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初我到部队附近的公社支农。有一段时间两个青年点知青闹矛盾发生集体群殴，动了刀子伤了人，几乎闹出人命来，最后抓了三个带头的首犯。为杜绝此类事发生，公社和带队军代表老王临时让我和知青办的一个赵姓老哥去青年点暂住，整顿点风。

青年点里有一个城里来带队的工宣队的师傅，姓夏，三级钳工，二十六七岁，新婚不久。整天牢骚满腹骂骂咧咧、蔫头蔫脑无精打采，大烟鬼断了烟泡一样。一谈起知青便说，“这帮青年，没几个好东西！”听了我心里好一阵儿不舒坦，想告诉他我也插过队，看看他那半死不活的德性样儿，终究没说，郁闷。所以一开始我对夏师傅印象不好，平时也不搭理他。

点里三十多个知青，来自三所中学，大部分是工人子女，少数来自高校的干部和高知家庭。当时正逢大学招生，招工农兵大学生一要推荐二要考试，招生的事沸沸扬扬，点里的知青人心浮动，大家纷纷打探消息。

知青点离公社二十里地，因为老两头跑，我从公社借了台自行车，大金鹿加重，脚闸，结实耐用，骑上它，沿着九曲盘桓的山间小径下坡飞驰，两耳生风，一泻千里，痛快！就是颠得腚蛋生疼。下车时，一跩一跩的道都走不利索，像只临盆生蛋的母鹅。

一天，知青谢一林来找我，见夏师傅在屋里，也不说干啥，黏黏糊糊不走。夏离开后，他才扭扭捏捏说要借自行车去公社看病，他文质彬彬，平日里挺清高，看他此刻急得五脊六兽的摸样儿，我将车子借给了他。他欢天喜地地推车而去。直到晚上他才把车还给我，一个劲地道谢。

过了几天我去公社开会，布置大学招生推荐一事。和我一起支农的老王见到我问：“你把自行车借给女知青了？”

我一头雾水：“没有哇。”

他说前几天看到一个女知青骑着大金鹿到公社知青办。

我想了想说前几天知青谢一林借过车，但他是男的。老王瞅了我一眼，似乎不大相信。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儿。

回到青年点后我找到谢一林，问他那天借车的事，他支吾了好一阵子才说实话。原来谢一林借车不是他自己用，是为同学薛灵。薛灵骑着大金鹿不但去了公社，而且还去了八十里外的县城知青办，打听招生的有关事宜。看来老王没看错。

谢一林和薛灵是1970年下乡的知青，不属老三届。听夏师傅讲，谢一林经常讨好薛灵，下地干活时不时施以援手，接个地揽个垅，没少费心思。但薛灵不领情，似乎有些看不上谢一林。

大学招生，点里有二十多个知青报名，包括谢一林和薛灵。我和老赵夏师傅商量点里上报推荐名单时，夏师傅仿佛事不关己，懒洋洋的不吭声。知青办的老赵原来是小队会计，三十多岁，挺认真。他不同意谢一林和薛灵，原因是谢一林他爸是副校长，走资派；薛灵她爹妈是教授，反动权威。另外他两个近来劳动态度不好，经常请假不出工，偷偷复习功课。

老赵说话时夏师傅眯缝着眼抽烟，似睡非睡。

老赵说完后征求夏师傅的意见，夏师傅抬眼看看老赵，一脸的鄙夷，没吱声。

老赵又小心翼翼探寻我的意见。我想了想说，公社开会时，只说过地富反坏右子女和直系亲属中有杀关管的要控制推荐，没说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的事儿。我一说，老赵挺不悦，连声说这事儿最好要慎重，拿不准就先请示一下。

这时一直迷迷糊糊的夏师傅眼珠子瞪老大，大声说道：“慎重什么？就是地富反坏右，还有个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吗！我的意见，只要小青年个人报名，都让他们去考，谁考上谁去！咱们掺和个啥！扯淡！”

老赵见夏师傅匹马西风，嘴巴浑不吝，斜眼儿瞅了瞅我，不吱声了。

事儿就这么定了。

到底是领导阶级，痛快。

事后，夏师傅对我说：“接受什么贫下中农再教育？干脆让青年统统上大学，我好早点儿回家跟婆姨睏觉去！”

我去公社开会，把报名的知青都推荐了。通知他们考试的名单下来时，我已回部队了。

文化考试结果，我们知青点考上了三个，包括谢一林和薛灵。

谢一林和薛灵上大学前专门到部队和我辞行。遗憾的是，他俩后来没成。

今天，每当走在车水马龙、交通拥堵、尾气呛人的都市里，心中总感到压抑、憋闷和无奈，格外怀念若干年前的那个自行车时代。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