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离娄》下有一节云：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已饥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

屈原“颜色憔悴，形容枯槁”，不是因为他地位不高，生活不好，搂不到钱，觅不到利。他只不过是“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　

“衙前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不仅诗书画绝了，官也做的不差。

“邑有流亡愧俸钱”，韦应物这句诗，可与日月同光辉。

这几个老大人，作为官员之所以能流芳后世，是因为他们做了为人民服务的官。在一个提倡“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千种粟”的时代，大人是如此教育孩子的。老子拍着儿子的肩膀儿：“好小子，长大了可得做官呀，给咱们家里改换门庭！”因为一做官就发财，有财有势，也就理所当然地改换了门庭。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嘛，“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做三年官要落十万两银子，这还是清官呐！要是做三年赃官，那银子真是海啦。熏陶在如此环境里，上面的几个老大人“举世皆浊而我独清”，念念不忘百姓的疾苦，真是难得的好官呀。这几个老大人，可以说是为人民服务的光辉典范。

毛泽东有一篇影响了很多人的文章，《为人民服务》，他说：我们的共[chan*]党和共[chan*]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

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周恩来总理可算一位。周恩来总理不仅在国内得到了认可，在国际上也得到了认可。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设在纽约的联合国总部降半旗致哀。这在联合国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世界上其它国家的元首逝世，没有人能得到这样的礼遇。对此，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是这样说的：“为悼念周恩来，联合国下半旗，这个决定是我做的。原因有二：一，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她的金银财宝多得不计其数，她使用的人民币多得数不过来，但是，她的总理周恩来没有一分钱的存款。二，中国有十亿人口，占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可是，她的总理周恩来没有一个孩子。你们任何国家的元首如果能做到其中的一条，在他逝世的时候，总部将照样为他下半旗。完了。”

焦裕禄同志身为兰考县委书记，家里竟没有米下锅；孔繁森同志殉职时身上只有8角6分钱；雷锋曾经说过，“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可是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我要把我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当中去”。

还有一部分官的官念不是为人民服务，而是为人民币服务。

中国官场自古有“千里作官，为了吃穿”的说法，其实吃穿只是最低等的要求。“逐日奔忙只为饥，才得有食又思衣”，欲壑难填，做官的也是一样。吃饱了，穿暖了，还有“光宗耀祖”，还要“封妻荫子”，还要“遗子满盈金”，还要——平民百姓想到的，官老爷是不光想到了，而且想的深。

“红包书记”有过非常重要的语录，“升官不发财，请我都不来；当官不收钱，退了没本钱。”这语录很重要，它是一位多年从事光荣的为人民币服务的官员的心得，是一位为了人民币而兢兢业业的官员的切身体会，是广大为人民币服务的贪官们的共同心声。

为人民币服务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某市委书记说，人家送钱来，自己不收，他们可能拿钱去送别人，别人收了，还不如自己要了。阿q讲过，“和尚动得，我动不得？”，这人该当是阿q的弟兄，要么是阿o,要么是阿p。某市长说的更理直气壮地说：“我以为我是人民的公仆，吃、穿、用的都应是公家的。”某人大常委会主任更大言不惭地说：“我收这一点算什么。”

收了人民币就要服务，因为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于是就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报道，某某头子（不管他是流氓头子、黑帮头子、甚至是鸡头鸭脑什么的），打电话让某某长（不管他是市长、局长、院长什么的）半小时之内赶到，你放心，这个某某长绝对不会超过三十分钟。

不光是个人鼠窃狗偷地干些勾当，某些挂着“人民××为人民”的机关单位，也明火执仗地做些为人民币服务的事。

《中国青年报》报道，湖南某镇派出所为了罚款“创收”，对返乡农民工经常绑架、关押、刑讯拷打，逼迫交纳“罚款”，农民工经常无端被关被打被罚。

而到派出所办个身份证，那也是根据所付的人民币价格不等，提供不同的服务：想快的话交60元，三天；次之的交40元，一周；等而下之的交20元，一个月；慢证10元，三个月。

前苏联部长会议主[xi]尼·雷日科夫曾引用过一句很有哲理的话：“权力应当成为一种负担。当它是负担时就会稳如泰山，而当权力变成一种乐趣时，那么一切也就完了。”

江泽民指出：“所有党员领导干部，首先要支持和帮助群众富起来，而不能只考虑自己如何致富，更不能利用手中的权力谋取不正当的利益。”

这大概就是共[chan*]党的老同志的谆谆教导吧：要为人民服务，而不是为人民币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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