生未见大恶。但，世上何曾有完人。圣贤若孔子，也有子见南子之行；英雄如岳飞，亦有纵骄抗旨之举。

恩格斯说的好，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了人永远不能摆脱兽性，问题永远只在于摆脱的少些或多些。人心如镜易蒙尘。既然无法把贪婪、嫉妒这些阴暗面从心灵中剔除，那么，面对诸多诱惑，我们只能时时勤拂拭，少使惹尘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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