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日益浮薄时代，写作愈来愈走向个人，文学确实更“个性化”了，但文学的贫血也接踵而至。离开了参照，写作当然可以天马行空，但这种方式只能在井底进行，无论怎样的深邃，也不能替代大地之上的庄稼、村庄和野草，替代它们身上自由的光亮。

孟子“知人论世”的提出，源于其对时代局限性的洞察。历史也总是在频频回首间前进，而回首本身就是一种参照，正是有了对比，历史才有理由拒绝悲观。文学尤其是如此，有了唐诗，现代产生的古典诗都将是多余的。另一方面，在文学观念置换的时代，新的东西也从天而降，它需要养分，而养分的汲取往往来自于参照。比如二十世纪初中国新文学的诞生，西方现代文学尤其是其时的俄国文学功不可没，成了我们的一座灯塔，在文学的海洋里，可能从没有永恒的灯塔，但永远需要灯塔的指引。

时代的局限性规定了个体的局限性，于个体而言，参照不仅是某种启示，还将发挥激励的作用，当代作家余华在追叙自己的创作道路时，就曾谈到川端康成使他从一所乡镇医院解脱出来，走向创作。

如果说参照是一种高度的话，那么，信仰则是一种支撑，一种精神上的支撑，一种靠近至善的方式，也就像罗素所言，是一种利害得失，无动于衷的探索。有了信仰的存在，写作在一定程度上就成为我们追求内心之道的方式，走近了内心，也就远离了浮躁与怀疑，写作也因此更加纯净，从而避开了“立德，立功，立言”的功利老套。

信仰本身是纯洁的，从一个严格的角度上说，它应该是一种“内心之无”，因其无，我们在多变的世事中才能保持某种不变，才能如老子所言：当其无，有室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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