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看现在的信息传播快，还不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电影信息传播快：全公社没有几部电话，人们大多天天到生产队里干农活，一天不去也得请假。没要紧的大事，谁也不舍得旷工，人口少有流动，电影来了的消息迅速传遍十里八乡，甚至二三十里开外，也不知是怎么传播的。社员们、孩子们就嘀咕：要不要去看？怕远的说早晚来我们队演，犯不着受这辛苦，干一天活儿还累不死你？不怕远的，等放工放学后回家胡乱吃点，或卷上个煎饼揣怀里，飞也似地往目的地赶。最坏的结局是假消息，一腔热情气喘吁吁跑十好几里路到了那村子却静悄悄的，暗夜里没川流不息络绎不绝的人流，也没人声鼎沸的会场，那才懊恼，真象泄了气的皮球，有的一屁股蹲地上不起来了，累的。往回赶的时候疲疲沓沓，用三倍的工夫都赶不到家。那时的电影假消息还真不少，上了当的第二天会被人笑了大牙去。

最折磨人的还是倒片。所谓倒片，是相隔十来里路的两个村同时放一部电影，一个村先放，放完一个片专人迅速送到晚放的村。等片子的时候最无聊又漫长，大家眼巴巴地看着先演村方向的黑暗夜空，希望传来自行车清脆的铃铛声。来片子的消息一个接一个，吵闹的会场离开安静下来，没想都是人的恶作剧，立刻，骂声、笑声、闲聊声又弥漫了黑咂咂的人群。不过，倒片也有好处，后演的村往往有加演片赠送，加演片大多是西哈努克亲王访华之类的新闻纪录片。但年轻人很不感冒，成群结队跑到先演的村，看完后再陪着送片子的跑回来，多看一遍最后一个片，赚个大大的便宜。

电影来到本村，我们孩子们便来了精神，中午便跑到演电影的场院里，此时还空荡荡的，没树杆子没放映机，只好依据以往的大体位置在放映机前的最佳位置搬石头、划方框，占这地方，看电影幕上的人不偏光不长脸，还能在对光的时候，把自己的两只爪子打在电影幕上。虽然占了地方，也得早去，要不还是白搭，只好不吃饭。电影开演了，有慈善的奶奶、母亲站电影幕前呼唤孩子出来接饭吃，被人们轰赶，因为挡了光，等于侵犯了别人的观看权。记得一次在学校里上课的时候，前面的学生趁老师出去的时候转过身小声告诉我好消息：电影来了！我早知道这好消息了，还是兴奋不已：看来这是真的了，尽管他刷地转过身去了，我还是探起身子问：演什么片子？就听耳后也一个悄悄的声音说：演什么片子？----演你的头！天那，是老师回来了，吓得我心怦怦跳，好在老师亲切地拍拍我的头说：先学习，晚上不就知道了？来了电影，老师心情也好多了。

看电影受罪的时候是开演前大队革委会书记的讲话，长篇大论，没完没了，每次都是一个讲稿：国际国内形势，本地革命热潮，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家家都要看好门，防止阶级敌人的破坏……。尽管不爱听，但没人敢吭声，老老实实地接受。不吭声为的是他快说完好看电影，要是一吵，他为维持秩序，先中断讲话，安排民修理吵声大的地方，占很多时间。最受罪的是冬天，西北冽子风嗖嗖地吹着，有时还飘着细碎的雪花，看电影的场子也稳如磐石，最多趁换片子的时候拼命地跺脚。

那时，没报纸没收音机，后来有的广播喇叭也嘤嘤呓语似地听不清，往地线上浇点水才稍高些，不如电影有声有人影，所以，人们最盼望的精神食粮就是电影，最盼望的还是演新片子，一听是看过的老片子就烦，例如有几年是“三战一哈”轮流演，《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西哈努克》，台词也早倒背如流了，银幕上说一句，观众早接上下句了；有很多年是革命现代京剧，《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什么的，这些片子更烦人，有什么说什么做什么不就是了，为啥慢吱吱地拖着长音唱？这些片子倒粪似地演一遍又一遍，没完没了。烦归烦，只要是出人影出声音，还是兴高采烈地跑着去看，还是人头攒动、摩肩接踵，看得不亦乐乎。现在才知道，当时也很多好片子，可就是看不到。

最撩人们神经的是《沂蒙颂》，因为里面有个故事情节：沂蒙大嫂用自己的乳汁救活了一位受伤的战士，当时就有小伙子异乎寻常的颤音喊：乳汁就是奶水。现场顿时兴奋起来，爆发出一阵阵满足又充满暖意的笑声，羞的黑暗中的姑娘们红着脸低下头，吃吃地笑。散电影后，我们一帮孩子们飞也似地奔跑着，大声地呼喊：乳汁！奶水！一直喊到村庄里，才被大孩子制止。第二天，“乳汁”一词又成了生产队干活议论的中心，没去看电影的姑娘、小伙子真是后悔死了。还有的姑娘小伙子追着电影队看遍了全公社的村庄，着实过足了《沂蒙颂》的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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