肃托运动具体做法很不明确，也可以说是稀里糊涂。完全不像建国以后肃反、反右和文革那样有计划有步骤。如发表社论进行动员、提供理论依据、单位揭发检举、个人交代罪行，“罪行不在大小，关键在于态度”、“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车轮战术、攻心战术、“引蛇出洞”以及喷气式、戴高帽等等长期的精神和肉体双重摧残，待这个所谓“反革命走资派”被弄得半死不活之际，就定案定罪，或劳动改造，或进监狱。最为突出的也就像辽宁省的张志新那样，先割断喉咙，再执行死刑。但这种情况毕竟是少数，死掉的多数是运动开始后因长期折磨而致死，如刘少奇、彭德怀、贺龙、陶铸等。而抗战时的肃托，虽说稀里糊涂，但也特别简单易行。一个个年纪轻轻、风华正茂的青年被抓起来，长则几天，短则当夜，就利利索索地结束了他们的生命。当时战事紧张，整个地区机关处于游击状态，行军转移频繁。对于一些未审理的“托派”，行军转移时用黑布袋子把他们的头套起来，黑布袋上挖了两个洞露出双眼，像三k党人的装扮，行军时跟在机关队伍最后面走，据说是红军时代杀ab团时的经验做法。但这一做法也有明显的缺陷，就是很引人注意。因为一个地委机关加上警卫部队也就是二三百人，行军队伍中忽然增加了几个被套上黑布袋子的人，大家一看就知道他们是谁。平时大家在一起工作、生活，相互间有很深的感情，这样就严重地影响了大家的情绪，一种人人自危的恐惧气氛在扩散。另外沿途村民群众一看还颇感惊奇，经过打听才知道“八路军要杀学生”、“老八路要杀新八路”。又因为日寇不断扫荡，一个地方不能住几天，所以就总结出新的经验：快抓、快审、快杀。

王家罗圈一带是偏僻山区，多住了些天。肃托开始时，我没有被怀疑。夜里我经常听到那声嘶力竭、撕肝断肠、令人毛骨悚然的惨叫声。我开始向别人打听什么是“托派”，他们告诉说“托派”是苏联传过来的反革命，与日寇勾结，反对共[chan*]党和八路军。而他们反对的方法就是散布反革命理论，他们的理论很高深，你根本就连听都听不明白，所以文化程度较高的知识分子和学生就可能是“托派”，这就是我当时所知道的有关“托派”的判断标准，至于其组织人员的具体情况，从来没人说得清楚，直到现在我们才知道了滨海托派根本就是子虚乌有、不曾存在过。

一九三五年日寇从东北进入华北地区，搞了个殷汝耕为首的冀东自治政府，十二月发生了北京“一?；二九”学生救亡运动，全国一片沸腾。“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等流亡三部曲悲壮凄凉的歌声唱遍长城内外，《放下你的鞭子》等街头剧处处可见，在歌声的间歇时，总会有某知识分子或一位大学生发表慷慨激昂、催人泪下的演说。人们挥动着拳头，高声地呼喊，演说的结果是救亡抗日求生存的信念逐渐深深地扎根于人民心头。一九三八年山东省诸城县的一位叫乔志一的青年，就有在群众集会上发表演说，感动得群众痛哭流涕的能力，因之他很快被介绍参加共[chan*]党，又很快以候补党员的身份被破例地任命为诸城县委书记。乔志一当时年仅二十一岁。以后因敌人对诸城县控制太严，发展党员数量太少，在我方控制下的地区也只有那耳山附近的几个山村，公开活动困难，县委被撤消，乔志一被调到地委，带领一个工作团在莒县三区开展工作，发动群众。其间我就亲眼看到在宅科店一次四五千人的农民自卫队大会上，他慷慨激昂、神采飞扬的演说引发的人民群众泪流满面的场面。我对他很尊重敬佩，他对我也很友好随和，我们经常接触。这也是我后来成为托派嫌疑的主要原因。

一九三九年微山湖西地区党委的“肃托”风声正紧，到一九四〇年初传到了滨海，地委领导们也开始盘算着“托派”头子的合适人选了。托派都是文化程度较高的知识分子，会发表别人听不懂的言论，而且他们工作都表现积极，会发表煽动性的演说。

于是，乔志一首当其冲，被扣上莫须有的罪名抓起来，被毒打，被审讯。他的介绍人是谁？经他介绍的又有谁？他曾与之接近的人是谁？曾与之说过话的又有谁？一张张名单开列出来。因为地委领导对乔志一是先定性，后逮捕审讯的，目的不是清查是否有罪，而是深挖同党，以便一网打尽。

于是张洪林的保卫科工作忙碌了起来。他们颇为辛苦，每晚要抓进两名或三名“托匪”，经吊打定案，每晚总有几名被处决。农村房子少，不及时处决就没地方关押。但时间已是五月份了，金黄的麦浪已在随风波动，日本鬼子抢粮季节的扫荡开始了。“快抓、快审、快杀”的三快肃托方针就这样形成了。可是在执行“快杀”新方针时，夜里开枪会暴露目标，日伪军会寻声而至，于是改枪毙为活埋。把土坑挖好，夜晚把打得遍体鳞伤的“托匪”拖出来，往坑里一推，几张铁锨一阵飞舞，一位屈死的灵魂就长眠地下。更有惨者，最后被杀的几个，是在日军追赶相距不到十几里的山沟中，因山沟土少石头多，挖不下去，于是把“犯人”捆绑后按在地上，而后两个行刑人抬一块石头，猛然砸下，“犯人”脑浆迸裂而死……

回首往事，在那枪林弹雨、战火纷飞的战场上，死神曾数十次与我擦肩而过，我从没有惧怕过；但是半个多世纪以来，每当我回忆起这段历史，总是感到一股令人毛骨悚然的阴风悄然袭来，一种说不出的痛苦油然而生，心在剧烈地颤抖。往事不堪回首，那是数十条鲜活的年轻生命，那是曾与我朝夕相处的战友……　

保卫科的小孙到底是一个不满十五岁的孩子，他不时地或不慎地把那些令人发指的情况只言片语地说了出来。有一次我听他讲了女犯崔建死前的几句对话。张洪林问她“崔建……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崔建估计到这是临死前给她的最后机会了，于是她理了一下散乱的头发慢慢地讲：“什么都不必讲了，我只是思念我的爸爸、妈妈……算了，全完了，见不到了……”我估计小孙当时也受到这人生悲剧气氛的感染，否则他不会如此真切地讲出这些话。崔建是博山人，约二十岁，有文化，皮肤白皙，人生得漂亮。

另一位死难者是诸城县的一位叫臧秉兮的人，人称臧大怪，二十四五岁，高中毕业生（记不清是否又读了一年大学）。臧氏是诸城的大姓，富裕大户较多。臧秉兮其怪有两点，第一怪是只有二十四五岁的年纪，嘴巴上竟长长出又黑又长的胡须，剪一次不久又长出来，京剧舞台上也找不到这种年轻带长胡子的形象，皮肤白，胡子黑，人们呼他为“须眉男子”。第二怪就是他的终身大事，大概臧同志是很讲“爱情至上”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给他娶来的大家闺秀，他不要，被推推拉拉地去拜了天地，进了洞房，臧同志“不越雷池一步”，他拒绝上床而睡在地上，新娘的嘤嘤啜泣也打动不了他的心。后来他终于逃出“封建家庭”，参加革命队伍，以为创建人类美好社会的机会来了，谁知迎接他的是“黄土坑里埋白骨，不知死者尊姓名”。还有一位我的高小同桌同学李禾年，入伍以后改名李国典。他家在天津经商，冀东建立独立的伪政府后迁回莒县。因为是从京津大城市来，当然是会讲“一般人听不懂的理论”，因而在劫难逃。

其他还有胶县的曹涌涛，青岛铁路中学毕业的高中生，会画漫画；

还有写得一手好字，会刻蜡板的菊耐；

还有李华、魏丙烈等……

在我所知三十多名被杀者中，现在能回忆起名字的超过十人。还有一些是从敌占区来联系工作或投奔革命的青年同志，因刚来不久，我不熟悉。抗日战争爆发前，教育事业十分落后，一般一个县只有一个中学，大中城市才有高中。滨海地区的初、高中生是稀罕物。为躲避战乱，一些流亡学生逃到大后方，因家庭人员政治关系投奔国民党，还有少数为日伪服务，最后能向往光明，投奔革命事业，参加八路军、共[chan*]党队伍的学生并不多，他（她）们正值风华正茂的年华，没有战死在抗日的疆场，却断送在个别领导者的手中！逝者带着迷茫困惑的痛苦化为九泉下的冤魂。生者呢？扪心自问：是误会？是冤案？还是是罪恶？

悲歌一曲，令人不寒而栗。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