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象水一样冲洗着人生的记忆，有些事如泥似沙或沉没、或随水而逝，变得越来越模糊。有些事象屹立于记忆波涛中的礁石，挥之不走，冲之不去。

父亲已离开我们十年时间了，十年来，父亲的音容笑貌，经常浮现在眼前、出现在梦中，而且随上着自己年龄的增长，越发感到父亲的亲近，我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默读着父亲。象久经水冲洗的石礁，其形态、纹络，越来越清晰。

那是农历三月底的一个深夜，上了一天班又去侍候父亲的我，被一阵急促电话铃声从梦中惊醒，我一手拿起床头柜上的座机电话，一手推着还未完全请醒的妻子：“快起，可能是家里电话”。果然，是大哥电话，让我们赶快回去。一种不详笼罩着心头。

父亲患胃癌己近半年，最近一个月病情急剧恶化，靠蛋白和镇痛药剂维系着生命。虽然，我在思想上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可一旦这一天真的到来还是不知所措。我用颤抖的手打开车门后，妻子己坐在了副驾驶位上。

我住在单位家属院，离父母家有三里多地。平时一踩油门就到的路程，今天觉的特别漫长。虽然是到了初春，风，没有一丝的柔和；夜，还是这么深沉。下弦月象愁眉一样挂在刚泛绿的树梢，残星伴着灰暗的路灯，眨着眼睛象闪着无奈的泪花。

踏着朦胧的夜色，我们聂手聂脚走进父亲的房间。全家人神态凝重，用眼神打着招乎。母亲眼角带着泪痕，无助地坐在老式罗圈椅上，喃喃地安稳着儿女们“别慌、别慌”。当医生的妹夫正为父亲测量血压。父亲已不能说话，头向西躺在床上，面色苍白气若游丝。我坐在床边，本能地抓过父亲冰冷的手，这是一双曾经抱过我的手；这是一双曾拿着两寸粉笔教书育人的手；这是一双写出娟秀的柳体行楷的手；这是一双拉扯着我们全家人度过艰日子的手；这是一双能演奏出京剧优美旋律的手……这是一双被病魔折磨的青筋凸暴日见磷柴的手。

我从口袋取出指夹剪开始为父亲修剪指夹。是啊，在这个给了我生命的生命，将要永别时，我所能为他做的只有这些了。剪着剪者我的眼睛模糊了……

父亲是我们村少有的几个文化人之一。解放初期，毕业于师范中专，被分配到附近小学任教师。经人介绍与比他大四岁的母亲结婚后，生三男四女七个孩子。我排行第四，有两个姐姐一个哥哥。我出生时赶上解散生产队食堂和三年自然灾害。听母亲讲：有一年春天的傍晚，她正在生产队食堂做饭，五岁的哥哥从外面回来，拦着母亲腿哭闹着喊饿，母亲哄哥哥说今天是星期六，等你爹从学校回来给你买烧饼吃，哥哥含着眼泪望着灶台上冒着热气的笼梯一步三回头的离开了母亲。等食堂开饭后，母亲把饭领回来，发现哥哥不在家，村里四处都找不到，全家人都慌了，爷爷奶奶也放下饭碗到街上呼唤哥哥。这时快到掌灯时分，干燥的北风刮着树枝吱吱作响，我和刚出生儿个月的妹妹吓的齐哭，邻居也帮着找,最后母亲发现村南地里的浇地龙沟上爬着个黑影，就不顾一切地跑过去，看到哥哥正在啃食刚出土的草芽，母亲哭着心疼地从地上抱起儿子就往回跑。回家时正赶上父亲从八里外的学校步行到家。听母亲说了经过后，父亲二话没说，到村西烧饼铺花五块钱买了个烧饼，分给我们姐弟四人。五块钱对于月薪二十九块钱的父亲来说，己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看着一个个骨瘦如柴的几个孩子，第二天，父亲就辞去了心爱的教师工作。

后来，在国家落实困难时期离职教师政策时，父亲拒绝了政府的补助。他给我们说：当时为了不使你们姐弟们饿死，我被迫辞去公职，就已经对不起国家了，现在怎么好再领国家的补贴，看着你们一个个都长大成人我比什么都高兴。

上天好象注定父亲他们这代人要受比常人多的磨难，三年自然灾害刚过，家乡又遇上百年罕见的洪水灾害。本来就不宽敞的家被冲为平地。父亲凭着单薄的身体，硬是用跺墙叉一块泥一块泥地，在废墟上盖起了两间土房，为全家营造了遮风避雨之所。我们新家是集厨房、餐厅、客厅、卧室、教室于一体。唯一装饰品就是贴在墙上的父亲用黑草纸写的汉语拼音表。由于人多屋小，冬天吃饭时地下站着都紧张，有的只能在炕上吃。当时父亲己担任大队会计，由于我们姐弟七人都象待哺的小燕子，亲父在向公社来人介绍自已的家时戏称“燕园”，我就是在父亲的“燕园”里识了a、o、e，开始了自己的人生启蒙。

“文革”时期，父亲担任村干部，因本村没有开展运动，受到公社造反派的斥责，扬言要派人对我村进“帮助”搞运劲。第二天，造反派来到村时，看到一群社员正围在一起看两张大字报，内客是揭发父亲的，都是一些家长里段的小事，造反派头头看着大字扳也内心发笑，故做姿态地说：“行了，该村己揭开了阶级斗争的盖子”。虽带着他的队员离开。望着大字报上功正的字迹，乡亲们知道父亲是在用一种特殊的方式，保住一方平安啊。那时乡村的文化生活贫乏，不象现在家家有电视。生产队的牲口圈成了全村人公共活动的场所，每天记工分、开社员会、传达中央文件和学习最新指示，都在这里进行。尤其是到了冬天，夜长，人们都聚集到饲养员室里。饲养室外间较大，一头砌着牲口槽，牲口们有的悠闲地嚼沫反胄、有的乜着眼小息。象是在倾听里屋的主人们高谈阔论。里屋稍小一些，一盏发黄的马灯挂在灰色的墙上，人们或坐着或站着，谈论着各自听到、遇到的新鲜事。抽烟的人多，小屋内烟雾缭绕，上岁数人拿着铜烟锅的长烟袋，用孩子娘缝的布袋装着旱烟丝，年轻一点的拿的铅铝制的小巧烟袋，用媳妇用完的“香脂”盒装着烟丝，条件好一点的抽着九分钱一盒的“红满天”香烟。乡下人没什么讲究，你吸我一袋，我抽一你支的都没什么计较。谈论国家和社会是男人们的天性，交流着看报纸或听有线广播得到的消息，随之再加上自己的评论，有时引起争论，争论的人就成这时的主角，象说相声一样，口无遮拦。最后一笑了之。父亲往往是平息争论的主角，最后以笑话方式平息争论或防止争论升级。有未尽兴时，众人就央求父亲“说古”，讲三国、水浒之类的古书或者是父亲拉京胡唱一阵“样板戏”。当时他们这种自娱自乐的形式，也受到学校造反派的怀疑，他们千方百计为父亲罗织罪名，最后以传播封、资、修的罪名，准备揪斗父亲。消息被我村一个上中学的学生知道后，他连夜跑回家，向村里人报告。第二天，几个老人组织了上百人在村口迎住了来揪斗父亲的造反派。以贫下中农的名义向造反动担保，阻止了造反派进村。在父亲还不知情时，帮助父亲躲过了浩劫。这就是纯朴的父老乡亲，以特殊的方式帮助着他们认为值得帮助的人。

这事，多少年过后父亲都不断向我们提起。总觉得对乡里乡亲有报不完的恩。正是这种朴素的感恩情结，使父亲为乡亲们办事特别在心。

由于父亲办事公道，被推荐为村红白喜事的“总理”。平时谁家婆媳不合、兄弟分家、红白喜事、邻居纠个纷都找父亲调停评理。乡亲们也都信服他。可那时有一件事他没处理的得心应手，在讲究成份的年月，有一个所谓富农的养子，按当时政策精神，养子与富农的养父老划清界限，可以按生父成份而划为贫农，可这个身为贫农的富农养子，以划界限为名提出要回土改时已归公的场院，因父亲没答应，他先后儿次找父亲麻烦。父亲仍未同意，在全村引起议论。闹到两家不说话的地步。后来他养父去逝时，父亲又主动邀乡亲们帮他理料后事，在埋葬其养父的过程中，一些年轻人，知道他与父亲不和气，故意找茬闹事，提出一些过分要求，父亲知道后，用“谁家不迎新人，谁家不送故人”的道理进行劝阻，并对带头者进行批评，使得丧事顺利进行。

事后，母亲埋怨父亲不应因这家的事而吵别人时，父亲说：“他是有对不起我的地方，几个闹事人也是想为咱出口气，可不能在这种场合啊，再说我当时的主要是想协助他顺利办完丧事，而不是挟私报复”。而后又转过脸对我们几个说：“你们几个都听着，将来不管你们干什么工作，都不要把个人情感、好恶牵扯到自己的工作职责中去，否则，是站不住脚的，早晚都得出事”。父亲的话，对我一生的工作都起到了警示作用，尤其走到领导岗位后，休会愈加深刻。

父亲酷爱书法，写一手受人称道的柳体行楷。从我记事起，每年到腊月下旬，父亲就备一张床、一张桌和纸墨笔砚去赶年集。床上放着从新华书店批发的年画，桌子放在床前面，在大街上既作柜台又做书写台，书写春联出售，以期挣些过年的费用。那时，不象现在，单位、行业都把广告作到对联上增送，千篇一律的字体和透着商业气息的内容，总觉的缺少活力和个性。那时的春联内容也是随着政治气候的变化而变化，多是领袖诗词的佳句，年画也是以领袖画像和样板戏剧照为主。父亲的书画摊与别人的不同，人家多是准备红纸、黑墨、一支笔，他的摊位准备着黄广告色、银粉调成的银白色和黑墨三支笔，各种颜色中加少量的浠释胶水，使墨变浓写出的字有立体感，依据买主的选择，写不同颜色的字。从而生意好于别人。我们村的人，很少到集上买对联，都要到大年三十，自备好红纸到我们家请父亲写对联。往往是，父亲一早就备好笔黑，母亲带着姐姐们在炕上包饺子，父亲坐在方桌傍的椅子上给人写对联，哥哥根据父亲的安排打扫卫生。我负责折、叠、裁纸和站在父亲对面拉对联，写好后放在地上晾干卷起来交给人家。来请写对联的都是家里的男人，站或坐着说一些笑话，看着父亲写对联。有时人多屋里站不下，来人就放下纸等贴时再来拿，最后父亲总是多写几付，让我给村里的孤寡老人或五保户送去并贴上。

第二天是大年初一，我们到各家瞌头拜年时，看到大多数家门上都是父亲的墨迹，心里感到由衷的自豪。

父亲的晚年是平静的，人们都尊称他“西院爷爷”。因为在我们家族里，从始祖开始，第二代有兄弟二人，分东西院住，称作东西院习惯到现在。西院传到第五代---乾隆年间出了个国子监太学生，故西院延续了以文传家的传统。受到人们尊敬。当时，我们兄弟姐妹都己成家过自己的日子。生产队解散后，父亲就不再担任村干部啦。随着人们生活变化，父亲也过上悠闲的晚年，与母亲住在一个独院，两间不太大的北屋房被父母收拾的井然有序，住房门前种了颗葡萄树有杆面杖粗，每到夏天枝繁叶茂，挂满晶莹透亮的葡萄，父亲好坐在葡萄架下的躺椅上看书，到收获季节，他和母亲剪下一框框葡萄分送到各家，住房东面还没盖房子，是一片不小的院，父亲除了种几畦时令蔬菜外，其余地方都被他种上了菊花，可能是父亲晚年读淘渊明的作品多了，养菊花到了痴迷的地步，床头上放满了养花的书箱杂志，通过邮购从城里花卉公司购买各样花种。每到晚秋，上十种形状的菊花，有盆里栽的有地里种的，在父亲的精心打里下，满院盛开，争奇斗妍---黄的娇颜、白的典雅、红的华贵、紫的壮重……平瓣花，翻卷叠球如平盘；匙瓣花，莲座卷散似雀舌；管瓣花，如丝管珠形飞舞；畸辫花，剪绒刺绣胜龙爪。每到闲暇乡亲们或县城里的养花老者，都到父亲的花园里赏花、品茶或求花或交流养花心得。谈到兴处，父亲拿出京胡邀京剧爱好者来段清唱，其乐融融，其情悠悠……

半年前的一个傍晚，父亲以七三十岁高龄主持晚他一生中最后一桩红事。回家后就觉得胃不舒服，以为是在事上吃的不合适，也没当会事，自已到村卫生所能拿了点药。几天后，仍没好转，还是老揉胸口，母亲催他到大医院检查一下，他总是装做轻松的样子说：“没事，上岁数了吃得不合适，过几天看看再说”。母亲知道，父亲是不愿意耽误孩子们工作。一个月后，母亲见父亲的病没有好转，叫回我们说了父亲的情况，我们说服了父亲，到市里大医院进行检查。最后出现了我们最怕听到的结果---胃癌晚期。望着诊断书上那四个歪歪扭扭的字，如同恶魔一样啮牙咧嘴，狠不能将它撕碎。唉，人面对自然的无情蹂躏与羞辱是多么的渺小而无奈啊。最后我们几个商量，对父母暂时隐瞒检查结果，以重胃病为借口，对父亲进行了手术。出院后，我们轮流侍候父亲，开始几天还有好转，父亲还能吃点东西，我们都以为父亲能躲过这场灾难。没料到一个月前，病情出现反复，父亲不能吃东西了，疼痛症状日益显现。开始医生还不让用镇痛药物。有次父亲疼直冒汗，示意弟弟拿来笔和纸，用颤抖的手在纸写划着，我看着父亲写出：“人都有死的时候，减少痛苦也是尽孝，我去后，丧事就在我这儿办”一行字。我们几个都哭了，父亲一生都不愿意给他人添麻烦，临终也不愿到儿子们家，怕儿孙们害怕。为了减少父亲痛苦，我们瞒着医生由妹夫为父亲使用镇痛剂，从一天一次到每隔一小时用一次。让父亲在最后日子，不在再过多地感受人生的痛楚。

望着父亲这热爱生活的手、这双精心装扮生活的手，即将撒手人寰，我这个曾经二十年军旅生活的人，也只能一次次无奈地摸去眼中的痛泪。

八点零五分，在我用电动剃须刀为父亲刮完胡须后，他安详地离开了我们。

在我们家乡，人去逝的第三天晚上，有送亡者魂上西天的习俗，由于父亲曾当过村干部，在他去逝的第三天晚上，村委会组织为父亲举行了特殊的“送魂”仪式，取消了孝眷持香烛率众族人呼唤亲人上西方的活动，而是在简易的灵堂前为父亲召开简短的追思会。灵堂搭在父亲门前，背景是租来的深兰帷幕，帷幕后亭放着父亲还未火化的有机玻璃罩棺。帷幕正中挂着父亲的遗像，遗像两边挂着村里文化人为父亲写的挽联：“一支笔承百家事丹心赤诚酬桑梓，单口棺载众人愁斯人一去方知缺。”由父亲从事了一生的红白理会继任会长组织对父亲的一生进行追思，灵堂内外一片泣声。

父亲一生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财富，但他热爱生活，感恩图报，追求美善和对人生的感悟己输灌到我们的血液中。

十年时间，周围的一切都发生着巨变，儿女长大，自已变老，并且随着时钟的旋转，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着变化，唯有人伦亲情恒古不变一脉承传。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