钉子户丁骞烦躁透了。

丁骞60岁，县城的老住户。他已经两天两夜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眼睛瞪着天花板，想着自己命运多舛。好端端的楼房，千辛万苦才盖好，东挪西借地搬进去，楼还没住热，又要拆迁。48户邻居先后搬走了，只剩丁骞的一幢三层楼孤零零地留在那里。挖掘机在楼外作业，整天轰鸣着，吵得他心神不宁。

丁骞想着居住的豫南小山城总在起变化，自己跟着变化喜乐哀忧、经受着酸甜苦辣。上个世纪40年代末，他住在县城中心、国民党县政府的围墙边。解放军攻打县城时，炮弹炸倒了他房屋的山墙。在庆祝解放的锣鼓声中，他爷爷托土坯盖了3间茅草房。他父亲是个泥瓦匠，50年代靠辛勤劳动攒着钱。在手工业改造的胜利声中，用大青砖盖了4间青瓦房。

60年代“文化大革命”，“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在掀起上山下乡的热潮中，丁骞一家下放到一个偏远的小山村。生产队一天三出工，把夫妇二人累个半死。丁妻不愿和他一起过苦日子，回了娘家。70年代有人偷偷回城，他也蠢蠢欲动。在以大字报为武器、两派混战喇叭声中，他从山上砍了几棵树，于县城北面山坡上搭了个草棚子。才住上3天，听说有个回城的石近成出了命案，被逮捕了，他不敢滞留，溜回生产队。

80年代初，全国刮起返城风。大多数上山下乡的人老屋还在，搬个家就是了。丁骞也跟风回县城，可是，当年他的房子被县革委扩建拆除了。他一没钱，二没办法，只好在城西后湾找个地方，自己动手筑土墙，把乡下那房子的檩料和黑瓦拉上来建了5间房。因为回了城，妻子与他和好了，又在一起过日子。他乘改革开放的东风，在街上摆摊，开始修自行车，赚了钱，接着开门店搞修配，发了财，成为县城最早的万元户。进入90年代，他拆了旧屋，盖起6间小红砖的平房，围起四合院。

新世纪开始，县里加快经济发展，推进工业强县，规划建设工业园区，丁骞所在的住宅区被规划进工业园。这时，他的大儿子在深圳某外企打工，手上有点存款，加上丁骞拆迁补偿，又借贷一部分，经有关部门审批，在县城南坪盖了幢框架结构的三层楼。没想到，2006年县里搞老城改造，又要拆迁南坪。丁骞坚持“补偿不到位，我就是不迁！”他的大儿子打电话问拆迁的事，讲道：在美国华盛顿的马塞诸塞大街建筑工地中央有一栋陈旧的小楼，小楼的主人斯普瑞格思夫妇在1980年花13万美元买下小楼，到2003年，小楼的市场价格升到30万美元。建筑商提出300万美元的高价征地。斯普瑞格思不为所动，开出3000万的天价把建筑商拒之门外。最终建筑商放弃交涉，重新规划设计。丁骞听后横下一条心，要与自己的三层楼共存亡。

这天，肖县长带着信访局长、建筑商等人提着礼品登门造访南坪的钉子户丁骞。丁骞一开始都懒得理。肖县长一行细致地说服，慢慢地打通思想。经过3个多钟头协商，终于和解，达成协议：丁骞同意10天内搬迁，建筑商与他交换将同等面积的新盖楼房，并安排他的小儿子到建筑公司上班。

7天后，县里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南坪改造拆迁任务彻底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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