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经意间，走下讲台“登堂入室”成为一个基层理论教育工作者已有几个年头。初始，站立于“围城”之外，窥视并遐想城内的无限风光，心潮是何其澎湃；已然入圈，方才发现，愿景和现实、应该和其实之间，竟然是如许的不同。云里雾里的朦胧和拨云见日的冷峻，恰如一个硬币的正反面，光鲜和晦涩并存，构成了基层理论教育的两重属性。

从当前理论教育的现状看，至少有如下几点“挥之不去”的困惑。

困惑之一：“天上星星参北斗”

一元价值观或曰主导价值观，其在信仰理想上所必然表现出的属性，不说“光芒照四方”，起码也是“众星拱月”。但现实里，我们党所推崇所倡导的信仰理想，并不必然成为强势，要各阶层“外化于形，内化于心”任重道远。多信仰、无信仰、伪信仰，业已成为当前社会的痼疾之一。“信仰缺失的年代”并非无稽之谈，“有奶便是娘”在力拓间谍案里被经济汉奸演绎得活灵活现，“长江悲情”被侮辱的是英雄之身却让国人心灵蒙羞。“不知道该信仰什么”，只是因为“物欲下的信仰太多”。多到极致便近似于无，无知者无畏，反倒不似于《圣经》里的上帝、《古兰经》里的真主安拉，头悬“达摩克利剑”，而有所顾及。原来也有毛主[xi]的精神圣殿，却也在还原的各种喧嚣里被割裂，曾经的颠覆也在逐渐地被“反颠覆”，领袖本身则在“风水”、“龙脉”、“日月同辉”的混沌和商业化活动里被“消费”，加速了进程。糟糕的还有场上场下、人前人后、对己对人的双重性，以及官方话语系统和江湖话语系统的矛盾性，一旦最终曝露，戕害的是主流的价值根基，“伪信仰”的危害后患无穷。

困惑之二：“为赋新词强说愁”

本意是不知道“愁为何物”、“因何而愁”，只是因为为文作赋的需要，强不愁以为愁，牵强附会的味道很浓。在理论教育、实践活动的框架里，为了论证必要性、及时性、科学性，总会赋予其“挽狂澜于既倒”的传奇色彩，常用模式便是“在xx的情况下，xx审时度势，果断开展xx教育”。就好比母鸡下蛋是为了响应“解决物质匮乏”之号召，公鸡不下蛋是为了差异化发展。同样，为了体现最终成效，总要在原因和结果之间找一条线索，在其中搭建起逻辑的桥梁。发展的结果相对感性，用“这边风景独好”、“凛然寒风里傲然开放”等等，自是鼓舞人心，或许也有数据、图片、感知等作铺垫，还是有较强的说服力的。但为了说明理论教育的重要性，现实里总会自觉不自觉地把相对虚化的教育活动，实化为摸得着看得见的物质成果，用“扎实开展xx活动，经济社会发展又攀新高”的模式，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理性的教育庸俗化，说服力在民间范畴较低。在揭批林彪的一则材料上，说林立果俗化毛主[xi]著作学习，称某精神病人因为读了语录后霍然全愈。尽管例子有些极端，却说明在理论教育中真要避免“因为爱所以爱”之类的尴尬。

困惑之三：“安得倚天剑在手”

毛主[xi]在《念奴娇．昆仑》中说，要用“倚天剑”把昆仑砍为三截，达到“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的目的。这里，“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是终极追求，“倚天剑”就是武器，就是工具，就是抓手。套用到我们的理论宣传教育来，“入耳入脑入心，开花结果”是追求目标，各种约束钳制就是手段。理论上宏观上而言，思想教育很强很权威，因为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议上明白无误地指出“把思想理论教育放在首位”，即意味着其在思想、组织、作风、制度和反腐倡廉五大建设的布局中的位置。但微观上，当我们要找寻思想理论教育的“倚天剑”时，却发现“剑刃之外柄无所求”。推进思想理论教育的硬约束，要仰仗于形形色色的考核体系。当前的权力格局，如同大蛋糕被千刀所指，每条线上都能切割一块，用考核来隆重彰显其重要性，结果落入“多了就平庸了”的窠臼。倒金字塔的权力灌注模式和正金字塔的人力资源布局，让思想理论教育的硬性钳制陷入两难：进入考核圈子，会淹没在考核的汪洋大海，必然争食，无所谓“首位度”；不进入考核圈子，则被排除在外而边缘化，被“等闲视之”成为必然。至于软驱动，则对于部分对象部分领域能够发挥作用，整体效应不能估计过高。“软硬兼施”是蓝图，其实际成效有待于不间断的摸索。

困惑之四：“别有滋味上心头”

也曾四下浏览理论教育的做法，期望从“他山之石”里汲取养分。从林林总总的信息看，其他地方进行的探索很多，说法很绚，成果不少，诸如主题上的“红色之歌”、“蓝色之潮”、“绿色之城”，载体上的“移动党校”、“道德直通车”、“深山里的流动党校”、“理论大篷车”、“大巴车人文课堂”、“xx百场宣讲”、“xx的n走进”等等，感觉比较吸引眼球。但阅读之后，会发现绝大多数存在两个不足：一是在形式与内容、表象与实质的关系上，形式大于内容，噱头大于实效，仍然处于“新瓶装旧酒”的范畴；二是举措与成果之间，更多的是“应该这样”、“可能这样”，而并非“实际这样”，在确保“播种”的情况下，能否“开花”不得而知，能否“结果”更是充满了不确定性。用稍嫌不恭敬的话说，有点“x驴技穷”的味道，直教人“一声长叹”。更具挫折感的是，坐在办公室里，“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大理论泛理论可以上行下达，不至于碰了南墙。但是，卸了装在民间的餐桌上，我却很难用正统的主流理论说服得了亲朋好友。记得有次聚餐，他们谈到彩票的“欺人太甚”这个词时，居然以“购彩票倾家荡产却无人干涉过问而中大奖却要献爱心捐巨款”作为论据，在纷纷附和的话语环境里，我只有无语。在说到重视民生关注弱势群体这个话题时，还未等我作正面展开，他们又早已有了定论“还不是靠抬高物价来做好人，横竖都是老百姓的钱”。实在说，在江湖话语系统里，我就是弱者。其情其景，“别是一番滋味”。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困惑不等于裹足不前，不等于无所事事。假如说“困”是某种程度上的清谈，那么在具体事务的引领上就是既有条件下的“不困”。基层理论教育工作者，更多的是在现有框架下的腾挪跌宕，是“在圈而不出圈”。在新的一年里，围绕“高举旗帜，围绕大局，服务人民，改革创新”的总体要求，按照建设马克思学习型党组织、打造地方特色理论品牌、优质服务党委政府工作大局、建设精干理论队伍等任务部署，集成资源、集中力量、集聚优势，在“激活主体，创新载体，吸引客体”上做文章。主要做到以下几个方面：

抓服务。我们理论教育的工作职能听起来很美妙，但从两级理论学习中心组的服务对象考量，承担的服务工作涵盖了订书、搬书、发书、收款、税收的票、检查等各个方面，究其实是比较粗放感性却费时费力的，技术含量自是无从言起。在现时人的心里，服务一旦与人民币挂上了构，多少有点低声下气，但完全脱钩，却又应了《黄生借书说》的定律“书非借不能读也”，往往被束之高阁。虽然服务很繁琐，但我们会从如下方面着力：服务身段继续放低，侧重于主动沟通，把两会、全会、读本、面对面等各类学习资料供应好；服务时机继续把握，积极主动关注理论教育的热点、兴奋点、关注点，超前谋划准备；服务半径继续加长，在提供学习服务、学习提示等方面，适当融合新提供资料的信息，让资料学有所用，提高其关注度；服务手段继续创新，把传统模式和非传统模式有机结合，提高服务效率。

抓推动。在没有更好办法的情况下，借风借势借力，想方设法让理论教育在考核的指挥棒下拥有更多的话语权，提高硬制约的钳制力。以其为抓手，通过考核细则的明确强化，发挥原先固有的考学督学、排名、检查、通报等制度的导向作用，以“规定动作”保证共性层面、基础层面的学习教育。充分利用《桐庐宣传》和新闻媒体等阵地，用“理论学习教育推介”的方式，彰显特色鲜明的个性，供不同的学习单位取长补短、相互借鉴，并适时开展学习型组织建设的各类评比，给予较高分量的物质并精神激励，借软驱动形成“万类霜天竞自由”的良好氛围。

抓活动。“一节五堂”业已形成气候，成为有一定影响力的品牌。要在提炼中不断注入新的内容，特别是把十七届四中全会精神的学习贯彻作为主线，深入分析年度工作要点，“旧瓶装新酒”，学习节有新气象，干部讲堂、市民讲堂、村官讲堂、网络讲堂、无线讲堂有新内涵，精心设计，认真组织，用绵延不断的活动巩固坚守业已形成的阵地（阵地不是别人夺走的，而是自己拱手让出的）。同时，围绕理论人才队伍建设，立足培养“短、平、快”的理论写手，深入发掘，加强培养，逐步纳入讲师团师资库序列，形成核心层、骨干层、新生层的同心圆结构，积极构建菜单式塔型队伍模式。注重发挥政工系列人才的作用，把职称评审的既定培训和继续教育结合起来，适时开展“政工师论坛”、政工师理论宣讲等活动，为其搭建展示风采的舞台，促进其作用的有效发挥。

抓整合。首先在于各活动载体、内容相互间的融通，按“理论要消费、理论要包装、理论要市场、理论要吆喝”的理念，用交错、边缘的方式刺激受众、吸引受众。鲁迅在《藤野先生》里说，外地白菜到北京，根部系上红绳子，就尊称为“交菜”，身价立马上升。可以借鉴过来，在理论外壳包装的事情上作些尝试。其次在于各责任主体间的互动。统筹资源抓领导机制构筑大宣教格局上，我们已推行数年并有一定成效。找准各宣教工作区块的交集部分，尽量少重复机械；非交集部分按各自条块上的要求，“自说自话”推进，在归整盘点总结时共享，每个领域都“1+1>2”。“吃猪肉并非要成为屠宰高手”，有一定道理。

抓收成。围绕现时工作大局，寻找上下关注点、兴奋点的节点，有的放矢地开展相关研究，形成一定理论成果，为决策者提供有价值的参考。曾听理论教育界的前辈说过一句话“不在于说什么，关键在于谁说”，很有感触，这是用理论调研来学以致用的高境界。关注过程，合作合力。当前各学习单位特别是理论学习中心组名义下的学习调研活动，往往自觉不自觉地存在两张皮相脱离的状况，存在“播下的是人参，起获的变成狗尾巴草”、“只播种不养护，收与不收与我无关”等怪象。介于此，将在过程关注、合作研究、成果转化上进行尝试，希冀“种瓜不得豆”成为常态。

“困惑”姑妄言之，“思考”浅尝辄止，以理论教育工作者之职责，尽力而为，如斯而已。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