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实守信是一种美德，是一种品质。无论在任何国家、任何社会，诚实守信的个人、组织或政府都会受到人们的景仰和爱戴；任何失去诚信的个人、组织或政府，不但得不到人们的信赖，还会遭到公众的指责和唾弃，这是普通人都懂的道理。

既然如此，笔者为什么还要冒天下之大不韪，开门见山地提出这个悖论呢？其实，如果你读过《孟子》、《论语》，就会发现，这不是笔者的观点，而是圣人们的高论，就我个人来说，我并不喜欢这个观点，因为我和大家一样，都讨厌言而无信的人们。但讨厌归讨厌，仔细想一下，这种说法也不无道理。

在人们的眼里，孔子和孟子都是言而有信的圣人，他们的话就像真理一样常被人们作为说理的论据。其实，如果你系统地学习了他们的理论，就会发现他们的某些话是互相矛盾，让人有点不可思议。连孟子都为自己说过的话辩白道：“此一时彼一时也。”但你仔细研究后就会发现，他们前言后语的矛盾不是思想不成熟，而是他们懂得守经达权，识时通变。

孟子说：“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这句话说的很明白，一目了然。在孟子看来，大人物和小人物不同，他们所言所行不一定要讲究信用，只要符合“义”就行了。所谓义，就是适宜，适宜了天时地利，适宜了现实环境，适宜了人情伦理，就是符合了道义。既然“义”是言行的目的，那么只要达到目的，就不必拘泥于言必信行必果的教条了。孟子这一提法不是他的发明创造，而是承袭了孔子学说并加以发挥扬厉的结果。

在《论语》里有这样一段精彩的对话。孔子的大徒弟子贡问孔子：“什么叫士？”孔子回答说：“最上等的士就是知道礼义廉耻，能为君王奔走四方，不辱使命。”子贡又问：“那次一等的士呢？”孔子回答说：“宗族乡里的人称他孝悌。”子贡又问：“那再次一等的士呢？”孔子回答说：“言必信，行必果，那些执着守信的小老百姓就算是末等的士了吧。”在孔子看来，一个有作为的人，不在于他是否守信，而在于他是否能为人民、为国家做出应有的贡献。在这里，孔子虽然把守信看做是末梢枝节，但并不是孔子看不起守信的小人物，而是在鱼和熊掌之间，他选择了熊掌。诚信虽说是人的一种美德，但它更是达到目的一种手段。商鞅移木取信于民，就是为了达到法制强国的目的。如果你能理解守信是一种手段的话，你就能理解孔子、孟子这段违背常理的说法。

对于敌人，守信近乎迂腐。兵不厌在，在各种战场上，人们对这一点早已达成了共识。如果你被敌人欺骗了，没人同情你，相反都会笑话你愚蠢，就像楚怀王被张义骗得国破家亡一样。被骗的人成了傻子，骗人的人成了英雄。虽然这样的英雄总让人仰慕不起来，但毕竟成者王侯败者寇。

对待自己的人，有时候为了大局，为了最后的胜利，不得不审时度势，根据具体情况对既定的计划进行调整，甚至背自己的承诺。近代中国最有影响的两个大人物蒋介石和毛泽东都有过这样的尴尬。

在抗战初期，蒋介石曾认为武汉是国家的命脉，必须死守。他曾向部下表示强烈的抗日决心，他要坐镇武汉，誓与武汉共存亡。可在实际惨烈的战斗中，迫于敌强我弱的形势和危局，在部下的再三劝阻下，他还是撤离了武汉，保住了自己，也保住了抗日的有生力量。他虽然失信了，但他的举措是明智的、适宜的，所以没人抱怨他言而无信。

红军在长征的时候，由于情况复杂，敌情瞬息万变，毛泽东虽有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谋略，但为了摆脱敌人的围追阻截，适应情况的变化，他经常朝令夕改，后令谬前。这样虽然将敌人弄得疲于奔命，但也将自己的部队拖得筋疲力尽，不少将领和战士怨声四起，甚至有人建议撤换毛泽东的领导。可长征胜利了，人们对毛泽东的指挥艺术都赞不绝口，说他用兵如神。还有，在胡中南进攻延安的时候，毛泽东曾向人民保证，一定要保卫延安，保卫百姓，绝不渡过黄河撤退。可敌人的兵力数倍于我，来势汹汹，按兵法来说应避其锐气，击其惰归，诚不可与之争锋，但毛泽东担心百姓说他失言爽信，便非要鸡蛋碰石头，与数倍的敌人周旋。后来在周恩来等领导的规劝下，他终于做出了英明决定，撤出了延安，改变了被动的战局，赢得了战争的主动权，最终战胜了国民党的八百万军队。如果，毛泽东不识大体，非要坚守小信，而放弃大信，那么中国的近代史恐怕要重新改写了。

人们常说：“得黄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诺。”季布是何等的英雄，以项羽那样“力拔山兮”的气概，他仍然能在楚军中勇冠三军，战必胜，攻必克，并以守信扬名楚国。可是等到项羽兵败，刘邦全国通缉他的时候，季布却一反常态，甘心为奴，当年敢作敢为、一诺千金的勇气一点也没了。他为什么要忍辱含垢呢？因为他的潜能还没有充分发挥，他的抱负还没有完全实现。正向苏轼所说：“君子之所取者远，则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则必有所忍。”季布能有所忍、有所待，逃过了这一劫，后来终成了汉代的名将，他的忠义诚信之名从而如月之恒，如日之升，深受人们的景仰。如果他像匹夫匹妇为了守小信，“自经于沟渎”，谁还会知道他的大名呢？司马迁还能为他作传吗？

作为一个有作为的大人物，应该知道守经达权，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可违背自己的诺言，但却不可以长此以往，就像诸葛亮的空城计不可以经常上演一样。诚信是一个人、一个组织、一个政府的立身之本，失去了这个根本，就失去了人心，就是去了立足之地。孔子和子贡有一段非常精彩的对话，正好说明了这一点。一次子贡问孔子如何施政，孔子说：“足食、足兵、民信。”子贡又问：“在这三者中如果非要去掉一个，那么先去掉哪一个？”孔子说：“先裁军吧。”子贡又问：“在这两者中如果非要去掉一个，那么先去哪个？”孔子说：“去掉粮食吧。人生自古都是要死的，但是如果我们失信于民，我们的政府就没法立足了。”从子贡和孔子这段对话中不难看出，孔子仍然把守信看做是施政的头等大事。孔子施政的核心思想是仁。所谓仁，就是“公、宽、信、敏、惠”。孔子认为，“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民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人只有诚信才能得到人们的信赖，才能得到人们的支持和拥护。有了人民的支持和拥护，我们的事业才能够成功。

孟子的“言不必信，行不必果”虽然与孔子的某句话一脉相承，但如果过分强调“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就有些过犹不及了，必然会给社会带来不良后果。所以，笔者认为，无论在什么社会，言必信，行必果都是一种人们崇尚的美德，只是不要过于固执，在特殊的情况下，要学会守经达权，正像《易经》所说：“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于时……”这样前途就光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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