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薪养廉这一手，古人在很久以前就玩过。

据沈括《梦溪笔谈·讥谑》上记载：旧制，三班奉职月俸钱七百，驿羊肉半斤。祥符中，有人为诗，题所在驿舍间曰：“三班奉职实堪悲，卑贱孤寒即可知。七百料钱何日富，半斤羊肉几时肥。”朝廷闻之曰：“如此何以责廉隅？”遂增今俸。

《梦溪笔谈·讥谑》还有一段，与上一段内容相似：尝有一名公，初任县尉，有举人投书索米，戏为一诗答之曰：“五贯九百五十俸，省钱请作足钱用。妻儿尚未厌糟糠，僮仆岂免遭饥冻？赎典赎解不曾休，吃酒吃肉何曾梦？为报江南痴秀才，更来谒索觅甚瓮。”熙宁中，例增选人俸钱，不復有五贯九百俸者，此实养廉隅之本也。

据沈括评论：增选人俸钱，此实养廉隅之本也。

明清之时，一个总督、巡抚的年俸是一百多两银子。这点银子，简直就是杯水车薪，根本不够总督、巡抚们开支。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知府都如此了，总督、巡抚们位更高、权更大，用今天的话说，更应该起模范带头作用。所以整个官场是污浊不勘，官员们贪污公开化，卖官鬻爵明码标价。为了缓和阶级矛盾，尤其是缓解老百姓的不满，雍正二年（1724年），雍正王朝实施了“养廉银”制度，有朝廷补贴官吏，以图减少他们的贪污受贿、卖官鬻爵。但这些“养廉银”好似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官场的那一套，还是照行不误。乾隆时捐4600两纹银就可做知县，而且行情下跌，到光绪时捐2600两纹银就可以了。

以史为鉴，就能说明问题。但据说香港，弹丸小国新加坡实施这一套很成功，于是有一些政客和所谓的经济学家在学习和借鉴了先进经验以后，又开始摇旗呐喊，擂鼓助威：我们也要高薪养廉。

这让我想起了大清朝的洋务运动，出国考察了一番，得出的结论就是洋人不穿长袍穿西装，不吃馒头吃西餐，你说是不是让人有点哭笑不得？

新加坡是怎么廉起来的？

首先是“精英治国”理论，把各行各业的领军人物都吸收进来，政府公务员普遍是专业人才，有敬业精神，有办事效率，而不是“一杯茶，一只烟，一张报纸看半天”。效率上来了，政府的形象就有了。不像咱们国内，外商申请一个公司，得盖几百个章子。

其次才是高薪养廉，公务员的收入包括工资、花红和各种津贴。。美国够牛的吧，但是美国总统与新加坡总统比比工资，他还差了一大截。新加坡部长级官员年收入可在百万新元以上，抵的上美国总统的年薪。这么高的薪水，要作奸犯科，那还真得好好想一想到底值不值。

第三，严厉的考核、法律监督及制裁手段。新加坡对公务员实行有系统的定期考核制度。考核的结果将列入每个公务员的永久记录，归入人事档案。如果有人考核通不过，那将被辞退。法律制度比较健全，监督机制比较合理，制裁手段也比较严厉。1986年底，对新加坡的发展有过卓越贡献的新加坡前国家发展部部长郑章远，因一时糊涂收取建设商人的贿款，当贪污调查局准备移送法办之前，他就畏罪自杀了。

对照对照我们中国的现实，你说说，我们有没有新加坡的条件？我们的精英，那是怎么说的来着？对翰林院文章，武库司刀枪，光禄寺茶汤，太医院药方。我们的高薪，对于成克杰来说，是４０００万，对于戚火贵是１５００万元，对于李乘龙是１６００多万元，对于王天义是1800余万人民币，卫建设－－一个小小的副科级干部是５１０余万元。我们养的起吗？监督机制，香港对公务员的严格管理在世界上是有名的，不光有廉政公署，还有一套非常严密的规章制度，其中一项就是“公开点名批评”制。违规行为遭到市民的点名批评，在媒体上予以公开曝光：如社会福利署署长梁建邦，从香港乘坐客机头等舱绕道伦敦前往以色列开会，被揭露为“假公济私”，金融管理局副总裁陈德霖，用金管局的座驾绕道送儿子上学，遭市民举报，指责为“公车私用，浪费公币”。这样的事都公开暴光，你说还能有啥事能瞒的过去？我们大监督机制，那不明摆着是摆设吗？

古人高薪养廉还能行的通，还有这个经济能力。我国官民比例在汉代是1：7948人，唐代是1：3927人，明代是1：2299人，清代是1：911人，1949年是1：294人。1：911的比例，每人拿出１％来养官，那官员的收入就是普通老百姓的将近十倍。但现在不是那时候了，今天的比例是1：30人。每人拿出收入的３０％来养官，那官的收入还达不到百姓的１０倍，这１０倍是不是就能吸引他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那还是一个未知数。

外国人也比我们有优势呀。官民比例印尼是1：98人，日本是1：150人，法国是1：164人，美国是1：187人。我们是可怜的1：30，你说，这游戏怎么玩么？

即使真的能玩，那高薪就真的能养廉？国人恐怕是病入膏肓了，什么破烂玩意拿过来，都当作是济世的良药，认为一贴下去，包制百病。以前的咱不说啦，就说近来的几位吧。

浙江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原局长周航，各种进项年均也达３０余万；浙江省供销社原主任朱承岭，每年的总收入超过３０万元；浙江省新闻出版局原局长罗鉴宇，年收入近２０万元。我想年薪２０、３０万在中国当前的状况来说，应该算是高薪了吧。但是也没有养廉呀，该贪污还得贪污。谁敢说其他的党员干部就比这三个人的觉悟高，思想好？

朱元璋是养廉怎么做的？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他以杀代养。如《大明律》规定，受财枉法者，一贯以下杖七十，每五贯加一等，八十贯则处以绞刑。受财不枉法，一贯以下杖六十，每五贯加一等，至一百二十贯杖一百，流放三千里。凡贪赃白银六十两以上官吏，一律枭首示众，剥皮填草，风干尸体，悬挂于衙门座位旁。凡有犯案者，一律追查到底，决不姑息，郭桓案数万人被连累致死。对大臣如此，对皇亲也决不手软。驸马欧阳伦，就是倒卖点茶叶呗，犯了哪条说哪条，大脚马皇后求情也不行，驸马还是被诛杀了。

但康熙老皇帝又说了，制乱世才用重典。我们现在是祖国山河一片大好，政治局面是安定团结，用重典难免搞的人心惶惶，人人自危，稍有不慎，还会影响经济年增长７％的大好局面。

所以我们只好又把孔圣人的那一套拿出来，用德行。古人怎么说的，“吾不能以春风风人，吾不能以夏雨雨人，吾穷必已。”

三百年前，被康熙誉为“天下第一廉吏”的两江总督于成龙，为官廿载每次升迁离任时，只用坛子装些当地的泥土留作纪念。可谓德行深厚。

《郎潜纪闻三笔》里面记载：于成龙任罗城知县时，一心为民，深得民心。由于他的手下人捞不到油水，所以走的走，死的死，只剩下他一人孤零零的。老百姓每天早晨都到县衙问安，并凑钱跪献给他。但他执意不收，而让人们拿回去孝敬父母。于成龙离任时，老百姓夹道号呼：“阿爷走了，我们没有天了！”

但他这德可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看《康熙大帝》上面有一段：陈潢一边喝水，一边打量这间耳房，看来这是于成龙的书房兼签押房了。靠墙一溜儿是垛满了书的书架，案头也全是书和待批的文案。竹椅木桌，虽然简朴却是十分整洁。最显眼的是东墙上挂的中堂画，上面画的不是山水，花鸟，虫鱼，却是大白菜。还有一幅对联：

上联是：官不可无此味

下联是：民不可有此色

落款是：——母于黄氏嘱吾儿成龙

有了这样的贤母，有了这样的教导，才有了这样的德行。如果于成龙每天接受的就是“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千钟蜀”，还能一心为民？

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有这么一段讲话：“我是历来主张军队要艰苦奋斗，要成为模范的。一九四九年在这个地方开会的时候，我们有一位将军主张军队要增加薪水，有许多同志赞成，我就反对。他举的例子是资本家吃饭五个碗，解放军吃饭是盐水加一点酸菜，他说这不行。我说这恰恰是好事。你是五个碗，我们吃酸菜。这个酸菜里面就出政治，就出模范。解放军得人心就是这个酸菜，当然，还有别的。现在部队的伙食改善了，已经比专吃酸菜有所不同了。但根本的是我们要提倡艰苦奋斗，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

盐水加一点酸菜，与于母的大百菜对联，是不是说明了什么？

顺便提一下，当今德行深厚的，甘于大白菜或是盐水加一点酸菜的人恐怕没有几个啦，心黑脸皮厚的倒是很容易找到。那些在反腐倡廉会议上做慷慨发言，可一转身就吃了人家的，袖了人家的，这些腌杂泼才，怎么能指望他们以春风风人，以夏雨雨人？

反腐啦，提高素质啦，ｗｔｏ了人才都被挖走啦，给公务员高薪可以有１０００条理由。给公务员加薪也可以有１０００条理由，但加一次薪，国家要掏１０００多个亿，而均到每人头上，就是每月一两百块钱，这对反腐有什么用呢？但如果不是加薪，而是用于教育事业，可以将政府教育投资预算增加30％；可以资助2000万失学儿童读完小学；可以培养出200万大学生；可以将全国所有重点大学的规模增大一倍；可以为全国老百姓建立10年的医疗保险。　

经济学家戴园晨说：“第一次给公务员加薪，我举双手拥护，第二次加薪我一只手拥护，一只手反对，这一次我举双手反对。”　他还说：

正如著名的经济学家戴圆晨教授说，如果钱实在多得厉害，全部投入到基础教育和职业培训教育中去。当初扶贫攻坚也仅筹集了39个亿的资金初步解决了贫困的“三片”地区约一半的校舍建设和维护问题，至今中小学教育资金的缺口仍在近千亿元，加薪来的紧要还是把“科教兴国”从口号变得实在些重要？宪法上已明言，国家的一切权力归属人民，那么也许人民不仅应该有接受结果的义务，也应有参与和质询决策的权力，毕竟政权的财力是靠纳税人支撑着，而民众和政府，应同样体会到物力唯艰的心酸。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