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这老头子真能折腾，据说在2000年还得过诺贝尔奖提名，不过仅仅只是提名，诗人北岛提名次数比他多，连李敖的《北京法源寺》也提名过。若以诺贝尔奖衡量的话，他们都抵不过脱离中国国籍的高行健，《灵山》、《一个人的圣经》在台湾一出版，经法国那么一燥，咋就征服了诺贝尔奖的评委。

可见文学上很多事情是说不清楚的，尤其跟政治一挂钩，就更加是预料之中的莫名其妙，难逃被潜规则的命运。最初知道王蒙并不是因为他的小说，而是他混得很开的身份，他做过中国作协的党组书记，做过文化部部长，相当于古时候的一品大员，不管影响有没有那时的文坛领袖大，但pose摆出来还是像酷像传统的架子官。

说白了他就是为证明党是最先进文化的代表这个官词而不懈奋斗来着，因为党要引领和引导文化走向，就总要些文人做代言人，王老头身逢合时，他在写自传三部书时还把此特意放到了第一本，叫《半身多事》。走上了这条路，确实多事，因为作为政治的刀笔手就要替政治路线办事，但这路上也注定不缺热闹，不会寂寞。

即便他在退下来之后挂个作协名誉副主[xi]的位子，我们的王老还在孜孜不倦，不肯安享晚年，今天弄一个集子谈散文，明天出一个汇编讲小说，再不够尽兴就竖起大旗——倡导作家学者化，学者作家化，掀起人文精神大讨论。

于是王老以身作则，先一步迈向“学者”的行列，一年的书讯中他老人家的作品至少有那么十来本，隐隐有畅销书作家的势头。大约是越老越不自信的缘故，或者知道时日不多了，作家学者化这个名头就越具诱惑了。

其实现下的文化市场，和政治杂交，和商业同娈，金钱和权力渗进来，打破传统的老规矩的份额，于是文坛炒作也应运而生，且愈盛愈来劲。

文人要的，除了金钱，更多的是名誉、名气和名声。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老了也不甘安生，他们怕落在时代的尾巴上，但有趣的往往闹出这种笑话，排的上的有台湾的言情老太后琼瑶和香港的过期抒情大师亦舒。新版的《一帘幽梦》就不想说了，亦舒新写了几本书里面也是充斥着现下网络的流行词，以为这样就叫做不落伍，其实有多么苍白可笑，画虎不成反类犬，邯郸学步的结果是旧路也忘了怎么走。

再回归作家学者化的话题，写作本是很边缘化的事情，文字只是一种表达方式，自古以来中外也有很多全才，既是思想家也是文学家，甚至还是政治家革命家。这一方面是当时的社会环境所造就，另一方面更是受用人本身努力的结果。现下的文坛已经不能称作文坛，而文化市场这个名字更适合它。当然现下也有不少作家算得上学者，或者学者的文字功夫达到了好作家的程度，但无一不是备受争议的，像余秋雨、易中天、阿来、甚至王朔…当然还有我们这位老王先生。

王蒙在走作家学者化的这条路之前的作品还是值得一看的，就是说他年轻时的作品还是很有真实的意义的。中国现在出不了世界级的写作大师，大概一个原因就是写作功夫没炉火纯青就去赶着当学者了吧，而学者又实在太骄傲，批判别人可以，自己写点东西却是无为而无不为了。

但学者王蒙对“红楼”显学却也是呕心沥血地研究了一番，出了四五本书来阐释。现下解读古典文籍文化越来越热，还有升温的趋势，专家们来解读，教授们去讲析，学者们有自己的见地，网络马车们也有自己的恶搞，杂七杂八，三教九流，好个百家争鸣！

简单拿《红楼梦》来说说，“红学”是一门显学，曹雪芹是在饥寒交迫中叹息而死的，如果他知道他现在把多少寄生食肉者养活的个个脑满肠肥，估计他在九泉之下笑的很厉害吧。

文化市场从未饱和，糟粕太多，精品也就不得不为了生存大计而同流合污了。于是“曹雪芹反穿内裤失身红楼”“贾宝玉阳痿出家医治”“红楼里究竟有多少同性恋”之类的标题党也就不算什么稀奇狗屁了。

同样被解读的还有历史，比如“三国”，比如“明朝那些事”，真的是给历史穿个无厘头马甲耍耍宝，叫卖好听的话金钱名利也就大把大把的来了。

最后说说王老最近又出的一本新书，叫《老子的帮助》，这是一本类似注解的东西，没有王朔的《我的千岁寒》深搞的厉害，王蒙用自己的人生经历解读了《道德经》，教给后生儿辈们一些混得开的技巧。我看完这书受到一个影响，就是“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老子，都有一本《道德经》”，但我们显然不是老子，显然著不出《道德经》这样的文化经典。《老子》给的帮助要靠自己领悟，王蒙给的《老子的帮助》看不看都无所谓，因为你有可能写一部《老子裸奔函谷关》。

最后，期待一下，看看我们的老王同志把下一步的写作计划放在研究那本名著或者是哪家文化上或者上升到哲学突破，要不再出个“随想集”试试？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