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看见孩子书桌上笔筒里插着的那个玩具小拨浪鼓，我就会想起记忆中那个久远的大拨浪鼓。

这个小拨浪鼓,是前两年我们在杭州,带着上海来的舅舅和舅妈在吴山广场游玩时,舅妈在一个旅游用品商店用十元钱买来送给孩子作纪念的。

而那个大拨浪鼓，是我小时候村子里的阿香姐拿在手上，用来一边摇动一边吆喝着卖烧饼油条做生意用的。

每天天不亮，阿香姐起得床来，徒步走到离家八里的镇上，买来满满一篮的烧饼油条。回到家中，拿了拨浪鼓，从村子里一路摇出来，边走边大声吆喝着，到处去卖她的烧饼油条。

有时，也会有外村的人，提了烧饼油条，一路卖到我们的村子里来。不用叫喊，只要听到那“叮咚叮咚”的有节奏的拨浪鼓的声音，我们就知道是卖烧饼油条的来了。

那时候，一个烧饼加上一根油条，只要五角钱，既便是如此便宜，还是很少有人家买得起，因此，能吃到一个烧饼和一根油条，对我们来说，简直就是一种奢侈。

在乡村，一年能够吃到烧饼油条，也就那么两三次机会。

第一次是在四月份，插早稻秧时。

天还没亮，人们三三两两，下到各自的稻田里去拔秧苗，好趁夜里拔够了秧，白天一心一意去田地里栽。

天亮时，人们拔了不少的秧，肚子也感觉有些饿了。这时，就见阿香姐提了一篮烧饼油条，不失时机地出现在人们的面前,大家招呼着她,在各自的身上掏出一元两元不等的钱来,没带钱的就先赊着，从她手里接过一个烧饼包着的一根油条，先吃了压个饿，吃完了该做什么还接着做什么，等家人做好了饭来叫时才能回去吃早饭。

第二次是在七月份，插晚稻秧时，才能与第一次那样吃上不多的几个烧饼和油条。

当然，这两次，都是大人们吃的时候多，因为他们是家中的主要劳力，而小孩子们是很少吃得到的。

最后一次机会就是那些家中有小孩满月，或是有孩子过周岁或十岁生日，客人们来家，往往会提上一篮的烧饼油条，给孩子们贺喜或祝寿，这时，那户人家就能饱吃一顿一年之中难得吃到一次的烧饼油条。

但我的母亲从小到大，从没见她给哪个孩子过个生日，所以那些香喷喷的烧饼油条总是与我们离得远远的。

直到下了学，当我跟着大人们去田里和他们干着一样的活时，我终于吃到了多年以来我梦寐以求的烧饼油条。但那繁重的农活也把我累的够呛，才明白这烧饼油条并不是那么的好吃。

两年后，我招工进了市里的工厂，每天早上，我都到工厂的食堂里去吃我喜欢的烧饼油条。

又过了两年，当我再度被深圳的一家工厂招走时，我就很少吃到家乡的烧饼油条了。

想家的时候，我就满大街的去找家乡那种特有的烧饼油条，找来找去，油条倒是找到了，可就没有家乡那种特有的软绵绵的烧饼，要不就是河南或其它地方烤的烧饼，吃起来硬梆梆的，还不能卷，一卷就破了，不像家乡的烧饼，怎么卷都不会破或碎，也吃不出家乡烧饼那特有的香香的味道。

每次回去老家，当家人问我想吃什么，我毫不犹豫地回答：烧饼油条。于是哥哥和姐夫天天早上都去街上，给我和孩子买我们要吃的烧饼油条。

一天我们正吃着，母亲问我：“还记得那个卖烧饼油条的阿香吗？”我回答记得。母亲说：“她死两年了，死得好可怜。”

我问母亲她怎么死得可怜。母亲说：“一大把年纪了，还和年轻人一样，天天要干活，不干活就没得吃，她的大儿子负责了他老子，她归小儿子负责，可这小儿子又穷又不争气，自己管自己都管不过来，哪有时间和精力去管她。这不，她病在床上几天几夜，她媳妇不去管她，儿子也不去看她，就那样在床上活活地饿死了。”

我听后,一声叹息,不知道该对母亲说些什么。

两天后，六十多岁的凤姐到我家屋旁不远的地里给她的棉花打药，打完药后，她来到我家，要碗水喝。

我问她：“你都这么大年纪了，怎么还在地里这么做，你的后人们呢？”

她喝完水，长嘘一声道：“我不做谁做，后人们都去外面打工走了，我只好自己管自己，能做一天就做一天，等到哪天做不动了再说哪天的话吧。”

看着她背了药桶，一步步蹒跚远去的背影，我不禁感叹这西下的夕阳竟是如此的凄凉和如此的苍茫！

我不知道，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大地上，存在着多少个这样凄凉而又苍茫的夕阳，但我知道，我的母亲是，孩子的爷爷奶奶是，我的姑父、姑母是，还有我的姨父、姨母也是......

在这个充满了竞争，充满了生存压力的当今社会，我也不知道还会有多少人，能陪伴着这些即将落下的夕阳们，安静地走完他们人生的最后一程？

千里万里，当我在异乡的土地上到处寻找着故乡的油条和烧饼时，令我始料不到的是，最后找来的，竟是这样一轮轮摇摇摇欲坠、晚景如此凄凉而又如此苍茫的乡下的夕阳！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