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的困惑

“现在的中文是‘性’泛滥，什么都要加个‘性’，‘可行性’如何，‘教育性’怎么样，到处都是性。”香港作家梁文道在其新书《我读》中对目前国内流行的文字表达方式感到很困惑。

“这件事可操作性不强”，在他看来这句话完全可以用“这件事不好操作”这样干净的语言表达出来，不知道为什么偏偏要绕个圈子加上个“性”字。

看完他的困惑，赶紧捡起自己写的一些不成文章的东西，里面果然不时显示出对　“性”的癖好，不由得冒了点虚汗。再翻翻名家文章，居然也有这么个情况，不禁满头大汗。

如我这种才疏学浅之辈，经常拿“性”说事无非是想掩盖思想的虚弱，顺便满足下自己的虚荣。可那些名家已经名利双全，他们又是为了什么呢。这下弄的我也有点困惑了。

想起以前顾随对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的评价。同为顶尖学人，顾随很佩服冯友兰能把儒、道、佛这些玄奥的理论说的通晓明畅。他在日记里真诚地感叹：那才是真本事。以前是把复杂变简单当作真本事，现在不用点生字僻词、不设点玄机就显得没本事。

梁文道说这样的语言是“不干净”，我却隐约觉得这恐怕不仅仅是语言不干净的问题。孔夫子不是说过吗：巧言令色鲜亦仁。

说句玩笑话，梁文道说自己“困惑”，其实他是装糊涂，心里可明白着呢。在这一点上，似乎他也没有用最干净利落的方式表达出来。

听歌说话

电视上看到年近七旬的保罗.麦卡特尼演唱“yesterday”，旋律依然那么动听，台上唱的投入，台下老中青三代听的陶醉。容颜已老，魅力犹存。这大概就是我们所说的艺术之树常青吧。再看看国内的流行歌手，大多都是昙花一现，能红几年已属不易。更别指望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流行歌曲还能吸引到现在的年轻人。

西方的流行音乐，不论是乡村、爵士或是摇滚，都切合某个特定阶层的文化心理。比如乡村音乐，对现代城市生活方式的厌倦，对温暖、安宁家园的向往，对宗教情感与爱国情感的快意表达，直到今天仍能吸引以农民、蓝领为主的听众，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从受众角度看，各个阶层都有大致相同的文化心理和价值观，对这种文化或信仰都有归属感，因而更容易对反映该文化心理的艺术作品产生认同感。国内的流行歌曲，只是为了迎合某个时期的大众心理，忽而西北风、忽而东北风，缺乏真正的审美内涵。随着时代的变化，人们的价值观念也在变化，审美趣味也就不停的变化。处在一个剧变的时代，当拜物趋利的价值观大行其道的时候，要求人具有多高的审美趣味当然无异于痴人说梦。

打个比方，我们所谓的流行只是飘在河流上的树枝，只是在某个瞬间进入人们的视线，旋即随水而逝。而麦卡特尼的歌，却象是矗立在河道中的航标，不论风急浪高，波诡云谲，挺拔依旧。

没有对文化心理和价值观念的归属感，就如同无家可归的浪子，是十分悲哀的事，尤其是我们这样一个有着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文明古国。现在，很多人欣赏并效仿西方尤其是美国的价值观和消费观，却很少有人真正了解美国人在基督教新教伦理影响下的对待财富的态度。他们只看到美国人“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却往往忽略了美国人也重视“私有财产社会公用”。这种伦理认为，财富所有权在上帝（社会），管理权在个人；仅仅为个人目的追求财富是可耻的，只有能够舍弃私有财产的人，才有理由和权力去拥有财富。正因为如此，耶稣才被考茨基称为“早期共产主义先驱”。　

与国人对西方有些富豪愿意散尽千金进行公益慈善事业表示不可理解一样，西方人也对某些中国人为了牟利甚至连药品、食品也敢于造假表示震惊。其实道理很简单，价值观不同而已。

话在说回到歌曲上。现在民歌、红歌越来越受到欢迎和喜爱，也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人们对传统审美趣味和价值的回归。

当然，对母体文化的归属和认同是好事，但如果由此而产生一种舍我其谁的文化优越感那也是同样的悲哀甚至是不自量力了。不过，这又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广告时代

看到某餐厅在作广告，说该餐厅极具小资情调。

“小资”这个词出现在中国，是上世纪30年代。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应该是当时中国的基本阶级构成。资产阶级（除却民族资产阶级）是腐朽的，是必须打倒的。小资产阶级是颓废的，是必须予以改造的。虽然也有何其芳、吴伯萧这样成功的改造范例，但“小资”大部分时间还是作为一个贬义词出现的。风水轮流转，到了1990年代，“小资”　忽然咸鱼翻了身，成了生活品位、思想水准和艺术鉴赏力的象征。阶级斗争已成过眼云烟，资产阶级早已灰飞烟灭，虽然无产阶级还顽强的存在着，但贫富差距还没有那么悬殊，加之普通人的意识中还没有　“中产阶级”这个概念，“小资”似乎是被作为“精英”来看待的。喝着卡布基诺，听着刘若英，看着张爱玲成了让人艳羡的一种生活状态。还是风水轮流转，进入新世纪，随着贫富差距的加大，“中产阶级”正式被换算成精英阶层。　“小资”也逐步分化消失，一部分升级进入了“中产阶级”俨然成了社会的精英，一部分原地不动努力向精英靠拢，还有一部分则“堕落”进入了无产者的行列。既成精英的不需多说，努力成为精英的当然知道不进则退的道理，即便是“堕落”的也不愿意自揭伤疤，所以现在再说人家是“小资”都有点骂人的味道。

餐厅的经营者大概还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还拿“小资情调”来说事。其实，还不如直接把“小资”去掉，把最后两个字掉个个更吸引人眼球。

不几天，路边一个广告牌上的白酒广告真正吸引了我的眼球：“传承1200年x氏酿酒法”。恰巧刚看过一首李白的诗，就是赠给这个企业所在地的姓x的老头的。通过李白的诗，我们至少可以确定三件事：一，1200年前当地确实有x老头。二，x老头当时确实在该地酿酒。三，李白确实认识x老头，而且喝过他酿的酒后说了“好”。基于以上三点因素，我们可以确定此广告大部分属实。至于是否真正传承，我并非好事者因此没必要去刨根问底。但就从能化用李白的诗做广告，所以我们说这个广告不仅靠谱而且有文化。

说这个广告靠谱是因为很多广告很不靠谱。现在很多地方为了彰显文化底蕴，喜欢把本地的历史名人全部挖出来亮相。xx故居，xx文化园，这样也没什么不好，最起码可以弘扬悠久的文化传统。让人感觉到不靠谱的是，很多地方往往为此去捕风捉影。这时候，那些文献中对其“原产地”语焉不详的名人就“苦不堪言”了。　《史记?王帝本纪》中说：“黄帝娶于西陵之女，是为螺祖，为黄帝正妃”。太史公一句话，引起现在或曾经有过“西陵”地名的湖北黄冈、黄陂、安陆、浠水、宜昌、远安，四川盐亭、茂县，河南开封、西平、荥阳，浙江萧山数十个地方为螺祖属谁而争吵不休。

活着累，死后还要为桑梓的经济发展做贡献，当名人真不容易。

听课有感

有幸听安大新闻学院一位教授讲课，自感收益匪浅。其人年过半百、其貌不扬，但引经据典、挥洒自如。不由产生人不可貌相，腹有诗书气自华的感叹。当然这只是肤浅的认识。

让人感慨良多的还是他的那些警策的观点：“强调政治必然影响到新闻的自由，如‘延安整风’”，“在改革开放以前，我们的政府是追求公平忽略了效率，改革开放之后是追求效率却忽略了公平”。尤其是后者，更是令人深思。

效益的官方定义是：最有效的使用社会资源以满足人类的愿望和需求。而我个人的理解“效率”应该是：在合理合法的框架内用最快捷的方式谋取最大的利益。富贵，天下之至乐；位势，人情之所趋。追求效率，追求更高的生活品质本没有错，而现在很多人却忽略了合理合法这个前提，信奉所谓的“丛林法则”，为追求利益的最大化甚至可以不择手段。最近出现的“奶粉门”、“疫苗门”等事件，让人痛心疾首的不仅仅在于监管不力、法律缺失，更在于道德底线的崩溃。

不可否认，诸如嫉妒、贪婪、侥幸这些人性的阴暗面或多或少地存在于每个人心中。一些人利用不正当手段的暴富，让处于弱势的市民、工人、农民在感到羡慕的同时，又会因为自身不具备这些暴富的条件感觉到社会的不公。而政府某些公务人员利用公权力为个人、家庭或是某个特定的阶层谋利，一些地方政府不为群众考虑利用公共资源为眼前的、地方的利益谋求所谓的政绩，不仅进一步加深了不公感，也极大的损伤了政府的公信力。不患不均患不公。这些行为的屡禁不止，会在某种程度上助长了很多人心中本就存在的“丛林法则”，也会使原本属于个例的、非主流的不良现象被逐渐放大，成为影响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障碍。

亲眼看到过这样一件事情。公路上发生了一起电动车和一辆奔驰车相擦的事故。两位当事人争吵引起了很多人围观。这时，有人对电动车主说：“打，打起来我们帮你把他车给掀翻。”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的现实，加上感觉到社会不公的心理作用，让现在的民众中开始滋生出仇富心理，而且还有蔓延成一种集体无意识心理的趋势。现在群体性事件的频发，或许正说明了这个问题。

追求效率，发展经济最终的目的是什么？温总理回答：是为了人民更幸福更尊严的生活。而要达到这样的目的，我觉得仅有法律、制度的约束是不够的，还需要构筑一个健康的人性的道德底线。

虽然听了温总理的话很欣慰，但我还是会不时问自己：如果公平和效率只选其一的话，你会选择什么？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