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用雪国作为多雪的俄罗斯的别名，应当再合适不过了。

多年来，每当看到下雪，我就会想起俄国的那次旅行，想起我的好朋友尤里和玛丽娅大婶，心里充满沉醉般的回忆。

那年，12　月中旬，为了一个合作项目，我带着一个四人代表团赴俄国乌拉尔科学院进行考察和谈判。由于那个时期，在俄国当地聘用翻译比较容易，费用比带翻译要节省得多，加之我们一行人，学的第二外语又都是俄语，应付生活用语还蛮有信心，于是决定不从国内带翻译。

12月份，正是哈尔滨的数九天，气温零下30多度，滴水成冰。按计划我们应从黑龙江哈尔滨口岸出关，先到俄国的哈巴罗夫斯克，再从哈巴转机去乌拉尔的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市。那里的乌拉尔科学院的朋友，已安排哈巴远东标准计量研究所的所长尤里负责接待我们，并为我们办理落地签证和转机事宜。为了保证一行人员的人身安全，我做了最坏的打算，如果联系不上接待人员，考察和谈判的任务不能完成，也要把代表团成员安全的带回国内。但愿我这次的冒险能够成功。

晚上10点我们乘上了飞往哈巴的飞机。飞机上乘客极少，每个人都像在昏昏欲睡，气氛格外的凝重。见此情景，我们也紧张起来。我反复思考着应付各种情况的预案，越想脑子越乱，连原来已滚瓜烂熟的的几个单词也想不起来了。最后，总算理清了头绪。首先，要解决联络问题，而联络的前提是语言问题。刚好，我的邻座是一个外贸公司的翻译。搭讪了一阵后，他答应帮忙与接待我们的人员联系，并说我们要去的地方，在哈巴最大的马克思大街上，很好找。我们的心情才稍微放松了些。

飞机降落了。没想到一下飞机，看到听到的和原来估计的完全不同。原来以为哈巴中国人较多，实际还是俄国人多。叽里呱啦听到的全是俄国话。脑袋立刻嗡的一下全乱了套。小伙子翻译帮助联系了半天，电话就是打不通。时间又是半夜，原来设计的纸上谈兵，全变成一纸废案。没办法只得让翻译离开。我先到售票处打听如何购买返回的机票。还好，卖票的是中国人。剩下的时间只有等待天亮了。

哈巴机场候机厅不大，而且好像正在装修。冷风不断从挂着门帘的大门吹进来，屋里的地面都是由外面带进来的雪形成的那种冰疙瘩，屋里屋外的温度好像没啥区别，一样冷。怀着好奇心，我到门外看了一下，所见之处白茫茫一片，周围几乎没有什么建筑，荒凉的很。从停机坪上飘来的一阵阵白雾，时明时暗。大风卷着雪花，吹得人睁不开眼睛。门前停着的几辆接客的的士，车顶已落了厚厚的一层雪，车窗上都是白色的霜，只有不断冒出的车的尾气说明车里还有人在。从外面看，候机楼只有一层，好像还没我们一个县城的火车站大。

从半夜等到第二天早晨10点，一位也在等人的女翻译终于帮我们联系上了。于是租了一辆的士，直奔马克思大街。有了半夜接机失约的教训，怎敢还马虎，上车前我狠狠地看了一眼机场那个俄文单词——“爱了抱了她”，如果失败，打的士回“爱了抱了她”，买机票返回哈尔滨。果不其然，接待好像特别冷淡。反复问我们来了几个人。又等到中午，才见到了标准计量研究所的所长尤里，吃了一顿迟开的早餐。

因为护照都要拿去办理落地签证，尤里嘱咐我们逗留期间，最好不要去街上乱走。按照我们事先的要求，俄方给我们安排了一个家庭旅馆，主要是可以多接触一下社会底层，增加对俄国的了解。

房东是一位五十多岁的老大妈，叫玛丽娅。体型格外的肥胖。房间宽绰得很，共有三个卧房一个客厅。我们四人住了二个房间和一间客厅，玛利亚的儿子正在服役，不在家，她和她的老伴住在剩下的那个房间里。

俄国的航空业非常发达，特别是远东地区到内地去，几乎全是乘飞机，加上哈巴的边境贸易仍然不错，因此机票非常难买。为尽快成行，没办法只得分成两拨走。当然我来押后。

俄方通知我们，第一批走后，第二批最少在两天后才有航班。所以我正好可在哈巴逛两天。

玛丽娅家的房子，属于那种标准的“共产主义式”，即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虽然只有六层楼，但也有电梯。不过电梯很小，只有一平米多些。客厅非常漂亮，沙发背后的墙上，挂着一幅很大的波斯壁毯。沙发斜对面的角落里是一台显像管电视，电视座可以转动。沙发对面是两个玻璃门的大柜子，里面装满了蓝花的瓷餐具。油画、装饰品、家具，似乎有些伊斯兰风格。

晚上，看见回家的玛丽娅丈夫，让我们大吃一惊。和玛丽娅的反差太大了，出奇的瘦，已经到了单薄的程度。不过鼻子是鹰钩鼻子，应当是纯粹的俄罗斯血统。他是一个工程师，准确的说是工艺美术师。家里那些用不锈钢板、铜板制作的浮雕式挂画，都出自他的手工制作。水平相当不错。俄罗斯人的饮酒，众所周知。于是我们用哈尔滨的小肚、红肠、还有烈性的白酒招待他。他礼貌的谦让了一下，就和我们对饮起来。

喝酒也是最好的交流，不知是词汇太少，还是和俄国人这样近距离的接触不多，一时蒙住不知从何说起。老张是我们当中俄语最差的。反倒让他抢了先。“酒，哈拉少”？玛丽娅丈夫的回答，让我们大吃一惊，“酒，很好喝”！原来他会不少汉语。刚见面时的沉默，真是骗你没商量。酒过三巡，菜过五味，玛丽娅开始让其丈夫回卧房去，这正中我的下怀，不知为什么，他那两只深深陷在眼眶里的眼睛和鹰钩鼻子，让我有一种惧怕感　。玛丽娅可能早觉察到了。为调节气氛，饭后她让我们观看她家的影集。她“爱大牙”，“爱大牙”（这是我）的介绍她年轻时的照片，好像在炫耀，她年轻时也是非常苗条的美女，并不像今天这样臃肿。不过翻到她穿三点式泳装的照片时，她仍然有些不好意思。她那沉醉般的表情，不得不让我们“克拉稀哇呀”（漂亮）的说个不停。玛丽娅的儿子倒是不错，穿军装的照片相当英俊。目前正在服兵役。但长相既不像她，也不像她的丈夫。俄国人离婚率非常高。我真想问她一句“八切木”（为什么），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只是听她“神，神”（儿子）的喊个不停。

俄国人家里养狗非常普遍，而且品种各异，一条街上几乎没有重样的，狗的血统非常纯正，一般都知道其父母的状况。有的甚至有出生证明，虽是民间管理状态，但也非常严谨。玛丽娅家的狗个头不大，也属于微型狗。但叫声不小，我们刚进屋时它就叫个不停，玛丽娅一边和它沟通，它一边叫，直到把我们每个人全都嗅了一遍之后，才余怒未消似的悻悻而去。

第二天早晨，玛丽娅给我们做了一餐典型的俄式家庭餐。

早餐很简单，加热的散装鲜牛奶，俄式煎饼和果酱。煎饼是用面粉、鸡蛋、牛奶加苏打和少许的盐、糖调成糊状，用平锅煎成一指厚比巴掌略小的椭圆形。吃时涂上果酱，金黄颜色，质地柔软、蓬松，对我这吃西餐长大的人，无疑是美味。厨房和洗手间一样狭小，而且兼做餐厅。中国五、六十年代的建筑，好像也都是这种大客厅小餐厅、小洗手间的俄国建筑标准。餐厅只有一个能坐两人的小餐桌，幸亏已经走了两个同事，不然要开两次餐。餐台和灶台之间刚好能容下玛丽娅的臀部，她不断的转过身来从电磁灶上把煎好的饼放在我们的餐盘里。主食后，是几片西红柿和加糖的红茶。早餐虽然简单，但菜式齐全，餐具精美。在异国他乡坐在只有二个人的小餐厅里，看着墙上俄式风格的金属版画和餐台上盛装果酱的小型捷克水晶高脚盘，闻着煎饼的面香，令人感到一种异样的享受。

早饭后，玛丽娅和我们商量中午吃什么。因为听不懂，只得“猫食拿”“猫食拿”（可以）的答个不停。

玛丽娅要带我们上街购物，这让我们喜出望外。由于是“袜子搁在鞋里”（星期天），街上的人比平时多很多。厚厚的棉衣、皮衣，让所有的人都变得像日本的相扑队员一样肥胖。房顶上、人行道上、车行道上到处都是厚厚的积雪，微融后，地面结了一层薄薄的冰，滑的很。我们特别担心玛丽娅摔跤，没想到她比我们走的一点儿不慢。哈巴完全不具备哈尔滨那种彻底清雪的人力，一冬天就任其这样，直到春天融化。不过有一点相同，环保人员会在路边清出一条沟来以便排水。我们五十年代的扫街工艺，没想到已经国际化。哈巴的建筑风格还不如哈尔滨欧化　，住宅几乎都是现代款式，房子之间有大量的空地，如果你同时看到哈尔滨的中央大街和哈巴，恐怕更相信哈尔滨是俄罗斯。哈巴的司机比我们当时的国内要文明的多，当看到我们搀着玛丽娅时，打开车窗挥手示意我们先过去。事后让我们感慨半天。奇怪的是，俄罗斯的狗好像也会看信号灯。我们看见一个老太太牵着两只非常漂亮的斑点狗，红灯时狗就停下，绿灯时就拽着老太太向前走。听说狗是色盲，看来是通过信号变换时的闪烁而感知的信息。

过了马路，玛丽娅领我们直奔一个门市，远远看到“妈哥近”的单词，推侧可能是个商店，刚要进门，看到一个妇女领着一个四、五岁的男孩儿过来，妈妈可能担心商店里人多对孩子不好，让其在门口等她，小孩非常听话，笔直的站在妈妈指定的位置，翻毛的俄式帽和漂亮的小大衣，活像一个小卫兵。果然这是一家副食品商店，和国内计划经济时期一模一样，柜台、营业员、柜台上装着食品的玻璃柜盒，商品少得很，玛丽娅买了一些蔬菜和面包，我们出来时，那个小孩还在笔直的站着，好像一点也没挪动，让我们感到分外惊讶。环顾四周，我突然发现商店对面的雪地上，坐着一个非常干净的瘦瘦的老乞丐，虽然皮衣、皮帽已相当陈旧，但一尘不染，扣子也系得非常整齐，看样子像个老兵。他双腿盘坐在雪地上，屁股下面是一张圆形的皮垫，只有面前一个掉光了瓷的搪瓷缸，昭示着他是一个乞讨者，远远看去正襟危坐、闭目养神的样子，让我联想到中国的和尚，玛丽娅看着我把一枚硬币庄重的投在那个搪瓷缸里，半天没有说话。这是我们这次旅行看到的唯一个乞丐。

我的采购任务，是一张地图和俄国的邮票，结果一无所获。后来听说，哈巴属军事管制地区，限制地图销售。邮票也没有纪念邮票。

离邮局不远到有一个书店，我突然萌生了买一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想法。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本书，现在正可以通过看俄文版，来学习俄语，岂不快哉！

书店里的人，比哪儿都多。望着茫茫书海，我想到了“使大力”(钢)“球攻你”(生铁)，但说了半天，急得玛丽娅团团转，就是不解其意。真是书到用时方恨少，过去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哪儿注意它的俄文名字呀！突然间，我想到了作者奥斯托洛夫斯基，这一招真灵，玛丽娅“啊”了一声，“卡壳，咋可俩拉稀，使大力”（钢是怎样被冶炼成的）。遗憾得很，这本书早已脱销了，玛丽娅喊道“打毛衣，打毛衣”！（回家）我推测，她家里可能有。果不其然，回到家后，玛丽娅轻易就从书架上找到了。而且还找到了奥斯德洛夫斯基的另一本著作——《暴风雨中诞生的》。不过书的内页被人涂了很多墨水儿，其中一本还被撕掉了二十多页，我看了异常愤怒，拿着书发疯似地质问玛丽娅。她突然变得像一个犯了错误的孩子，不断耸动着肩膀，做出无奈的表情。似乎在告诉我，这不是她的错，这是一个时代的结束。

旅店费、餐费都是俄国朋友预先谈好的，而且也已经付过了。为感谢玛丽娅为我们洗衣的辛劳，以及如愿以偿获得的两本俄文书籍，我们又给她了一些钱和一件礼物。她推让了很久，最后才收下。

按计划，第二天晚四时，我们如期来到尤里的办公室，约好从那儿出发去机场。尤里好像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脸上露出一丝难得的笑容。

机场里的人还和来那天一样多。令人沮丧的是飞机晚点八个小时，即由晚六时延迟到凌晨两点。尤里只是伸出胳膊，用手在手表上示意了一下，没做太多的解释，大手一挥“打毛衣”！脸色又变得和第一天一个样子了。

回到尤里的办公室，门口那个灰眼睛的女秘书早已下班了。我们径直走进屋里。尤里的办公室有一百平米大小，他的办公台旁边，是个四人位的小会客桌，再往里是一个长方形的大会议桌，和我国的习惯不同，旁边有个专供秘书记录用的小台。尤里的办公台对面墙上，是一幅特大的世界地图和一幅同样大的俄国地图。没想到，商店连小地图都没得卖，这里却有这么大的。房间虽大，但特别的凌乱。给我的感觉，有些像军队的作战指挥部。

尤里不知从哪儿拿出一瓶白兰地，和一根碗口粗、一尺多长的红肠，看样子，似乎是要陪我们坐到凌晨。

白兰地是我最喜欢的一种酒。为了感谢尤里的慷慨，同时打发这漫长的等待，我用我少得可怜的单词和他进行艰难的对话，我知道了他有一双儿女，和一个美丽的妻子。同时知道了他还有一栋别墅，他得到去机场接我们的通知时，正在别墅里，又没有车，所以失了约。我们几乎说遍了手里《俄语九百句》所有的句子，甚至我站在椅子上，问遍了地图上所有的国家名字。但时间才过去了一半儿。我想趁着酒醉，问他每年挣多少钱，几次欲言又止，一来这是一个敏感的隐私问题，更重要的是我忘记了“工资”这个关键的单词。对，“八路掐其”！我突然想到了收获这个词，没想到尤里竟理解了。他拿出笔在纸上写了一个8000，我问他是“卢布里”（俄元）还是“尤阿妮”（人民币），“刀拉里”（美元），他答道。那时一美元刚好换十元人民币，也就是他年薪八万人民币。这让我有些吃惊。当然，每次我必须回答他同样的问题，而我的工资可怜得很，于是我用了一个模糊的单词“搭客”（同样）。工资的悬殊，让我有些无措，我在想这八万元的价值，如何形象化的描述。我想到了当时八万元的拉达轿车，于是我告诉他，我们的年薪都可以买一台拉达轿车，“答”（是的）他表示赞同。“股息捏度”（但没有饭吃了）我脱口说了一句自己也没想到的话。尤里愣了一下，突然哈哈大笑起来，他从桌子对面奔过来，丢掉了往日副博士的矜持，抱住我又搂又吻，完全忘掉了旁边还有我的同事。好像感情的闸门打开了一样，他两眼充满了泪花。是的，可能他想到了饿着肚子，辛苦一年才能买一台拉达车的悲哀。但他不知道，和他地位相差无几得我　饿着肚子一年连一台拉达车也买不上的困窘。

尤里的激动，一直保持到我们过机场的安检门，一反初见时的冷淡，我们已进去了很远，仍看到他立在那里挥手。在原来只看到头发、和马克斯一样大胡子的头部，终于看到了一双深情、发亮、甚至潮湿的大眼睛。这双眼睛的神态，直到今天我都没有忘记。

我需要先到莫斯科，因为聘佣的翻译在那里。然后再坐火车到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和我的同事会合。从哈巴到莫斯科，是由东向西追着太阳走。虽然飞行八个多小时，由于时差还有七个小时，所以到莫斯科时，仍是半夜。

从飞机上看，莫斯科的夜景相当美丽。有些街道的灯光是黄色，有些则是银白色。一些标志性建筑都用射灯照射，建筑本体明暗错落，给人以梦幻般的感觉。一条条黄白色的灯链，好像给城市戴上了黄金或钻石的项链。整个城市灯火通明，在白雪的映衬下，闪闪发光。只是在我国城市少有的几片城市森林上空，才黑乎乎的，没有一点亮。

俄罗斯的普通航班上和我国不同，极少看到年轻的空姐。听说年轻漂亮的女孩一般不选择空姐这个职业。博物馆、图书馆等场所更是这样，几乎清一色的老年人。因此空姐几乎都到了空嫂儿的年龄，狭小的通道，刚刚能通过她们臃肿的身体，面部、颈部的皱纹也清晰可辨，但服务的勤快、礼貌无可挑剔。机上不但有“瓦大”（水）咖啡、“恰咦”（茶）、“皮瓦”（啤酒），甚至还有“维诺”（白酒）。八个多小时的航程里，她们一遍遍不厌其烦的问你需要哪一种饮料。然后穿梭似的往来于座椅间。颇让人感动。

莫斯科这座国际大都市的民用机场不是只有一座，这也有点让我们始料不及，难怪翻译几次来电话，确认到达的机场名字。

莫斯科的雪和哈巴有些不同。不知是撒了融雪剂，还是气候的关系，不像哈巴那样容易板结。但到处仍然是白茫茫的一片。房上、树上、街道上、莫斯科河里，到处都是雪。走在路上的汽车，就像走在白色的沙漠里。与哈巴相同的地方，还是没人扫雪。只有主要干道上好像用机械清过。不过莫斯科的气温比哈巴高很多。可能离海洋更近的缘故。

我们聘请的翻译是一位五十年代的留苏生。前些年在石家庄开办了一家血液研究所，据他说，他是把血液光照疗法引进中国的第一人。改革开放后来到俄国，奇迹般的找到了当年留学时的初恋情人。不过当年漂亮年轻的俄罗斯女孩，已变成了满脸皱纹的老太婆，两个人的爱人又都已过世，于是他们又戏剧性的走到了一起。

翻译姓张，长得高大魁梧，已快70岁，一口河北乡音，立刻让我产生了好感。他提出费用每天40美金，我爽快的答应了。但是我没有答应他带妻子同去的请求。他回去和妻子商量后，希望能见我一面，我同意了。

由于时间紧，看来莫斯科只有下次再来游览了。第二天，我们就从莫斯科的白俄罗斯火车站乘车去斯维尔德洛夫斯克。

白俄罗斯火车站设计的非常独特。一是乘客无需检票，登车后由列车员抽查车票。二是从每个登车口出去，都可以顺着列车找到车厢后上车。不需要走天桥或者地道，给乘客以极大地方便。

我终于看到了张翻译的俄罗斯妻子。虽已近70岁，却能开着车来送张翻译。个子比张翻译还高出一截，身体清瘦，典型的莫斯科女人。看去年轻时应当非常漂亮。我们握手后，给了她一张中俄两种文字的名片。她仔细看了一下，不知是我的官衔，还是我们几个正人君子的长相，只见她微微点了一下头，嘴角掠过一丝放心的表情。

莫斯科距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只有几个小时的车程。迎接我们的乌拉尔科学院的三个朋友，早已守候在车站。有力的拥抱让我几乎喘不过气来，热情程度可见一斑。因为在哈尔滨见过这几位朋友，于是我大胆的使用了储备已久的第一个重量级单词“斯高里嘎列特，斯高利嘎吉姆”，（久违了！俄语原意是经过了多少个夏天、多少个冬天）

住宿安排在乌拉尔工学院的学生宿舍，这既出乎我们的意料，也让我们大喜过望。正好可以参观、感受一下这所名校的风范。

乌拉尔工学院是俄国前总统叶利钦的母校。目前的知名度及学术地位在俄国名列前茅。宿舍搂的走廊和教学楼的走廊一样宽，有六、七米的样子。一个单元有四个带洗手间的小房间和一个大厅、一个厨房。每个房间一般住一个学生。最多能住两个人。看后令人嘬舌，中国的大学，当时还谈不上这样的住宿标准。奇怪的是，厨房大得很，冰箱甚至洗衣机等设备一应俱全。靠墙是一排立式电磁灶，每台四个炉盘，电缆就有手指粗，功率应当不小。大厅里有一张可以放大和缩小的长方形俄式餐桌。撤掉桌子，可以举行小型舞会。

晚宴就在宿舍的大厅举行。俄国朋友亲自操刀下厨，由于心情格外兴奋，大家的注意力已不在酒菜上，餐后撤掉桌子，便疯狂的跳起舞来。

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原名叫叶卡捷琳堡，二三十年代后，随着采掘、冶金、机械制造业的发展，成为乌拉尔乃至俄国重工业和科研并重的大城市之一。叶卡捷琳娜女皇的陵墓和欧亚洲际界碑都是该市著名的景观。乌里扬诺夫是谈判项目所在部门的负责人，我们都叫他乌拉。疯狂之后，他提议去看欧亚界碑，真是说时迟，那时快，转眼间所有人都上了车，不知是过于激动，还是喝多了，谁也没想到已是漆黑的晚上。我们叫列宁的弗拉基米尔，不愧是博士水平，他首先发现了不宜照相的问题，大家才如梦初醒。于是，打道回府，走了一半儿，又返回市里。

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的雪，都是早下过的雪。除了旷野和森林里，街道上的雪已经不多。不过气温非常低，可能是海拔比较高的缘故。

不知是过度的紧张、疲劳，还是温度的差异，我好像得了感冒。身体一阵阵发冷，似乎在发烧。朦胧中听到翻译在说要去看电影，当然也只有这样。

电影已经开始。影院里静得很。好在有服务员带领，很快找到了座位。戴眼镜的人，从外面进来，不但瞳孔需要适应，而且，镜片上全是霜，和瞎子一样。因为一点声音也没有。联想到国内影院的萧条，判断影院里人应该很少。

电影是黑白片，又无字幕，是那种伴随英语道白的毫无情感的俄语语译。我把大衣领子包在头上，很快就进入了假睡状态。

感觉没过多久，我被同事叫醒，原来电影已经演完，这时才发现。影院里原来座无虚席。观众的素质真叫可以，不但没有说话、吃东西的噪音，就连咳嗽也没有，让人未免吃惊。

俄罗斯人，应该说还是一个有较高素质的民族。全国实行免费高等教育。文学艺术也非常发达。虽然当时物资资料的生产，正在进行艰难的调整，但对文化艺术的热情一点不减。音乐厅、剧场只要有演出，一般都座无虚席。真有点东北人那种宁舍一顿饭，不舍二人转的脾气。

俄国人的穿衣风格与国内也稍有不同。在宿舍楼里看到的俄国女学生，个顶个都是皮大衣，而且衣扣一直扣到颈部，加上高高的皮帽和高跟靴，显得格外挺拔高大。除了脸以外，身体的所有部分，全包裹在衣服里。所以俄国人得气管儿炎的反而不多，咳嗽的固然就少了。

回来的车里几乎吵成了一团，翻译和俄国朋友，我们同事之间，都在谈论这部电影。影片实际放映了一个多小时，是一部带色情情节的美国影片。八九年改革后，俄国加快了西化，听说莫斯科luo体舞学校，就有二百多所。漂亮女孩学完后都到国外挣钱去了。难怪飞机上都是空嫂。

乌拉看到我萎靡不振的样子，决定今晚让我住在他家，他的妻子是位医生，可以帮我治疗感冒。我高兴的答应了。

虽然乌拉的职位，玛丽娅不可与之相比，但乌拉的住房却好像只有玛丽娅的一半大，这有些像我们北京和农村干部的住房比较。当然厨房还是非常的小。

虽然外面寒风凛冽，但房间里却热的可以穿短裤。我来后，乌拉只好睡地板了。乌拉的妻子先让我洗了澡，然后把头伸在她已熬好草药的一个锅里，头上再盖上棉被，尽量包裹严密。不多时我就出了一身大汗，而且，充分吸入了带有药味的水蒸气。这种俄医土法治疗后，乌拉的妻子又给我服了两片药片，安顿我睡着后，她才去睡。

没想到第二天，感冒奇迹般好了。这真让我感激涕零，草药中只有一味我认识，就是马铃薯。同时，我知道乌拉的妻子，好像一晚上也没有睡好。因为每次我上洗手间她都有响动。

感冒给了我们一种提示，考虑天太冷，加之行程又紧，我们果断取消了所有游览项目。

这次考察、谈判的项目，是柴油车润滑油添加剂合作项目，这是俄国原来用于航天工程的一项技术，目前产品仍在一座监狱工厂生产。

这是我们有生以来第一次走进监狱。虽然有俄方带领，仍要进行常规的审查。进门时卫兵先要让你进入通道上的一个铁笼中，锁上入口后，再将出口打开，方能进入监狱里面，每个人无一例外。铁笼的铁柱足有一百毫米粗，看去格外恐怖。车间里面好像和普通工厂没啥区别，工人当然都是犯人，不过接待我们的态度，好像非常友好。

正式的合作项目谈判非常顺利。于是我想利用剩下的时间，参观一下该市的交通指挥系统。列宁的朋友很多，没怎么麻烦，就联系好了。

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真不愧是一座科学城。我们进城时就发现，整座城市没有一个交通警察。估计至少有一百多个路口的信号灯，都由交通指挥中心的电脑控制。而且具有车数统计、特种车辆自叫信号、智能比较优先放行以及无人值班等多种功能。不过俄国朋友开了个不小的玩笑。刚进去时，先让我们看象大衣柜一样的电子管计算机，然后又是中等大小的晶体管计算机。在我一再“nou、nou”之后，才被领到一个广场似的大厅里，看到了我们目前使用的这种电脑。圆形指挥大厅里四周都是大屏幕，显示着城市各路口的交通状况。在几乎圆心的位置，有一张台子，放置着一部电脑。参观时是无人值守状态。

后来查资料知道，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的交通指挥管理系统，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当时只有伦敦等不多几个城市安装了这种系统。而且研制工作仍在继续。主要是在控制路口数量和功能方面不断提高。

在即将离开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的前夕，我们赶上了西方的圣诞节。于是我们请求，自己到街上吃几餐，不用俄国朋友陪同。

圣诞节俄语俗称“要了噶”（松树节）。一个正在进行节前装饰的饭店里，两位艺术家忙得不亦乐乎，看到中国朋友，力邀我们为他们在窗户上写一些中国字。因为那几年中国还不时兴过圣诞节，而且新年马上又要到了，于是我写了一个草体的新年好。“事都爱打”（这是什么？），“斯诺帷幕高达木”（新年好！）我回答他们。没想到我说完后，招来了叽里呱啦的一顿评论。翻译告诉我，他们说你的发音很接近莫斯科人，啊！简直让我受宠若惊！

饭店里顾客并不多，不过我们看到了几位极其美丽的俄国姑娘。俄国女孩其实最漂亮的应该还是那种混血儿，似乎有一些中东人的血统，大眼睛、长睫毛，或蓝或灰或黄的瞳孔，细若膏脂的脸上，没有一丝瑕疵。加上那经过高等教育的气质。好像真能羞花闭月、沉鱼落雁，让人大饱眼福。

再欢乐的相聚也有分别的时候。我们决定立即动身回国，并且坐火车回去。这让俄国朋友非常震动。听他们说，坐火车到哈巴要六天时间。不过，看一下这条也流有中国人血汗的世界最长的西伯利亚大动脉，似乎也值得。

俄国的长途火车全是包厢。没有我国那种普通卧铺，更没有硬座。四个人正好一间软卧。

窗外一片银白世界，毫无景致可观。上得车来，就是没日没夜的睡觉，直睡得天昏地暗。

隔两个包厢，是一对俄罗斯夫妻带着一双儿女。男孩只有三、四岁，可爱得很，不时跑过来向我们的包厢里探头探脑。“巴哈季节”（请进！），“捏哈球”（我不！），他答道。看来我的俄语已能通过孩子的审核了。他跑回自己的包厢后，拉着他的母亲往我们这里张望。当看到是中国人后，母亲似乎同意了男孩的请求。他再来时径直进了包厢。一来二去，直到爬上我的膝盖，抱着我的头，“菇息乌哈，菇息乌哈”（咬你耳朵）的叫个不停。男孩的到来，给寂寞、漫长的旅行带来了难得的欢乐。老张、小周都从上铺下来了，包房里不时响起一阵阵笑声。当然，小家伙也品尝到了我们的糖果，那爱不释手的游戏机，自然也成了他回去时的战利品。

返回时，我们没有麻烦尤里接站。下火车后打了两辆的士，直奔玛丽娅家。准备在那休整一晚，第二天再回国。

过去听老师讲，学习外语，语言环境非常重要，这次真是有了亲身体会。经过十天来一路的锤炼，回到哈巴后，我已俨然一个老道的翻译，和玛丽娅联系、租的士时，单词脱口而出：“兹那耶捷”（知道这里吗？），“斯高利嘎斯道伊特”（多少钱？），“毛施纳”（可以），“巴耶合”（走吧！），几乎不加思索。同事给我的总结是，说了四个单词，租了两台车。用了一半的价钱。特别是在去玛丽娅家的路上，我一会“布俩玛”（直行），一会“纳普拉娃”（向右），好像哈巴的当地人一样，让司机也惊讶得睁大了眼睛。

第二天，见尤里时，又看到了门外那个灰眼睛的秘书，她的旁边还有两个不认识的中国老人在谈话。平时不苟言笑的她，终于露出了笑容。她远远的站起来，“兹德拉斯维矣”（您好）！正要带我进去，尤里已从房间里迎了出来，他一边握着我的手，一边哈哈大笑着，同时示意那两个中国人一起上车。

原来这两个老人中的一个，是我大学母校的现任党委书记。他告诉我，今天他是搭我的顺风车，尤里主要是送我去机场。他还说，尤里非常佩服你，“横跨欧亚大陆，往返行程近两万公里，不用翻译，真了不起”！当他知道我是他的学生时，不由得发出一阵骄傲的大笑。听到老师的讲述，我两眼充满了激动的泪水，过去常说为国争光，难道我这也是为国挣了光？

回国后，我继续关注这几个俄国朋友的消息，不久乌拉就退休了，玛丽娅的儿子复员后，全家开始了经营运动鞋的生意。生活过得相当不错。只有尤里不知去了哪里。

人的一生不可能走遍整个世界。去过的地方，也不一定都能留下深刻地印象。后来我也去过许多国家，但只有这次俄国的旅行，时至今日让我难忘。特别是，每当看到下雪，就油然想到哈巴，想到莫斯科，想到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想到我那些俄国朋友，似乎我的心，又飞向了那遥远的雪国。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