叹王安石

心唤春风绿九州，

可悲春水变祸水。

奇才怎愿闲中老，

死伴梅花骨自香。

近千年来，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的褒贬不一，就用王安石的“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　胸怀和眼光，来评说王安石变法。就变法者而言,无论其操守如何廉洁无瑕,　胸怀如何高远,文学风格如何高雅,如果不在变法中解决“以民为本”的终极问题,他只会走向“可悲春水变祸水。”的悲剧性结局。“以民为本”　就是评价一切“革命”、“改革”和“变法”的最高层。

王安石的文学作品，在文学界深受喜爱和传颂，其高风亮节“死伴梅花骨自香”。南宋、元、明、清四朝撰史者，没因王安石立论高扬的文章，而抹除王安石的变法造成“沟壑垒垒饥民骨”　的惨景，一致秉笔直书，撰述王安石变法祸国殃民。

一、宰相悲逝租屋陋室，　四朝共骂祸国殃民

宋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王安石第二次辞去宰相职务，从此闲居江宁府（今南京）。王安石在江宁钟山半坡的白塘修建了几间房屋，种树挖塘，作为家园，取名为半山园，这位叱咤风云的名相退居山林后，过着简朴的生活。晚年的王安石，寄情山水，谈诗论禅，但其内心是十份悲苦的，所推行的变法，几乎全都被罢废，再加上亲人一个个离去，先是长子，后是次子和妻子吴夫人，使王安石无法忍受这些裂肺撕心的打击，经常独自一人骑着驴于乡间小路上喃喃自语，疯疯癫癫，多次病倒在床。元丰七年，王安石大病，自知不久于人世，乃将半山园捐给寺院，并将所有财产都捐给了寺院。病痛孤寂之时写下：

《病中睡起折杏花数枝》－首　

独卧南窗榻，翛然五六旬。　

已闻邻杏好，故挽一枝春。　

《病中睡起折杏花数枝》二首　

独卧无心起，春风闭寂寥。　

鸟声谁唤汝，屋角故相撩。

宋哲宗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　四月初六日，王安石告别了人世的痛苦与艰辛，了却了悲欢离合，忧伤凄凉地病逝在所租的房屋里，终年六十六岁。这位中国封建社会惟一生前不坐轿，不纳妾，不受贿，不奢华，生前权势显赫，逝世后无任何遗产的宰相，死时门前也冷冷清清，灵前祭奠的物品也很简单，伏地哀哭的只有至亲兄弟王安礼、王安上，往日的宾客已不见踪影，长江叹悠悠，白鹭空凄凄。奇才雄志，廉洁自律的宰相一去不返，只有浮云永远守着不动的钟山。

王安石逝世后,　曾因王安石变法而遭贬的苏轼，代皇帝写敕文,说天意“将以非常之大事,必生希世之异人。使其名高一时,学贯千载,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其言：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　足以风动四方”。

奇才、廉相对王安石来说,不能不算是公论。　

奇才、廉相对王安石只是一方面，但近千年来，人们更注重的是王安石的变法所产生的影响及效果。

在南宋初至晚清近800年，对王安石变法的评价是：祸国殃民，各项新法是聚敛之术，历代史学家、思想家在总结北宋兴亡史时，大都较为集中地对王安石变法进行评论和批判。南宋至晚清最具代表性的批判意见有三点：

一是认为王安石变法祸国殃民，最终导致北宋亡国。这个观点定于南宋初期的《神宗实录》，后经宋国史至元朝人修《宋史》所承袭，成为元、明、清时期的官方定论，不仅为史学家所认同，而且被社会普遍接受。

二是把王安石的诸项新法称为“聚敛害民”的聚敛之术。把王安石的理财思想视作“剥民夺利”，是北宋熙宁、元祐时反对王安石变法的主要观点，也自南宋至晚清仍是绝大多数史家和思想家评议王安石变法的基本观点之一。

三是对荆公（王安石封荆国公）新学进行了严厉抨击。荆公新学是王安石变法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荆公新学所遭受的抨击之严厉，要远甚于对变法措施的否定。南宋理学家斥荆公新学为异端邪说，“于学不正”、“杂糅佛道”。

民间又如何评价王安石？一种变法,　无论其　“富国强兵”的宗旨如何宏大,　如结果是民生凋敝,民生疾苦,它就显得可疑、可怕；无论王安石的改革动机如何良好，看起来很美，但结局是逼得农民卖儿卖女，流离失所，它就显得可悲、可恨！难怪当时黎民百姓都视王安石为猪、狗、鸡！

明代冯梦龙在《警世通言》第四卷，《拗相公饮恨半山堂》中述：宋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王安石罢相，至金陵途中，隐姓埋名，微服而行，一路上处处听到百姓对他唾骂与嘲讽；有“老叟矍然怒起道：‘吾年近八十，何畏一死！若见此好贼，必手刃其头，刳其心肝而食之。虽赴鼎镬刀锯，亦无恨矣！’众人皆吐舌缩项。王安石面如死灰，不敢答言，起立庭中’”；　有“众百姓持白梃，候他到时，打杀了他，分而啖之耳。”。他走小路，借宿农家，“看到老妪取水，用木杓搅手木盆之中，口中呼：‘罗，罗，罗，拗相公来。’二猪闻呼，就盆吃食。婢又呼鸡：‘王安石来。’群鸡俱至。王安石及随从，无不惊讶，王安石心愈不乐，因问老妪道：‘老人家何为呼鸡之名如此？’老妪道：‘官人难道不知王安石即当今之丞相，拗相公是他的浑名？自王安石做了相公，立新法以扰民。老妾二十年孀妇，子媳俱无，止与一婢同处。妇女二口，也要出免役、助役等钱。钱既出了，差役如故。老妾以桑麻为业，蚕未成眠，便预借丝钱用了。麻未上机，又借布钱用了。桑麻失利，只得畜猪养鸡，等候吏胥里保来征役钱。或准与他，或烹来款待他，自家不曾尝一块肉。故此民间怨恨新法，入于骨髓。畜猪、养鸡，都呼为拗相公、王安石，把王安石当做畜生。今世没奈何他，后世得他变为异类，烹而食之，以快胸中之恨耳！’　王安石暗暗垂泪，不敢开言，左右惊讶，王安石容颜改变，索镜自照，只见须发俱白，两目皆肿，心下凄惨。”　

而没主持变法前王安石是广受百姓爱戴的，所谓“天下倾慕之”。

王安石是中国少有的稀世奇才和廉洁自律的宰相，但为什么后来会遭到南宋、元、明、清四朝人的唾骂？

二、　雄心本欲富国济民，　变法酿成天恕人怨

赞白梅

（赠王安石）

冰雪林中生此生，

要与桃李争芳尘。

愿作一声惊雷发，

却变华夏乌云起！

王安石身上有着梅花一样高雅的品质，但我们不能因此而抹除王安石变法造成的哀鸿遍野，尸垒沟壑的悲剧；也不能因王安石变法悲剧而抹掉王安石安国济民之心。

宋朝理学家朱熹说:“介甫（王安石字介甫）之心固欲救人,然其术足以杀人。　”此话是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的精辟写照。

王安石（1021年—1086年），北宋临川人（今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字介甫，号半山。庆历二年（1042年），考中进士，名列第四名，年仅22岁。27岁时任鄞县（今浙江宁波）知县，在一个县的范围内作了一些政治改革，兴修了当地的农田水利。后提任舒州通判，也为人民做了不少好事，改弊兴利，很有成效。随后任常州知州、提点江东刑狱等地方的官吏。

王安石当了近20年的地方官，卓有政绩，享有很高的声望。长期的地方官生涯使他得以更多地了解宋朝统治所面临的问题，主张改革的思想也逐渐形成。王安石在嘉祐三年（1058年）上宋仁宗赵祯的万言书中，要求对宋初以来的法度进行全盘改革，扭转积贫积弱的局势。王安石抱着对改革紧迫感，大声疾呼：“以古准今，则天下安危治乱尚可以有为，有为之时莫急于今日”，要求立即实现对法度的变革；不然，汉亡于黄巾，唐亡于黄巢的历史必将重演，宋王朝也必将走上覆灭的道路。封建士大夫也把治国安民的厚望寄托于王安石，期待他能早日登台执政。宋神宗一登上帝位，就把王安石从知江宁府召进京城为翰林学士。王安石以翰林学士侍从之臣的身份，同年轻的宋神宗讨论治国之道，深得宋神宗赏识。

在王安石的激励下，宋神宗坚定了变法图强的决心，熙宁二年（1069年），任王安石为参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大力推行变法。

王安石经过宋神宗批准，任用了一批年轻的官员，并且设立了一个专门制定新法的机构，实施变法。应该说,王安石的变法政策无一不从良好愿望出发。

王安石变法的主要内容是：

“青苗法”。　青苗法是王安石变法的主要内容之一，本意上是充分考虑到农民的利益的,　在春耕时，即由政府以低于私人的利率向农民贷款，农民以地里的青苗为贷款抵押。王安石在当鄞县知县时，这种作法效果不错，在陕西推行时也颇受欢迎。但当推向全国时，却引发了灾难性后果。不识字的农民去申请青苗法的贷款,要经过以下程序:为了填写申请书,就要花钱请书吏，再拿到衙门去申请,碰到贪官污吏,中间不知要花多少打点费,而且贷款利息多少完全由官吏写。据史书记载,虽然变法规定的利息是二分,但经过中间贪官污吏的层层盘剥,最后贷款农民要返还的实际利息,　比高利贷还要高许多，有的竟达到原先设定的三十五倍。于是逼得农民宁肯“哀求于富家大族,增息而取之”,去借高利贷,也不敢向官府贷款。“利民之政”变成了“扰民之举”。　

更糟糕的是,王安石过于自信,急于求成,在推行新法过程中采取“一刀切”的做法,下令各地必须贷出多少钱,　各地都有固定的贷款准备金，朝廷下达的任务是要全部贷出去，并完成百分之二十的增值。有了硬指标，地方官员就硬性摊派了,除了一般的农民要其贷款,连中农、富农、地主都必须接受贷款。其实中农、富农和地主不存在春荒的问题,根本用不着贷款,但地方官员就是硬逼着他们贷款,因为要完成指标。同时，为了保证还贷，又让富户与不同等级的贫户结为连户，由富户提供担保或抵押。这样一来,到了还钱的时候不要说一般农民吃不消,就是中农、富农也吃不消。自然,这项措施变成了官员的赢利手段,　地方官员打着改革变法这一至高无上的旗子，肆无忌惮地以权谋利。实际上演变成官府办理高利贷业务，官府动用刑罚逼债，百姓无法还债，为了免遭牢狱，只得逃离，大量黎民被迫流离失所。

“市易法与均输法”　目的在于平抑物价，抑制大商人对百姓的垄断与盘剥。但这项政策的实质是用官商代替民商，岂不知官商比民商更坏。一来民商之间还是有竞争的，垄断程度和能力有限，盘剥程度也有限，但当官商垄断了市场、货源、价格时，其盘剥的对象扩大到民商和百姓。再有像“市易法”,本来是规定收购滞销货,后来就变成了专门收购紧俏物,这时的衙门已经变成了一个赚钱的机构,结果成了全官经商,官商作风愈演愈烈,官府几乎疯狂地与民间争利。在这种新法之下，官员控制了批发与零售业务，普通商人无论生意大小都要事先要经过官员的几道审批关口。交易费用由于贿赂官员而大大增加了，物价上涨不说，许多商人也无法经营下去，工商业凋零。除了掌握交易权的官员致富之外，对整个社会和百姓没有什么好处，百姓又多增加了一层盘剥。

“农田水利法’。　目的是鼓励地方兴修水利，开垦荒地。没有成功，地方没有钱，只好虚报数字，朝廷按虚报数，新增部分税收，人民是增加了负担，荒报数字的官员却升了官。

“免役法”。　本意也是很好，官府的各种差役，民户不再自己服役，改为由官府雇人服役。民户按贫富等级，交纳免役钱，这样既增加了官府收入，也减轻了农民的劳役负担。而且原来享受免役待遇的官户、地主、城市居民等也要交纳助役钱，只有城市六等以下、乡村四等以下贫困户享受全额免纳的优惠。又规定在定额之外，各路、州、县可带征百分之二十的免役宽剩钱，以备灾年免征备用。这个办法看上去很美，可以减轻农民负担，使他们专事生产。但在执行中，不少地方官员把贫困农户提高到四等以上，城市贫民户提高到六等以上，让穷人也得同样交免役钱。因为确定贫困户等级的权力由官员掌握，官员可以说你不贫困你就不贫困。何况，百分之二十的免役宽剩钱又为官员任意征收钱财，开了一个合法的口子。官员有了借口乱收钱，反正百姓搞不清楚收上来的免役钱怎么用，比如每人交纳免役钱100元，官府雇人服役只要50元，百姓负担更重了，官府衙门却赚饱了。结果免役法引起富人和穷人的一致反对。

“方田均税法”。　为了防止大地主兼并土地，隐瞒田产人口，由官府丈量土地，核实土地数量，按土地多少、肥瘠收税，这个办法看似很好。但结果却只有老百姓的土地丈量后，被强制增加了税收，大地主与官员勾结，谁敢加税。

“保甲法”。　官府把农民按住户组织起来，每十家是一保，五十家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家里有两个以上成年男子的，抽一个当保丁，农闲练兵，战时编入军队打仗。朝廷已经有百万军队了，又要搞民间武装训练。地方官员乘武装训练之名，变着花样又捞一把，乡吏、保正，日聚于教场中，对受训保丁，“受贿方释，如没贿赂，只说武艺不熟，拘之不放，以致农时俱废，往往冻馁而死。”由于百姓不情愿和抵制，民间武装根本没有形成战斗力，形如虚设，只不过百姓负担更繁重、生活更困苦。

变法的措施都演变成官员鱼肉百姓的口实。

王安石的变法的确增加了财政收入。实行数年后，全国财政收入从宋初的1600多万贯增加到6000多万贯。史书评论“中外府库无不充衍，小邑所积钱米亦不减二十万”。一番变法,让朝廷的财富堆积如山,要专门新建五十二座财库来存放。但这种以民穷为基础的国富难以持续，社会怨声载道，民不聊生，仅仅靠夺取民财而增加国家财政收入，是一种弄巧成拙的强国，造成的后果只能是祸国殃民。

怎样变样变法？怎么使国富兵强？当时几乎每次朝会,司马光、苏轼等人都要与王安石讨论和辩论这个问题。　王安石说：“善理财的人，可以使民不加赋而国用足”。司马光说：“天地间物产总有一个定数，不在民、便在官，你所谓的善理财只不过是盘剥百姓罢了”。一向立意高远的王安石，却是把变法定位于“理财”二字，最后就是一个钱字。在一个自然经济的农耕社会,一定时期财富总额是一定的,不在民间就在官家。一个“理”字,便把老百姓的钱“理”进了“官家”的口袋。王安石却总是夸耀“今岁增赋三百万”，后来王安石的继任者章敦，专以追求增加财政收入为能。

苏轼目睹王安石变法演变成竭泽而渔，官府通过各种手段残酷剥夺老百姓的钱财，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中，苏轼愤怒写下《鱼蛮子》:“破釜不著盐，雪鳞黄青蔬。一饱便甘寝，何异獭与狙。人间行路难，踏地出赋租。”。百姓破锅炒着黄菜，连盐都没有，一日只有一餐，生活不如水獭和猴子,　连举步踏地都要缴赋纳税，从此诗中足见当时官吏搜刮之狠！苏轼在给王诜的诗里，有一行是坐听“鞭笞环呻吟”，又说，“救荒无术归亡逋”；他也提到“虎难摩”是为政贪婪的象征；给李常的诗里，他确是说在密州“洒涕循城拾弃孩”，见到饿死在路边男尸、女尸、婴尸；苏轼面对指控，都坦承在这些诗句是批评和指责变法。　苏轼为这些诗，险遭杀害。

变法有两种：好的是通过变法，人民百姓走上富裕之路，由此催生出真正的国富民强；而糟糕的，则徒有堂皇高远的名义，不仅不能解决社会问题，反而让平民百姓生活更加困苦。商鞅“废井田,开阡陌”，从而为秦一统天下打下根基。而王安石变法有点相反，尽管数字飙升，政绩遍地开花，但以更严密的措施去管制、搜刮百姓，国富民穷，如此变法究竟有多大意义？

三、名臣贤士遭贬离京，看门小官死谏宰相　

王安石主持的变法,成了北宋政界围绕新法是“利民”还是“害民”展开争论。而形成的最大的一场政治角力,政见不同的臣僚纷纷发表不同看法，认为再好的变法,也不能以牺牲普通百姓的生存为代价。名臣士子如司马光，欧阳修,苏轼,等纷纷站出来，指责变法弊害。其实,在没有王安石变法之前,他们也是改革派。见变法如此苛狠,　良知使他们无法沉默，为黎民百姓而坦述变法之弊害，而政治上缺乏雅量的王安石更将这些人视为“保守派”，而一一逐走,于是“君子都走了,小人就来了”　,原来的中书和台谏班子,多数是变法的反对派,所以,王安石主持朝政后,对这些部门进行了大清洗,仅从熙宁元年至四年就罢免了19位台谏,换上了自己的同党李定、薛昌朝、谢景温等,基本封杀了不同的声音。在这种唯我独尊下任用的台谏,往往多是察言观色、见风使舵之辈,有的声嘶力竭为变法呐喊助威,好也好,不好也好;有的扛着一个拥护变法的大招牌,行灭杀政敌、搜刮民财之事。如在“乌台诗案”中陷害苏轼的李定等人。　

一方面是上层政坛上的清洗,另一方面就是对下层百姓的言论封堵。为了防止百姓不满而诽谤朝廷的伟大变法,熙宁五年正月,朝廷下令在京城设置巡逻卒兵,对百姓实行“监谤”,不许乱讲变法如何。南宋章如愚在《山堂考索续集》中谴责说:“安石作俑,始于钳天下之口。”　就对历史进程的影响来看,此举是以专制钳制言论自由的丑陋一页,其恶劣后果并不能因王安石的“忠君为国”而一笔勾销。　

司马光、苏轼等名臣士子，因反对王安石变法，先后遭贬离京。朝廷上形成了唯变法者为尊局势，变法好的声音充斥朝廷。正当王安石踌躇满志时，他万万没想到：看门芝麻官郑侠，一道上达皇帝的密封奏章和一卷《流民图》，摧垮他的相位。

郑侠，论其官职只不过是一个看门小吏。可是《宋史》却为他立传，名满天下的苏轼视他为生死之交，甚至于“魂梦之间，未尝或忘”。后代的人民为纪念他，把他的别号“一拂居士”做为街道的名，称“一拂街”。究其原因，就因为“天理公道，自在人心”，老百姓的心目中有杆秤。

郑侠曾得到王安石赞赏，也几次想提拔他，但郑侠不领情，因他亲眼目睹王安石变法给黎民百姓带来灾难，多次向王安石陈述变法的弊病，恳切希望能立即停止变法，但遭到王安石白眼相拒。郑侠知道王安石已经听不进逆耳忠言，于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三月，画成《流民图》，写成《论新法进流民图疏》，请求朝廷罢除变法。奏疏送到阁门，不被接纳，只好假称秘密紧急边报，发马直递送银台司，呈给神宗皇帝，疏称：“但经眼目，已可涕泣，而况有甚于此者乎？如陛下行臣之言，十日不雨，即乞斩臣宣德门外，以正欺君之罪”。看着一个看门小官以死相谏，“神宗反复览图，长吁数四，袖以入，是夕寝不能寐”。

郑侠的《流民图》，其实就是一卷反映流离失所百姓的悲惨生活的画图。这卷画图长约八尺，宽约三尺，浓缩了广大地区哀鸿遍野的惨情。干裂的田野、焦枯的禾苗，喷火的日头炙烤着凄凉的村落街巷和嗷嗷待哺的婴幼。身披锁械者，步履踉跄；负瓦揭木者，面色如草；扶携塞道者，羸弱愁苦；身无完衣者，树叶蔽身；茹草食根者，噎喉难咽；插标卖身者，声咽泪流；仆卧道旁者，残喘待毙；陈尸沟壑者，青蝇聚逐；卖儿卖女者，相抱痛哭；嗷嗷待哺者，呼天号地；禁军鞭笞者，肉绽血飞；道旁围观者，目不忍睹；同病相怜者，咬牙眦目；路见不平者，擦掌磨拳……

当时神宗皇帝赵顼看到这样的一道表章，这样的一卷画图，不由震惊万分。就连当时皇太后、皇后看了此表、此图，也是痛苦得难以自持。生长在皇宫里的皇帝和皇后，哪里见过天下黎庶家破人亡，流离失所的悲哀惨景！现时，郑侠的浓墨重笔，胜过千言万语，冲决了禁城红墙，把一群血泪交加的流民图景送进了皇帝的寝宫，那一张张饥饿变形的面孔，使神宗赵顼惊骇万分。

神宗久视着《流民图》，他终于知道了自己治理的天下竟是这样惨不忍睹！他终于清楚了自己治理下的黎民百姓就是这样流离失所，饥寒交迫！他也终于明白了古诗中那句‘白骨露于野’的悲哀！这卷有形有色的画图，无疑使神宗赵顼受到前所未有的震惊，仔细回想七年治国理政的皇帝生涯，和六年变法的风云变幻，使这个年轻的皇上深切地感受到变法已达到天怒人怨的地步，由衷的感伤之中产生了停止变法决心。

翌日，神宗下令开封府发放免行钱，三司使查察市易法，司农发放常平仓粮，三卫上报熙河用兵之事，诸路上报人民流散原因，青苗、免役法暂停追索，方田，保甲法一起罢除，共采取了十八条措施。民间欢呼相贺，神宗又下《责躬诏》，求直言。恰巧，三日后大雨，“远近沾洽”。大臣入内祝贺，神宗皇帝把郑侠所进的流民图及奏疏拿给他们看，同时责备他们的错误作法，他们都“再拜谢罪”。王安石只好上表请求去职。

熙宁七年(1074年)的四月十九日，被罢去宰相之位的王安石，带着多病的妻子吴氏和儿子王雱离开京都汴梁，前往江宁府出知一任太守。离开京都之时，他写了一首绝句：

六年湖海老侵寻，

千里归来一寸心。

回望国门搔短发，

九天宫阙五云深。

王安石忠君为国之心溢于诗言，但他失去相位决非是因一幅《流民图》，和皇权，以及司马光、苏轼等大臣贤士的反对。王安石失去了相位和他变法失败也绝非偶然，他“为己抱负执拗强行，提用小人酿祸害民。”；为奸诈官吏和小人酿造出：“打变法旗结党害贤，借变法名夺利殃民”　条件和环境，这些不能不是他失败的根源之一。

四、打变法旗结党害贤，借变法名夺利殃民

王安石少年即有盛名，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作文千古奇绝，发人未见之思，在变法前，不但受到欧阳修、文彦博、韩琦、富弼、曾公亮等三代老臣的赞赏，而且也受到司马光、曾巩等同代人的推崇，是众望所归的变法领袖。“士大夫谓其无意于世，恨不识其面，朝廷每欲受其官，唯患其不就也”。但变法过程中，这些人几乎无一例外，全部站在王安石的对立面，据理、据实反对变法。

反对变法的韩琦（前宰相）、富弼（知延州，抵御西夏，守护西北疆土的能臣，前宰相），司马光（伟大的史学家，个人品行无可挑剔者），文彦博（枢密使、一代诤臣），范纯仁（范仲淹子，得乃父真传），苏轼兄弟，都是宋史上有名的一代名臣。他们在北宋都堪称泰斗、精英，这些人在品格上也足可以光照千秋，为什么都不约而同地成了王安石变法的反对者？就是后宫的曹后、高后也决非慈禧太后之类。史书上，曹后、高后贤德仁慈，深明大义。王安石变法从客观上来讲是有利于赵氏王朝的统治，毫不糊涂的曹后、高后为什么要反对有利于皇室的变法呢？简单地用皇室集团、大地主、大官僚为了自身的利益，而联合反对抑制豪强兼并的变法，从而导致了变法的失败，这是不科学的，至少是违背了历史事实本身。

王安石的初衷是好的，措施也不能说不得力，但变法却没有收到应有的结果，反而成为新兴官僚集团搜刮地皮，扰民害民的工具，大悖于王安石的良苦用心，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纵观王安石用人，基本贯彻着党同伐异的用人路线。只要是口头上、行动上坚决拥护变法，不管其人品怎样，节操如何，都是王安石重用和提拔的对象。而恰恰是这些人，大多抱着政治投机的心机，并不真心拥护变法改革，只是借用变法这一捷径，来实现自己飞黄腾达，青云直上的目的而已。假如王安石在用人上，听其言而观其行，坚持用人唯贤的路线，而不是党同伐异，至少，变法在实行过程中便不会变味，也不会让肥了私囊的新贵们打着变法之名来聚敛钱财，与民争利，营私舞弊，翻云覆雨。名臣们一致反对王安石变法，恐怕很大程度在他的用人上，他所任用的一些人，为名臣们所不齿，自然不屑与之为伍。

王安石选用的变法领导集团无疑是问题很多，多为小人，例如他的得力干将吕惠卿。吕惠卿是王安石着力培养提拔的人，但他为了自己能够大权独揽，居然在王安石面临罢相时落井下石，诬陷王安石参与谋反，可惜这个罪名实在太过荒谬。还有备受王安石器重的曾布，此时也反过头来攻击王安石。王安石罢相以后又恢复了相位，但吕惠卿贼心不死，又将王安石写给自己的一些私人信件抛出。写这些信的时候，王安石出于对吕惠卿的信任，写了“不要让皇上知道”（无使上知）的字样，这是有欺君嫌疑的，王安石见自己一手提拔之人，如此狠毒陷害自己，知道自己在京城呆不下去了，于是再次上书，请求罢相归田，并从此告别政坛。王安石在离京赴金陵路上展转寻思，抚膺顿足，懊悔不迭，说道：“吾只信吕惠卿之言，道民间甚便新法，故吾违众而行之，焉知天下怨恨至此！此皆吕惠卿误我也！”长吁短叹，和衣偃卧，不能成寐，吞声暗位，两袖皆沾湿了。

要说王安石是奸邪小人，实在也有违史实。如果从人以群分来看，好像难以分辩。他的支持者、追随者吕惠卿、章惇、曾布、蔡卞、吕嘉问、蔡京、李定、邓绾等结（新）党害贤、害国，被世人骂作“奸佞小人集团”。王安石在客观和事实上，是小人集团的产生者。

王安石的“结党为援”，对以后产生了恶劣影响。苏轼反对变法害民，本是一翻善意，但新党却制造“乌台诗案”　，几陷苏东坡于死地。由于结党，蔡京此类大奸臣是在王安石的一手提拔下平步青云，以至酿成北宋末年的腐败局面；由于结党，使本为变法服务设制的机构而成为奸佞官员欲所欲为的舞台，以至变法却成了争权夺利斗争的点缀品。变法便成了蔡京六贼（高俅、童贯、王黼、朱缅、李彦）揽财害民的工具，致使天下纷扰，民不聊生，内忧外患纷至沓来。王安石变法在推行过程中，衍生了几十年的惨烈党争，吕惠卿、曾布、蔡京、李定等一些奸佞之徒已看到变法的弊端，同时又报喜不报忧，他们打着拥护变法的旗号爬上高位，这些人又打着维护变法旗号对司马光、苏轼等贤臣大肆排剂和迫害，使得北宋的统治力量变得既虚弱又残暴，从而导致国力衰弱，为外族入侵提供了可乘之机，致使北宋在强敌的军事打击下而走向灭亡。

变法措施变成了贪官的赢利手段，变法改革成了贪官以权谋利的途径和借口。连王安石后来也心明肚知：小人们“打着变法旗结党害贤，借变法名夺利殃民。”明代冯梦龙在《警世通言》第四卷，《拗相公饮恨半山堂》中述：王安石罢相后，在至金陵途中，隐姓埋名，微服而行，留宿村户，问老叟：“高寿几何？”老叟道：“年七十八了。”　王安石又问：“有几位贤郎？”老叟扑簌簌泪下，告道：“有四子，都死了。与老妻独居于此。”　王安石道：“四子何为俱夭？”老叟道：“十年以来，苦为新法所害。诸子应门，或殁于官，或丧于途。老汉幸年高、得以苟延残喘，倘若少壮，也不在人世了。”　王安石惊问：“新法有何不便，乃至于此？”老叟道：“官人只看壁间诗可知矣。自朝廷用王安石为相，变易祖宗制度，专以聚敛为急，拒谏饰非，驱忠立佞。始设青苗法以虐农民，继立保甲、助役、保马、均输等法，纷纭不一。官府奉上而虐下，日以篓掠为事。吏卒夜呼于门，百姓不得安寝。弃产业，携妻子，逃于深山者，日有数十。此村百有余家，今所存八九家矣。寒家男女共一十六口，今只有四口仅存耳！”说罢，泪如雨下，王安石亦觉悲酸。又问道：“有人说新法便民，老丈今言不便，愿闻其详。”老叟道：“王安石执拗，民间称为拗相公。若言不便，便加怒贬；说便，便加升擢。凡说新法便民者，都是谄佞辈所为，其实害民非浅。且如保甲上番之法，民家每一丁，教阅于场，又以一丁朝夕供送。虽说五日一教，那做保正的，日聚于教场中，受贿方释。如没贿赂，只说武艺不熟，拘之不放，以致农时俱废，往往冻馁而死。”

五、为已理想执拗强行，“三不足畏”漠视民苦

王安石的一意孤行弄得他众叛亲离。朝中那些大臣，有的原本是他的靠山，如韩维、吕公著；有的原本是他的荐主，如文彦博、欧阳修；有的原本是他的领导，如富弼、韩琦；有的原本是他的朋友，如范镇、司马光、苏轼。但因为不同意他的一些做法，便被他全部赶出朝廷（悉排斥不遗力）。王安石为什么如此不顾情义和友情？是他心中的理想和抱负在无理性膨胀，“壮心想填海，雄胆欲补天”,　使他忘乎一切，不顾一切。

在推行变法中，王安石所重用的朝臣，多是居心叵测、寡廉鲜耻的奸佞小人。王安石是“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　的精明之人，不被假象所迷惑的他，绝对不会受这些小人蒙蔽,　王安石是在得不到名臣贤士的支持和帮助，在内心就是想借这些小人实现自己的抱负而已。王安石明知奸佞小人打着变法旗结党害贤，谋利害民，他为什么还要一意孤行依靠那些奸佞小人强推变法，拗相公在执拗什么？相信王安石绝对不是执拗于个人利益的得失和官位的升降，他品格没那么下作，他是“鸿鹄高飞，一举千里”　的有志之人。他不惜与众多前辈、朋友、同事反目，是为自己政治理想与信念的实现。王安石为实现自己理想与信念而不懈努力，本是令人敬重的品质，但他为了逞一己之理想报负，把这种美好的品格不适当地、过分地扩张和滥用，高瞻远瞩变成急功近利；坚定与执着变成执拗与刚愎自用；宽容与理性变成独断专行；不听人言，不计后果，漠视百姓，老百姓穷也罢，死也罢，全不管不顾了，为了自己理想抱负的实现，偏执到残害百姓的地步。这样的变法怎能得到百姓支持，和民众的拥护？王安石的事业、理想、报负怎能不受到反对和重挫？也是根本无法实现。

面对名臣贤士对变法的指责，王安石往往没法正面回答，但他拿一套为变法立言的:“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可守。”为盾牌，执傲坚持。王安石的“三不足畏”，被－些人所称颂，认为强烈体现了王安石的刚毅果敢。但这“三不足畏”的字面意思，与王安石的最重要助手、奸佞小人邓绾的名言“笑骂由人笑骂，好官我自为之。”又有何不同呢？

王安石的言行为确实是“三不足畏”，谁的不同意见也不听，包括德高望重的元老重臣和高风亮节的贤士。除王安石一人之外，几乎所有当时最重要的文化名人，全部是变法的反对派，他们绝对不是全代表了大地主、大贵族的利益，或者是过于保守、僵化。他们其中的司马光、欧阳修、苏东坡、苏辙、黄庭坚，王安石的亲弟弟王安国等一大批历史文化名人，正值人生事业巅峰之际，他们冒着与年富力强的皇帝对着干，从而可能丧失一生的仕途，甚至有贬官流放，坐牢杀头的风险。他们为什么冒着很大的风险，坚定地反对王安石变法，因他们都目睹到:　由于王安石变法，小商人失业了，农民付不出强迫贷款的本金和利息，只好卖妻卖子或全家逃亡，不然就典当财物。不少人拴着铁链搬砖负柴来缴税，监狱常满，每一郡县都有数千件查封的抵押品和没收的财产，官府诉讼不绝。饥寒交迫的难民在大风雨中流浪，咽吃草根树皮，成群的难民弃家逃荒，入京乞讨的人挤满京城街道。在推行王安石变法的时期，农民起义就有35次之多，他们深知变法对人民、对社会的危害是很巨大。

“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　之心，使司马光、苏轼等名臣贤士面对强势的王安石秉笔直书、凭心直言变法弊害。而王安石则以“三不足畏”为由，而“不听诤言，独任成乱”。假如王安石能开诚布公地与韩琦、富弼、范纯仁、司马光、文彦博这些当年的改革者、智者作倾心商谈，听取之言，纳取之长，以完善变法之策，又有什么不好？这些名臣毕竟不是贪赃枉法、利禄熏心之人。王安石在变法实施中首先失之偏狭，以至自树其敌，岂能不败？

王安石对同僚的善意的规劝和建议，王安石是充耳不闻，白眼相待，寸步不让，甚至给予相当无情的打击，从不考虑变通之法。对同僚如此，对百姓更甚。开封知府韩维报告说，境内民众为了规避保甲法，竟有“截指断腕者”。宋神宗问王安石，王安石不屑一顾地回答说，这事靠不住，就算靠得住，也没什么了不起！那些士大夫尚且不能理解新法，何况老百姓！这话连神宗听了都觉得过分，便委婉地说：“民言合而听之则胜，亦不可不畏也。”但王安石显然不以为然。在他看来，就连士大夫的意见，也都是可以不予理睬的，什么民心民苦之类，就更加无足挂齿！即便民众的利益受到一些损失，那也只是变法的成本。这些成本是必须付出的，因此也是可以忽略不计的。这种莫视百姓疾苦的言行，难道值得那样称颂吗？有古打油诗云：“最恨邪言‘三不足’，千年流毒臭声遗。”难道陷黎民于苦海，而不畏百姓唾骂，还一意执拗孤行值得称颂吗？

平文而论,王安石的“三不足畏”确实很精辟，表现改革家大无畏的斗争精神。但反过来看,改革家非理性的激情也于此暴露无遗。就是光顾自己逞政治抱负,变法变得快活,而置百姓的生存于不顾。宋神宗有时也感觉变法措施剥削太重,心中不安,于是　将大臣奏表中言及民间不满变法的内容告诉王安石,王安石不悦。王安石是固执的,他相信自己永远正确——民众的苦痛与主题宏大的变法相比,算不了什么,“人言不足恤”，在这里,几乎看不到那个在诗文词章中体恤民疾,赈济困乏的王安石的影子了，对于弱势群体的血和泪,王安石企图抱定“当世人不知我,后世人当谢我”的思想去硬生生地去掩饰它,　其变法造成的斑斑血泪又怎能掩饰得掉?

但王安石却畏真言，王安石极力不让神宗皇帝知道变法所造成弊害和疾苦，自称百姓支持拥戴变法。皇帝想知道民情，就派人出去查访。但宦官和御史深知王安石排斥异己的秉性，更怕自己会因“阻碍新政”而被撤职降官，都按王安石之意，告诉神宋皇帝说人民都爱变法，税吏一出，皆“欢呼感德”，“并无抑配”。直到看门小官郑侠的《流民图》，才使神宗皇帝从蒙蔽中看到真相。王安石的“三不足畏”在他自身实践中，是漠视民心，畏惧真言！

王安石变法失败告诉我们，“改革”、“变法”并不是纯粹的褒义词，只有顺应社会规律，能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法规和政策变动，才是积极意义上的创新和改革，否则就是制造倒退、混乱、贫困的“政策乱动”。一个变法改革者，不管道德多崇高，动机多纯正，决心多坚定，如果不站在“以人为本”的立场上，不顾百姓利益，聚敛民财，结果是酿乱祸国，盘剥殃民，自找骂名，必定失败。

奇才王安石，千年功过是非，评论纷纭，感慨万千，写而忆之：

忆王安石

志顶江山傲昆仑，

胸怀神州横沧海。

荆公安石不安民，

一腔心血化流水。

(二0一0年，六月于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