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三个儿子和他们的姓名

清梦如禅　

我出生的时候,父亲是文化单位搞宣传工作的,喜欢弄文舞墨，给我取名“张弓”。后来，我的两个弟弟也分别得名“张弦”、“张箭”。父亲的意思是“挽弓、拉弦、射箭”兄弟三人团结一心，如射出的箭一般，勇往直前，对他的三个儿子寄予了莫大的希望。虽然母亲对没有女儿抱着很大的遗憾，但父亲总是安慰她“有三个儿子什么事都能做了，我很满意的。”

父亲的三个儿子生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后六十年代初期，正是国家多事、多灾的岁月。兄弟三人从出生开始就注定了苦涩酸楚的命运，当时正值“大跃进”年代，吃不饱、穿不暖，几个光屁股娃娃每天的要事就是到处找吃的。当年，不管田里地头还是街边，到处都是找吃的人。那时的父母亲都忙于建设社会主义，大干快上，把全部的精力都奉献在工作上了，根本无暇照顾儿子们。好在外婆还硬朗，抚养的重担就落在了她的肩上。就这样，拉拉扯扯地让兄弟三人成长。由于长期营养不良，三兄弟长得似弱柳扶风，作为老大的我，长得最矮小；老二稍高一点，但却瘦得象麻杆；老三一副佝偻萎缩样。

父母很少回家，我记得父亲回家的时候，一有空就爱拉他那把红木杆的龙头二胡，他的二胡拉得很好，也是他唯一的业余爱好。大约为了培养我的音乐细胞吧，许多年来他都喜欢叫我听他拉二胡。我也习惯了安静地倾听，有时竟在悠扬的琴声中睡着，在梦睡中聆听好象是从极远极远的地方传来的乐曲，在梦中的阳光里捕捉飞舞的蝴蝶、蜻蜓；一切是那样的宁静、悠闲，包括父亲的心和我梦中的甜笑。

上小学时，我的成绩很好常常让老师表扬，写的作文经常被老师在课堂上念。每当我把得满分的成绩单拿回家时，父亲总是在我头上爱抚许久，然后拿起他的二胡，这时悠扬的琴声便四处流溢，象一股清粼粼的泉水滋润着我的心田。至于他拉的是什么曲子我不懂，但我相信是世界上最最动听的。父亲也许想挖掘我的音乐潜能，偶尔也要教我拉二胡，但我总是拉出猪被杀似的声音，这时母亲总要堵上耳朵，于是父亲也只有放弃他的想法了。　

后来的一件事打破了我家的宁静，小学三年级时，我加入少先队，在举行入队宣誓仪式上，由于天气太热，我当着班主任杨老师的面说：“杨老师，我戴起红领巾好热啊”。说完就将红领巾的结扣往下拉了一拉，想让衣领松一松，就是这样一个动作竟给我带来滔天大祸。当时，我的这句话和动作被站在旁边的教导主任看见了，他马上跳过来一把抓住我：“好啊，张弓，刚入队就这样反动，带红领巾还嫌热，你根本配戴红领巾。”接下来就查我的家庭出身，我的家庭成份不过硬是“工商业兼地主”。当年父亲为了参加革命，登报和所谓的工商业兼地主的家庭断绝了关系，所以我从小就没有听说有爷爷这一个词。但那个年代里，就算和家庭断绝了关系，只能证明一种态度，而家庭成份却是无法改变的。所以，“工商业兼地主”这一铁板上钉钉的事实，犹如雪上加霜，班主任杨老师想保也保不住我了，结果我被学校开除。记得离开学校那天，同学们都朝我吐口水，连平时很要好的朋友也不例外，他们都把我当成坏人了。当时人小，我也不怎么懂得这事的深浅，只觉得很委屈，号啕大哭着牵着外婆的手走出了学校大门。外婆边走边说：“哭什么，哪里河水也养人，西家不要东家要，天无绝人路。”谁知这竟成了安慰我一辈子的话。从此，我一直未读成书。一来为我带红领巾的事，二来是我的家庭成份问题，三当然就是父亲给儿子取名的事了。

“红领巾事件”刚过不久，文化大革命就到了。我兄弟们的名字“弓、弦、箭”三个字首先招来灾难。记得父亲所在的文化单位的第一张大字报就是指名道姓批判父亲用三个儿子的名字向党和人民“挽弓、拉弦、射箭”，并列举了父亲的一系列作品是射向党和人民的一支支“毒箭”。当红卫兵冲进我家砸抄的时候，父亲只是紧握着那把二胡站在角落里，眼中满是令人心颤的忧伤。我惊恐地看着杂乱的人群，紧紧地靠在父亲那挺拔的身躯上，他拍拍我的头十分苦涩地看着我。结果是可想而知的，父亲被打得尿血，关进了牛棚。而我被小学开除了以后,到处找学校读书,但每次都由于父亲是批斗对象和家庭成份问题而无法解决。两年后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我首当其冲，成了当地第一批对象。记得离家的日子是在这年的腊月，天很冷，知青们挤满了车站。刚满十四岁的我站在高出我半个头的大哥哥大姐姐人群中，显得那样不协调。父亲背着我的被盖卷，母亲在车旁流泪，那个时代的离别只有泪水。父亲哽咽着对我说：“孩子，爸对不起你，让你未读成书”，话音未落泪先下。母亲的一声“要多保重”更是那样撕心裂肺。车开了，寒雨蒙蒙，我闭起双眼却又分明看漫漫无尽的长路。迷朦中我想起了父亲已很久没有碰过的二胡和那悠扬的琴声；想起了母亲那碌碌挣扎的身影；想起了他们曾经辉煌过的人生。

一年后，父亲有了“解放”的机会，当军代表找父亲谈话时，只问了一句话：“你三个儿子的名字是不是弓弦箭？”。父亲点头称是，军代表眉头一皱说：“这说明批斗你并没有错的。”于是父亲仍然被继续改造。老实一生的父亲从未想到儿子的名字会给他带来如此的麻烦。尽管他写给造反派的无数次“检讨”、“认识”、“交代”，都认认真真地说明了给儿子取名的本意及其内涵与外延绝对没有反党反人民之意，但仍然过不了关。

一次又一次的批斗，一次又一次的游街，终于把父亲打明白了：必须给儿子改名。趁造反派忙于夺权的空隙，我从乡下赶回家和请了半天假的父亲、两个弟弟一起来到当时叫“人民保卫组”的地方，呈上户口要求改名。当时管区的户籍员姓田，是一个大好人，平时和父亲也挺熟，当父亲说明了要改名的理由时，他犹豫了好大一会说：“要在平时，改个名很容易，可你这涉及到政治，恐怕……”他的话还没说完，我“嗵”的一声跪了下来，接着老二老三都跪下来哭着说：“田叔叔，你不给我们改，爸爸就回不来了。”田叔叔连忙拉我们起来说：“好吧，拼着不干户籍也给你们改了。”

接着他和父亲又为改什么名犯了难。我出了个主意说：“就改张捍、张卫、张东，捍卫毛泽东嘛。”一听这话，父亲脸都吓白了，忙捂着我的口说：“千万不要沾他老人家的边。”正在难处，门外街上过来一辆宣传车，高音喇叭正播着样板戏《红灯记》。父亲灵机一动说：“有了，就改成红灯记！”田叔一听笑了：“这个名字好！”于是，我便成了张红，老二成了张灯，老三成了张记。

父亲拿着田叔开的证明回到单位不久，就被划归为可以教育的人放回了家。从此我兄弟三人的代名词就是“红灯记”，在当时我家住的那条街上，成了颇具知名度的人物，当我们三人一出门时，就常常有街坊高叫：“‘红灯记’来了”。一说到父亲的姓名，知道的人不多，但一说到是“红灯记”的爸爸，连五岁小儿也知是谁。由于当时我家兄弟三人都无法上学，除我下乡当知青外，老二和老三就在家闲着。直到后来，父亲送老二到外地亲戚家才想尽办法读上了书，直到初中毕业就在当地一家县办企业参加了工作。老三是后来局势宽松了一些，才在近十岁的时候上了小学，初中未毕业，就参加了一家杂技团，开始自谋生路，走南闯北，四处漂泊。而我呢，当了几年知青回城，到处找临时工做，在蚕茧站收过茧子，做过车工、钳工，当过推车工，摆过地摊，后来在外地一家丝绸厂找到一份正式工作就安了家，虽然未上过学，但却通过自学取得了本科文凭并在四十岁以前考上了公务员。

如今想起那段经历真是觉得人生如戏，又气又好笑。最有意思的是老三，经常说他的名改得最差：“什么张记，是张记牛肉，还是张记豆腐。”刚参加工作不久，他就把名字改成张继，同音不同字。老二的名字，全家人包括他自已都认为最好，张灯结彩，一派喜气吉祥，因此就没有再改。我呢，觉得张红象个女人，于是就改名为张宏，也是同音不同字。至于为什么不再改回“弓弦箭”这极有意思的名字，父亲至今心有余悸，坚决不准我们再改。

如今我兄弟三人也成家立业，有了下一代。而父母则更加老了，他们身边的三个儿子天各一方，各忙各的。俩老每天面对空荡荡的屋子，是不是很孤寂呢？有三个儿子的父亲到头来，并未望子成龙，反而累及他一生。三个儿子也没有光宗耀祖的人生，象绝大多数中国人一样普普通通，平平淡淡，这也许是他所料不及和最最遗憾的事吧？但我相信，父亲是绝不遗憾和后悔的，虽然他从未说过什么，但我却从他现在每天消遣就是拉那把红木杆的龙头二胡的现状就可以看出来。但远在异地的我却深深知道，他的琴声一天天地苍老了，但是否还是那样地悠扬，那样地动听呢？年前接到父亲的来信，除祝福的话语外，还有一张他端坐拉二胡的照片，我的泪水一下涌了上来，眼睛一亮，顿时忘了淡淡的忧伤，忘了人会老、情会逝；忘了身边所有的烦恼，以一种入定的心境倾听那远方传来的悠扬琴声，灵魂出窍般地飘浮到了明媚的阳光之中。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