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出生于1928年，病逝于1996年。父亲说他是军人，可从我记事时起，没看见他穿过军装，家中也没有他穿军装的照片，更没有穿过的旧军装。父亲说他不是农民，可却从1962年下放，一直在农村做农活。父亲说我们家是海城人，就住在海城铁路南，可从我记事时起，我们从未吃过定量粮。从父亲的旧照片可以看出，他年青时很潇洒，不是西装革履，就是穿着崭新的中山装。父亲身材健壮，但在农村的若干年，他做不好农活。父亲有一个精致的小木箱，他从不让人看，我们也不知道里边装的是什么。父亲最引以为自豪的是他有一块英纳革手表，他说那是1945年上级奖励的。在当时整个海城市，也不会有第三只英纳革手表，另一只在海城军分区司令员手上。我对父亲所说半信半疑。

父亲说他会做买卖，我就更不信了，因为他从不卖，也不买。父亲说的话，总让我摸不着北。说句实话，一段时间，我对父亲是没有什么好感的。

改变我对父亲看法的是发生1971年时的一件事。当时我们村的生产队有一台手扶拖拉机，是运输的主要工具，没有它肥料运不进田，收获的粮食运不上场。那时一切靠供应。上边不发下来。你是叫天不应。而恰恰在收麦子的节骨眼上，拖拉机的轮胎坏了。急得队长把小孩都喊去运麦子。可人力有限，万一天公不作美，那问题就大了。

可就在此时，父亲说他到海城可以买到轮胎。

没有相信他，怎么可能呢？连我也不相信他。

队长说：“你要是能买回轮胎，我给你加10个工分，半个月不要你出工。”

父亲说：“定了，我明天就去，你叫两人跟我去背回。”

队长更急说：“现在就去，明天上午回来就可以用上了。”

全村的人，没有人相信父亲能买回轮胎，大家都摇着头。父亲可能要出丑了，我为父亲　捏一把汗。

第二天中饭后，父亲和二个小伙子，背着四只轮胎回来了，父亲一人骑自行车背了两只毫不吃力。队长那个高兴，就别说了。晚上特地在家里请父亲和两个小伙喝两杯。

同去的小刘说：“人家朱爷，那叫牛，别人开了介绍信去，靠后。那个农机公司的经理二话没说，说批出了四只来。安排吃住，没要我们一分钱。”

队长说：“问题全解决了。”

大家干了一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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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年刚收完了麦子，老天就下雨了。全亏父亲买回的四只轮胎。

七十年代后，我们兄妹相继长大，在农村我们都是农村户口。上学、招工、参军，户口成为一道关卡。我们是海城人，我们为什么是农村户口？我们不是住在海城的铁道南吗？难道不是定量户口？

父亲肯定地：“我们都是定量户口，为了你们的前程，我要将它找回来了。”

那一晚父亲没睡着，他心情好象很沉重。第二天一早，父亲刮了胡子，穿上他不常穿的中山装，骑着自行车向海城奔去。我们在家焦急地等待着父亲的归来。

第一天晚上，我们全家等了他很晚，他没有回来。

第二天，还是没有回来。

第三天，父亲还是没有回来。

这个户口父亲一定是办不来。我们全家很失望。

第四天很晚，父亲风尘仆仆地回来了，他给我们带回了天大的惊喜，　他把我们全家转成定量户口，公安局的定量供应户口本就放在我们家那张吱嘎作响的八仙桌上。

那一晚我们全家高兴得几乎没有睡觉。

因为有了定量户口，我们兄妹很快走出了农村。

此时此刻，我才真的相信，我们家是海城人，住在铁道南。

我对父亲从此有了新的认识，他不简单啦！

真正使我对父亲刮目相看的，是在八十年代后发生的一件事。当时在邓小平先使一部分人富起来的政策感召下，村里家家户户都在从事农业生产之外，从事副业生产，那一年我们生产队掀起了养鹅高[chao]，哪一家不养它个千儿八百只，而在秋后养成之后，却没了销路，生产队家家户户都将白鹅圈养起来，迟一天出售，就要耗去很多饲料，又恰逢连日阴雨，生产队长，急得如热锅上的马蚁，人都要被逼疯了。大家都将莫名之火，发向队长，是他叫大家养的。

我父亲又一次站出来，他经过和队长协商，将全生产队的两万只白鹅全部收下，待售后付款，售价预先谈妥，亏损全由我父亲承担。队长自然喜不自禁，村民增收又能甩掉包袱，谁不愿意。可我父亲承担的风险就太大了。亏了是我们全家一辈子也还不起的。

谈好之后，父亲将自己打扮一番，西装革履，真像个商人，独自一人，奔赴上海而去。不出一个星期，父亲租回了一只全村人从未看见过的轮船。将两万只鹅装在仓底，随着一声汽笛长鸣，驶向上海。

出内河，进大海，两天两夜抵达上海，这一次因为事多，父亲带上了我，那是我平生第一次坐轮船，感觉天地真的高远，大海真的波澜壮阔。

在上海码头，父亲将一船白鹅交给开行的，三轮车、马自达、小汽车，很快将一船白鹅运到上海各市场。只半日，父亲就与开行的结算完毕，带着我在上海南京路各商场购了两蛇皮袋衣物。我在上海买到了我盼望已久的《子夜》。坐在返回的火车上，我将《子夜》看了一遍。而父亲却紧紧地抱着那只装钱的蛇皮袋。

回到村里时，已经是下午三点多钟，村民们听说父亲回来了，都涌向我家，里外都是人，大家喜形于色。那一日我家简直就是小银行。十八万多元很快分发完毕。队长早已准备了酒菜，那一晚父亲喝了很多的酒，他很高兴，将多赚的钱又分了一千元给村里的困难户。酒席散去时，已月色当空，夜色并不浓重。

这一次各项开支去了，我父亲净赚了一万元，那是我平生第一次看到的最多的钱，而父亲却不以为然，显得十分平静。父亲真的是个买卖人，而且做得从容。

之后，父亲买了一台电视机。全村人一到了晚上男女老少，都挤在我家院子里看电视，给全村人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快乐。

父亲也看，但他爱看的是战争题材的电影，最爱看的是《51号兵站》，只要电视上放了，他总要看的，看后若有所思的样子，真叫人不好理解，他在想什么？

八十年代向后，父亲明显衰老，做农活也力不从心。

忽然有一天，他对我说：“我老了，头发都白了，我不能拖累你们，我要找回我的待遇，我才能安心养老。”

我说：“到哪去找？找得到么？我们会养着你的。”

父亲说：“这个你就不要管了，到时你跟我去就行了，我现在还有一个心病，就是要为你找一个工作单位，别的我都有交待了。”

父亲这一次穿上刚从上海买回的西装，别有一番风采。

父亲说先去海州县找一个熟人，然后再到海城。

我们要找的熟人是海州县县长，叫冯树山，我和父亲在海州县的政府大院里找到了他的家。是一座平房，五间一字排开，有一个大院子，院门没关。我们进了院子，半天才有一个七十多岁的老者出来。行动迟缓，一张大脸，满目沧桑。他颤抖地说：“你是``````？”我父亲说：“我是海子，朱家墩的。”

他说：“海子，你终于来了，你再不来，我就什么也帮不了你了。”

父亲说：“我1962年下放，真的是走不开，忙生活啊！”

此时已是下午5点多了，树山县长回屋打电话，叫县招安排晚饭，我看老县长拨打了几次电话，显然是联系人吃晚饭的。这一切安排妥了之后，老县长又回到院子，和父亲谈了几十年的变故，一番感慨，人事变迁。最后，树山说：“你们这坐一会，我去屋里写个东西，你们再喝点茶。”

大约一刻钟工夫，老县长从屋里走出。

又说了一些话，此时天色已晚，老县长说：“走吧，我们去招待所用餐，晚上就在那住下，我都安排好了。”

到招待所餐厅，已经来了几个人，大家入座，开始吃饭。老县长介绍来者，一个是组织部吴部长，一个是人事局刘局长。酒过数杯，老县长站起来，颤抖着说：“海子，我的战友，1944年时是我们海州支队，地下交通员，那时我是队长。1944年海支小鸭河之战的情报，就是海子送到的，我们布下的是口袋阵，小鬼子钻进去了，歼灭日军38人，缴获三十支三八大盖，两挺机枪。而我们只伤了几个人。我证明海子是海支的地下交通员。”说完，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上写：“朱宏海，1944年时是海支地下交通员。冯树山。1982年10月20日。”又说：“查一下县志，情况属实，盖印，送到我家，这对海子是太重要了。”吴部长连连点头：“好的，好的，我一定办好。”

大家接着喝酒，老县长好像忽然想起了什么说：“海城双枪现在好么？”

我父亲说：“是说小孩他二姨吗？她老了，早就在家休养了。”

老县长：“她是真正的英雄，出生入死，双枪赴会，那在海城，是出了名了的。”

我二姨是海城双枪，就是那个每隔几年到我家来的二姨吗？我怎么就没看出来呢？

“活着最后一件事就是要去看一眼海城双枪，死而瞑目了。”老县长说。

又喝了很多酒，说了很多话，尽欢而散，我送老县长回家，他说：“你爸早年就为人民服务了，不简单啦！”

我应着：“是，是。”

把老县长送回了家，到招待所时，我父亲已呼呼大睡了。我睡不着，又打开《子夜》看起来。

第二日一早，吴部长就将盖了印的证明送到了我父亲手上，说老县长那边已说好了，叫父亲在县里再玩几天，我父亲说：“不了，我有重要的事，我要走了。”

我们辞别树山县长，奔海城而去，一路上，父亲看了三遍那张纸条，同时不停地看那只英纳革手表，好像那手表上有什么秘密似的。

下了车后，父亲对我说：“我们要去海城军分区了，你要打起精神来。”

我应着：“是。”

找到海城军分区的大门，已经是中午时分。我们又没有介绍信，守门卫士硬是不让进，我父亲说：“请你进去通报一下唐开兵司令员，就说海子找他，要见他。”门卫见父亲直呼司令员其名，估计熟悉，不敢怠慢，拿起电话就联系，不一会一个穿军装的老者出来，对着父亲看了半天，说：“英纳革，十二点。”我父亲抬起腕上手表看了一下说：“英纳革，十二点。”

说完两人拥抱在一起，泪流满面。

那一天的中午，唐开兵司令员，在海城大酒店为父亲接风洗尘，两人谈得十分投机。从他们的谈话中，我才知道，父亲在海支暴露了身份后，就被组织上派到海城，海城将父亲派往上海，建立上海徐家汇第67号联络站。从此我父亲就突然从海支、海纵消失了。

见面时父亲和唐司令说的是接头暗号。

我父亲的主要任务是在上海为海纵提供被服、药品，收集情报。

我父亲最成功的情报是为海纵伏击战，提供了准确无误的情报，歼灭国军二千多人，那次情报的接头暗号就是：“英纳革，十二点。”

父亲说62年下放后，不敢见你们啦，因为他是在白区工作，说不清楚的东西太多了。

这次来主要是要找回自己的性质和待遇，也就足了。唐开兵说：“这事有英纳革为证，不难，你回海城可以，不回也行，待遇我会帮你办好的。父亲说，子女都工作了，住惯了农村，海城也不想回了，不给组织上增加麻烦了，有了工资，可以养老就行了。唐司令说：“那好，你在这玩几天，这些事我会办妥的。”说完父亲拿出了树山县长的证明，司令叫副官收下。我们在海城又玩了几天，父亲和我告别唐司令而回，一个月后父亲的工资如期汇至。

1984年工商局招干，我以优秀的成绩被录用，父亲去掉了最后一个心病。

父亲的晚年，是幸福的，他对社会要求的不多，受了那么大的委屈，平常看待，父亲晚年常说的一句话是：“看看死去的，我们活着的就知足了！”

1996年7月15日父亲病逝，生前最后一天，父亲将他的子女叫到面前说：“我有两件事要交待一下：一、我那只木盒里，是上海徐家汇第67号联络站接头人的暗号，可能大多死了，只要找到你们说出其中的暗号，那他就是真正的共[chan*]党员，那每一个数字，就是一个人啦！二、海州县朱家墩的老家老屋北面夹层里，去找吧，有个东西。

次日，父亲离开了我们。

找出那只木盒，里边是一张纸，上面写着：“067，069，99，126－－－”

那数字就是徐家汇第67号联络站的地下交通员。

回到老家，扒开老屋后墙，一个牛皮纸袋露了出来，拿出一看，是一支盒子炮（枪）和72颗子弹。

我的父亲　，你曾经是一名真正的战士，你现在依然是一名真正的战士，你是一个真正的军人，我们为拥有你这样的父亲而自豪。我们怀念你！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