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地委“肃托”进入高[chao]时,在王家罗圈一带山区西面,莒县三区、二区及四区、六区的一部分地区,以桑园乡绅陈墨斋为会长、依仗三区地主葛华亭和六区亭沟村地主兼商业资本家于经武经济支援的反动迷信组织——“万仙会”成立了。“万仙会”来势凶猛,发展十分迅速,不到十天功夫,作战会员已达万人。他们的头上绑一块红布,每人持一柄长矛。当时正是春夏之交,他们与八路军作战时多是赤膊上身,露出健壮的肌肉,呐喊着向前冲。据说每次作战前都要先喝下会长陈墨斋划的灵符酒,说是这样就可“刀枪不入,子弹不入”。反观我们自己的情况,此时滨海地区正处在九支队和二支队合并前夕,只有两个团的兵力。当时就是部队再多也不行,因为我军在抗战开始以后没有子弹供应,一个连队只有一挺或两挺机枪,作战时因舍不得用子弹,只能零零星星地瞄准射击,无法形成火力封锁和杀伤力强的火力网。“万仙会”的人员都是赤膊上阵,采用成百成千的人海战术,最好的致胜战术就是密集火力将其全部消灭,而这正是我军因缺乏弹药而无法解决的。结果我军每战必败,落荒而逃。到底有多少战士被长矛刺死,因为当时保密而不得而知,只听讲石场南的后方被服厂的女工被“万仙会”抓获后被剥露全身,割掉双乳,破腹祭神,其原始野蛮程度亦属罕见。
万仙会爆发的原因复杂,其中有我方政策的错误和“肃托”的因素。没完没了的筹款、筹粮、筹集军鞋使人民不堪重负,引起富裕农户和地主的带头反对。我军负责军需的人员以势压人,可以随意写个纸条“×村×户交军鞋××双,限×日送到。”这样的条子随意写,条子满天飞,写得最多时,竟有让一户送军鞋五百双的条子。天天募军鞋,农户难以负担。由“肃托”的错误引出的“老八路杀新八路”、“共[chan*]党杀学生”的说法到处流传,后来,被害者的亲属都知道了此事,引发了人们的恐慌和仇恨。
万仙会会长陈墨斋,四十多岁,是个具有农村知识分子形象的人物。一九三八年秋天人民群众欢迎八路军进驻时,我们的支队机关在桑园镇。那时中央号召统一战线,党员要带头结交各界朋友,我就认识他了。他喜欢写字和篆刻,还为我刻了一枚准备改名时用的篆字图章。他是一个有民间智慧、熟悉政治权术的乡绅,当时他读《三国演义》、《水浒传》、《东周列国传》、《聊斋》一类的书。山野乡民按民间习惯喜欢听历史故事,刘备、关公、张飞、诸葛亮、宋公明、姜太公这些名字对他们很有吸引力,甚至到了崇拜和迷信的程度。于是陈墨斋传出,成千上万的神仙都来保佑我们了,我们的教号就叫“万仙会”。每个教民的头上都绑一块红布,以区别三国时代“黄巾起义”者头上的黄布,而陈墨斋本人把大地主于经武养的京剧班子提供的诸葛亮的行头穿上,手里也拿上羽毛扇,骑匹大黑骡子,后面有四个道童跟班,仆仆风尘于广大地区内,快进一个村子时,他眯着眼睛,问一声“这是什么地方?”跟班回答:“是××教坛”,于是陈墨斋被簇拥着坐上摆满香烛的案旁的椅子,教徒们跪在地上红红的一片。陈墨斋手执朱砂笔在黄裱纸上划符,每人一张,打仗前烧成灰放在酒里喝下,就可“刀枪不入,子弹不入”,打败共[chan*]党了。当教徒一旦被枪打死,陈教长则说,那是犯了教规,打仗前和媳妇睡了觉。碰巧有人说“他还没娶媳妇呢!”陈墨斋则说“那也许是做梦娶媳妇,想好事,灵符也不能保佑。”听起来是天大的笑话,但当时很多万仙会教民是深信不疑的。
就这样,两个团四五千人的八路军在山沟里被撵得气喘嘘嘘地逃跑,地委机关这一二百人也显得机构臃肿,行动不便了。那些几天前还忙于处决“托派”的领导们开始进行机构精简,充实基层。
当时,已有人耐不住刑讯胡乱揭发我和乔志一关系密切,经常在一起密谋。因此我已被列为托派嫌疑,上了黑名单,我也有所耳闻,心里很紧张。只是区委被万仙会撵的急,一直未腾出手来收拾我。加上钟部长一迷糊,在一片混乱的疏散中,我也侥幸拿到党员身份介绍信,如同一只脱离樊笼的鸟,急匆匆离开了地委这个是非之地。
翻山越岭走了一天一夜,到了日照县七区。路上净是些嶙峋巨石,有时手脚并用方可攀过。我在临沂师范念书时,读唐代诗人李白的诗句:“手接飞猱搏猛虎,侧足焦原未言苦。”焦原是莒县山区的一个地方。抗日战争期间我在莒县山区反反复复地活动,总留心哪个地方像李白所讲的焦原,后来我终于敢确定,焦原就是我以四肢爬行而过的那个怪石嶙峋的地方,在桲椤崮主峰之西。据古籍记载,焦原是一块儿宽五十步、下临万丈深渊的巨石。我认为李白诗中所指和我亲身所爬的是同一处怪石,该处现在的村名就叫“大石头”,长期以来就是莒县二区区公所的所在地。
我把党员身份介绍信呈给日照七区区委书记王海涛和区长范干民,他们分配我到区中队工作。那时滨海二支队在日照扩军,在七区以区中队名义成立了一个连队,已发展到五六十人枪,连长是支队派来的董堂,没有政治指导员,现在就由我代理起这个角色,给战士们上政治课,教材是现成的:统一战线、论持久战、抗战三阶段、红军长征、十年内战等等,都是油印的小册子。政治课等于每天讲一段故事。文化课也不难,没有课本,我在林中树上挂一块小黑板,每天写上一句话,教会读写,下课后做练习。
桲椤山是群山中突起的一块儿巨石,形状怪异,像秋天高空变幻着的云,又像一个大青椒。崮的东面是丛山绿树掩映的村庄,附近有一日寇据点范家楼,村子挺大。因我们工作做得好,党员多,敌人的活动可以完全掌握。这时我出了一次洋相:端午节后,乡长迟令业同志在晒麦场的树下饮酒,他喊了我一声:“青年同志,你也喝一杯。”我接过杯来咕噜一声一饮而尽。迟乡长又说:“你还行,酒量不小,再喝几杯。”于是他斟酒我喝,一连十几杯,竟昏昏沉沉醉入梦乡。正巧范家楼的鬼子出来抢粮了,乡政府区政府只好撤离,但我这个烂醉如泥的家伙怎么处置?最后决定把我放在一个不经眼的看场小草屋里。第二天早上鬼子走了区乡人员才回来,老迟见到我,远远的就说:“你行,好酒量。不过醉酒后要再喝点儿调理调理,免得以后伤酒。”于是,我又喝了几杯。
此后我常常喝酒,弄得不喝就睡眠不好。后来在东北作战时那些严寒的日子里,酒曾给了我莫大的温暖。
这次醉酒出了洋相,但是在后来很长的时间内,每当回想起这段经历,我内心都充满了愉快和甜美。这次醉酒是对死神阴影压抑下内心余悸的发泄,又是对死里逃生后庆幸不已的祝贺,心脏在酒精的刺激下欢快地跳动,好像生命中注入了新的活力,重新燃起了无限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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