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古代议论文杂感之四

我们还是从王安石的《答司马谏议书》说起吧。我们知道，王安石是极力反对儒家那一套理论的（有许多学者把他划为法家、把司马光划为儒家），他在1058年上宋仁宗赵祯的万言书中，要求对宋初以来的法度进行全盘改革，扭转积贫积弱的局势。他对改革抱有士大夫群中少见的紧迫感，大声疾呼：“以古准今，则天下安危治乱尚可以有为，有为之时莫急于今日”，要求立即实现对法度的变革。与儒家坚持的“克己复礼”格格不入。可是他在给司马光的信却说：“　盖儒者所争，尤在于名实；名实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引用司马光不能否认的道理来驳斥司马光的错误论点。这样做不但没有使文章理屈，反而大大增加了说服力！他在短短的复信中，还引用商朝盘庚迁都的典故（盘庚不为怨者故改其度，度义而后动，是而不见可悔故也），说盘庚并不因为有人怨恨而改变原来的计划，他采取的行动，因为看不出有什么后悔的缘故。这些话名义上是讲盘庚，而实际上就是讲自己。这也是作者善于引经据典驾驭语言的高明之处啊！

我在看稿过程中，发现不少文友在正规的议论文中，几乎见不到引证的句子。有位文友在论证使用简体汉字的必要性时，我建议他引用《中华人民共和国通用语言文字法》的相关规定，他却说，法律太多，有法不依已是司空见惯，不用也罢！还有一位文友，在论述文学、哲学、政治的关系时，放着现成的定义不用，硬要自己重新下定义。我以为这都大大降低了论文的质量，直接影响文章的说服力。有极个别文友，对　(the)　china　communist　party　的成见太深，在一些反腐的文章中，连communist　party　的正确理论也不喜欢引用。有位文友在批评腐败现象时，本来就有贪污、受贿、侵占、侵吞、职务犯罪等词语，可她就是不用，硬要造一些自定义的词，无疑影响了文章的说服力。再比如党纪规定，凡贪污受贿达5000元的一律清除出党，可揭发出来的贪官，哪个案子不是上百万、千万甚至上亿啊！这无论是批评违纪也好，还是批评制度不管用也好，都有极强的说服力。如果放弃引用，那不得不说是一件憾事啊！

我们知道，论据是论文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组成论据除了事实就是理论。而理论是已经判明为真的一般判断，如各门科学的公理、定理、定义、原理、原则等等。平常人们说的“摆事实，讲道理”，恰恰就是这两方面的高度概括。而人们在辩论中要求“以理服人”则是单就理论而言的。可见，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已经与理论息息相关了。在写论文时，古今中外不乏名家都善于采用这种方法。我们的写手（作家）在写作实践中为什么要轻而易举地放弃它呢？

朋友，引用正确的理论、原则、法规和有用的典故，来证明自己的观点，或者驳斥谬误的观点，不失为一种良好的论证方法。让我们拿起这种武器，使自己的杂文更好地发挥匕首、投枪作用吧！

（注：文中的那几个字，我担心又会被自动屏蔽，故使用英语，请朋友见谅。）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