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我们一家住在黄海边上的一条无名小河边的高堆上，叫小海村。说是村子，其实只有四户人家，就住在一字排开的茅屋中。这四户人家和睦相处，生死与共，感情很深。到了1972年，我家离开盐场小海村时，他们每家都送了两斤白糖，在那时，那可是最奢侈的礼品。

小海村东边第一家姓杨，是盐场的工长，就是工区长。是盐场中最小的官。他已五十多岁了，长年穿一身旧军装，头发往后梳，一丝不苟的样子。小村的一切事务皆由他操劳，人极厚道，没有私心。四户人家皆敬重他。第二户孙姓人家，只有两位老人。平时喊他们孙大爷，孙大娘，没有正式的名子。孙大爷是一位干瘦的老人，六十开外，长年穿着带补丁的衣服，日子过得清苦寂寞。第三家就是我家，人口较多，初来乍到，他们不知道我家的背景，也不多问，但从他们异样的眼神中可以看出来，这一家人家实在是有历史问题，否则，怎么会到此呢。最后一家是张永光家，夫妻俩都在30岁上下，有三个男孩，整日在盐场上奔跑，晒得乌黑。

在盐村最缺少的是粮食、蔬菜和淡水。而这一切皆由杨工长运筹解决。然后分到各户。这四户人家每天饮水用淡水，而洗衣等只能用海水。因为淡水要从海城花果山岱村水库运回，一匹老马拉着一只水箱。整整一天一夜才能拉回一水箱的水，而四户人家每户只能分到两桶水，每隔一天，必需拉水，否则，海水的苦涩，叫你实在难以下咽。由东向西排，每户出一人去拉水，公平合理，谁都没有怨言。小海村就这么平静地打发着岁月，看着太阳从东方海平面上升起，看着太阳从远处深黛色的大山后面落下，任凭海风呼啸地刮过低矮的茅屋　，茅屋坚固而又温暖，四户人家其乐洋洋，文革动乱还没有波及这儿，这是一方难得的乐土。

文革开始后，世道不太平，海城分为两派：“反到底和文攻武卫。”市区两派经常战斗，最严重时动用了机枪大炮，一天就打死了几百人。迫于形势，扬工长叫每家尽量节约用水，每隔四天去拉一趟水。

1969年春节将至，孙大爷主动请缨，每天去拉水，杨工长看着孙大爷满头白发，一张沧桑老脸，没有答应。年关将至饮水实在成了问题，杨工长把四户主人叫到一起，分成两组，杨工长和我父亲一组，孙大爷种张永光为一组，隔日拉水，保证春节用水。

每天太阳西下，还有一杆高时，四户人家妇女小孩，提着水桶等水车归来，有时天一黑水车就回来了，大家欢天喜地的放水，运水人脸上溢满胜利者的微笑。特别是孙爷，那张老脸象开了花。

年二十六，杨工长和我父亲如期而回，在寒风中冻得直打哆嗦，水箱上溢出的水结成了冰，天冷啦！透心。

年二十七傍晚，孙大爷穿上劳动布做的破棉大衣，带着三块瓦破棉帽，和张永光一起上路了。长鞭一甩，响彻小海村，人们在晚霞的余辉中，目送着拉水车消失在烟尘中。

太阳离西山一杆高的时候，四户人家的大人小孩聚集在村西头，等水车回，一个个迎风站着，冻得满脸通红，天擦黑，水车没有回来。远处的小村，冒出了如豆的灯光。不见水车回。杨工长急了，叫上我父亲顺着公路去接水车。

半个小时后，水车回来了，四户人家拎来马灯，准备分水。一看杨工长泪流满面，哽咽在喉的悲愤，立刻变成了嚎淘大哭。我父亲正从水箱上抱下孙大爷，众人马灯一照，劳动布的破大衣上有几个弹洞，鲜血已经流尽，眼睛仍未闭合，那是不甘啦。张永光，腿中一弹，失血很多。尚能说话。翕动着干裂的嘴唇：“该死的反到底和文攻武卫在海运路4号桥发生激战，我们恰好经过那里，孙大爷身中数弹，当场死亡。我抽打老马，冲出战区，总算保住性命。”

杨工长用手将孙大爷的眼闭合上。我父亲将他抱到他家茅屋，摘下门板，放在上面。四户人家哀声一片。老马嗦嗦发抖，被拉到山头背风处停下，水箱上有几个弹洞，一滴水也没了。那一夜四户人家都没有睡觉，为孙大爷守灵。

第二日下午两时时分，杨工长和我父亲抬孙大爷向东缓行，四户人家男女老少排成一队，披麻戴孝，在冬日的寒风中呼号着送孙大爷上路。最后将孙大爷用三张芦席裹了。埋在了大海边的一个高墩上。土坟旁放了满满的两桶淡水，作为对死者的薄奠。

晚上杨工长又郑重宣布，要为孙大爷上路点天灯。四户人家将所有煤油聚集在一起，倒入早已准备好的缸中，用草木灰拌了，然后用油皮纸包成小包。在晚上，用火把点燃这一只只灯，从小村开始，沿着弯曲的小路，点燃两排，一直散到大海边的那个高墩上。从村头望过去，象星星搭成的天梯，在寒风中闪烁发光，是那样的美丽，天灯亮极了。

杨工长说：“这样，可以让孙大爷的亡魂升天入海，与天地同在。”

那一年，我们四户人家过年未点灯！

那一年，我们四户人家过年时咽着难以下咽的海水稀粥！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