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以稀为贵，在一片汉语声中，夹杂着洋话的声音自然是格外地与众不同。

鲁迅先生在《阿ｑ正传》中描绘过一个假洋鬼子，“就是钱太爷的大儿子。他先前跑上城里去进洋学堂，不知怎么又跑到东洋去了，半年之后他回到家里来，腿也直了，辫子也不见了，他的母亲大哭了十几场，他的老婆跳了三回井。后来，他的母亲到处说，‘这辫子是被坏人灌醉了酒剪去了。本来可以做大官，现在只好等留长再说了。’然而阿ｑ不肯信，偏称他‘假洋鬼子’。”进过了洋学堂，又去过东洋，自然会讲洋话了，阿ｑ就有幸耳闻了一回，“我是性急的，所以我们见面，我总是说：洪哥！我们动手罢！他却总说道ｎｏ！——这是洋话，你们不懂的。”由于这一句洋话，便有了吹嘘的资本，“再四的请我上湖北，我还没有肯。谁愿意在这小县城里做事情。……”

这是钱大公子干的事。

不过钱大公子夹杂洋话这一优良传统，还流传了下来，并有被后人发扬广大的趋势。

张晓风（笔名桑科）在《我恨我不能如此抱怨》是这么说的：

如今学人讲演的必要程序之一便是讲几句话便忽然停下来，以优雅而微赧的声音说：“说到oedipus起，中文翻译我也不太清楚，什么？伊底柏斯情意综，是，是。唔，什么？恋母情结？是，是，我也不敢sure，好，anyway，你们都知道oadipuscomplex，中文，唉，中文翻译真是……”当然，一次演讲只停下来抱怨一次中文是绝对不够光荣的，段数高的人必须五步一楼十步一阁，连讲到brother—in—law也必须停下来。“是啊，这个字真难翻，姐夫？不，他不是他的姐夫。小舅子？也不是小舅子。什么？小叔子——小叔子是什么意思？丈夫的弟弟？不对，他是他太太的妹妹的丈夫，连襟是这个意思吗？好，他的brother—in—law他的连，连什么，是，是，他的连襟，中文有些地方真是麻烦，英文就好多了。”

这么一来，演讲的人物就莫测高深了，那真有“学贯中西，宇内一人”的大儒风范。

“学贯中西”这样的大儒有吗？有，如辜鸿鸣，如钱钟书。二人都精通多国外语，钱钟书的外语天才是人所共知的，单是时不时的背诵一些外文原著，就足以令世人目瞪口呆了。辜鸿鸣也不惶多让，自负的英国人莫理循叹道：“辜鸿铭的英语词汇罕见地丰富，是一个语言天才。”本身就学贯中西的林语堂则说辜鸿铭英文造诣“中国第一”；德国作家帕凯则说：“辜鸿铭是我可以用地道的德语与之交谈的第一个中国人。”

但二人都没有讲话是汉语中夹杂着洋话的嗜好，也没有在该用中文的时候故意操一口抑扬顿挫全不对的洋话的嗜好。绝对没有！

汉语好吗？对不同的人，答案不同。

按照惯例，诺贝尔奖的获奖者要在颁奖典礼上用本国语言发表讲演。但美籍华一科学家丁肇中却打破了惯例。他向瑞典皇家科学院写了一封信，提出请求，　要用中文发表讲演，因为那才是他的母语。这不仅令皇家科学院感到为难，而且美国政府也竭力阻挠。美国官员说，你已经是美国公民，就应当用英文书写答词。丁肇中理直气壮地说：“我确实加入了美国籍，但我是在瑞典而不是在美国领奖，用什么文字书写是我的自由。”　负责颁发诺贝尔奖的人士又提出，我们这里没有中文打字机，你用中文书写我们不能打印分发。丁肇中说：“我用手书写，请你们代为复印。”丁肇中的这一片赤子之情，令世人为之感动。最后经协商，采用了一个折衷的办法：丁肇中在致答词时先讲汉语，后用英语再复述一次。　

可有时候犯糊涂。在申奥陈述的时候，这种在国际讲坛上最需要使用本民族语言的时候，中国代表团，除了袁伟民先生外，都是满口洋话。说的确实很流利，却很不中听，甚至有点刺耳。

学界上崇尚　“中西结合”。那些英文水平不怎么地的教授，博导，博士，张口一个“idea”，闭口一个“solution”，真是一副国际领先的派头。用张晓风的话说“试观他眉结轻绾，两手张摊的无奈，细赏他摇头叹息，真是儒雅风流，深得摩登才子之趣。”其实，别听他瞎白话，那几个“idea”和“solution”，还不知道是从哪来的呢！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