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五年九月二十二日，滨海地区八路军主力及一一五师领导机关从胶东栾家口起航渡过渤海进入东北。日本天皇都正式的签字投降了，而管帅张俊杰的据点仍岿然不动，滨海部队怀着未消灭张俊杰部的深深遗憾离开了山东。十一月份的东北已是满天飞雪，我营驻军吉林磐石县，在车站欢迎绕道山海关进军东北的原滨海区二支队的战友们时，我问起张俊杰的最后结局，他们告诉我说张被国民党潍县地区专员厉文礼收编了。因其罪行大，不杀难以平民愤，被厉文礼枪毙了。我以为这段历史可以打上句号了。谁知并非如此。

毛泽东去世后，原在滨海地区工作的战友刘曾浩到南京来看我。谈起旧事，他说真是难以想象的怪事，张俊杰并没有被厉文礼枪毙，他在其部队投降前化装潜逃，并在战乱中又混入了革命队伍，解放后在江西工作。文革中江西省外调人员去沈阳向他调查张琪抗战时期的“革命经历”，刘曾浩给他们写了材料，把张琪投敌，屠杀共[chan*]党人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罪行详细做了介绍，最后他写了六个大字：该杀、该杀、该杀！后来到底如何处理的他就不得而知了，因为他那时还没有恢复自由。

一九六八年，毛泽东等中央五常委决定成立党史编写组，起草党史新本以取代胡乔木过于简略的版本。我被选入这个编写组参加党史起草工作，开始时有一个半月的阅读中央档案的准备时间。阅读中央档案所规定的手续很严，必须由毛泽东等五位政治局成员共同签名才能取件阅读。但对当时的编写组却很宽松。我们小组负责起草遵义会议至抗战的一段。我在查找资料时意外地读到一九四二年五月中共中央致山东分局关于肃托工作的电报，其中指出山东滨海地区“乔志一等三十余人在肃托中被杀系错案错杀……应予以平反和妥善处理……”的电报，当时查阅中央档案有严格的规定，不能做任何摘录，我只好反复看了几遍，感到这段内容与自己的经历和很多死去战友有关，心中也感到无限欣慰，以为数十名战友终于可以含笑九泉了。但到了文革后期的整党和清理阶级队伍阶段，一天，解放军总后勤部来了一外调人员，向我了解被专案审查人员刘策的情况，问我你曾经叫过“小卒”的名字吗？，我说有过，那是一九三九年机关的俱乐部出墙报时我曾用过的笔名。他说你这个名字可给我们出难题了，前后快一年了，在全军到处找，总算找到你了。而后他才转入正题，他说刘策原名刘子榆，一九三八年曾在你领导的武工队工作过，但现在已记不得你的正式名字而只记得“小卒”。又说他的入党介绍人叫乔志一，他入党时你正在那工作。但我们向山东省外调才知乔志一是抗战时一托匪头子……故使刘策问题久拖至今，不能解决。这时候我才知道乔志一等数十名战友的冤魂至今仍在九泉含恨，顿时黯然神伤，想不到山东始作佣者的衮衮诸公竟如此滥用党给予他们的权力，为了保持自己的面子竟把他们草菅人命的行径坚持至今。我告诉总后外调的同志中央关于乔志一错案错杀电报的内容等情况，后来刘策的问题得到彻底解决。以后我又接待了几拨山东地区的外调人员，每逢与滨海地区肃托案有关者，我都宣传一遍“中央一九四二年电报”。

山东“肃托”事件的彻底平反是在1983年底，距当年惨案发生整整过去了四十三年。

一次疗养时，偶遇一位曾三次入狱的同志，他分别蹲过日本人、国民党和共[chan*]党的监狱，可谓经历丰富。我问他三个监狱的特点，他沉吟思索一下道：“还是无产阶级专政厉害！”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革命如此残酷。我所经历的滨海肃托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朵稍纵即逝的浪花。类似的事情在中共历史上屡有发生，在中央苏区、在鄂豫皖、在湘鄂西、在陕甘宁，还有文化大革命……　无数逝者的冤魂在中国的高天上游荡，他们的鲜血浸染着华夏厚土。

这，就是历史的一部分。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