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群架的传统，历来就在城镇街头巷尾的泼皮小儿的血液中传承。

这种群斗的毛病，我们省人委大院也被传染上了，但传递的不远，也就传到我们这栋小楼就嘎然而止。

事情是这样的：我们楼里的男孩子，和马路对面的同龄人，不知何时结下了梁子，横在我们面前的长江路，就成了两军交战的楚河汉界。

马路对面有一个巷子，虽然不大，可是在我们眼里很是诡秘难测，不情愿见到的对手会突然冲出来，向尚无防备的我们进行攻击，拳脚相加。

双方的斗殴也不知从何时而起，深远的社会意义就不好明说了，就知道每一次当冲突来临，你我之间是各不相让，好像非要搏出个胜负来不可。

而每一次的相拼，最终都要在双方的内心深处，撕开一道伤口，留下深刻的印记。

我们这个队伍，年纪在学龄前后，七、八个人，没有枪。至于对方的阵营有多少人，也没有数过来，反正从巷子里出来的小屁孩都是我们的敌人。

我们喜欢把他们称之为“野孩子”。其实，人家都是有家有主的，不知是谁给他们起的这样一个带有蔑视性的外号，以为自己住在政府大院里就高人一等，其实也是公务人员的子弟，很下层的。

就因为对面巷口不设防，没有我们的高墙深院，显得与众不同，于是乎所有从巷口出现的男孩，无形的被我们从心底里烙上了这样一个野蛮的称呼。在双方长期对立中，他们虽赢得了对我们力量上的整体优势，却也无端赚回了一个不太中听的“大号”。

是人终要长大，在成长过程中，慢慢融入群体，融入社会，可是在社会还没有充分做好接纳我们的准备时，丢给我们的只是一个模糊的背影。所以，我的童年所面对的社会，暂且说就是我家所在的位置，以及延伸到我家周边的一个不大空间，是我认知社会的第一课堂，如果再扩大到整个庭院，也只有大楼、民房、草木、林荫道、围墙等等，除了和所谓的“野孩子”引发的不同阶层的矛盾纠纷，再没有其他神秘的东西可寻。目力所及的一切，无法掩饰天地之小，因此不可能真正丰富我的童年。但当我希望走出大院，去见更多的世面，无形中有了一个心理暗示在提醒我：出门当心！我要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出门可能招致皮肉之苦，没有了高墙、门卫的庇护，我们就身处在危险之中了。

冷不防，就会从对面的小巷里窜出几个小孩，直扑上来。

论年龄，和我们相仿，就是动作粗野，招招伤人。

尤其感到苦恼的是，对我们施加拳脚的“外部势力”，就潜伏在我们住的不远，现实生活中很难回避，因为我们很想走过马路到对面的小店买零食。

居然，在我个人对他们的仇恨还没有培养起来，就已经遭遇了几次和“野孩子”的身体接触，极其被动的陷入到一种人性暴力冲突的漩涡中。

这种童年环境，如果单从身心自由的角度上讲，甚至有点苦涩，连上街都要首尾两顾，且像溪水长流似的，绵绵不绝，没有穷尽。

想象一下，我们都不能从我们的大院门前随意的走动，除非和家人或选择在对面不可能出现野孩子的时候，警报才能暂时解除，否则人就被困在院子里不能动弹。危机一直持续着，反正从我记事时，我们和街对面的孩子，就有了不和谐的相处。

关系时紧时松，松的时候，彼此相安无事，各行其道，最多横眉怒目；紧张时，双方一见面，必拳脚相加，还要每次分出胜负，否则决不收兵。

少儿的矛盾之深，已经上升到类似敌我的高度，对立的情绪不像是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每到怒火喷发时，有一种置对方死地而后快的情感要冲出胸臆。

幸好隔着马路，相见时少，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如果马路两边发生“战事”，我们跑得慢就挨拳头，幸好那时还不时兴拍砖头，短兵相接，靠的是手脚并用；远距离的交战，暴力的武器就是弹弓。

如果对面的“野孩子”冲过来，而我们赤手空拳，在没有退回到大院的安全地带之前，就得英勇抵抗，不能表现一丝一毫的懦弱和胆怯。

毕竟生活在这个时代，社会风气教育我们，叛徒不是人当的。

野孩子离我们即远又近，马路算是天堑，大院这边是我们的根据地。但我们要上街，就要进入对方的势力范围，因而时常狭路相逢。

从我们大院前门往北，有一条小巷蜿蜒深入，就是对方所在，巷道狭窄好隐身，他们神出鬼没，冷不防就冲出来袭击我们，打的我们好冤。

因为巷道两旁都是简陋、低矮的茅草檐顶，土坯砖墙，从巷子里面走出来的孩子，出身比较复杂，和我们单纯的干部家庭有所不同，工、商、学、士、无业的都有，相比之下，家教不甚严谨，举止有点粗野，所以被我们斥之为“野孩子”，环境的些许小别，我们的优越感产生了。

这种感觉不知怎么来的，难道天生就有？

其实娘胎里也带不过来，反正那时思想意识上产生的差距，我没有整明白。

俗话道路不平有人铲，可能为我们不该翻出的白眼，无端生出“高人一等”的虚妄之情，导致院野之间有过几次较大规模的群架。

每到大战一触即发之际，我们是上下齐动员：谁也不能当逃兵，阵前领头的一声呼喊，大家都冲上去拼命拍打，就像电影里表现得一样，当时有一句很流行的电影台词是：剃了头的给我上。

一群不懂事的孩子，把自己当成了敢死队员。

反正从对面出来的同龄人，并和我们较上劲的，都是我们的敌人。

对方有多少人，打起来也不识数了，闷着头就往前上，反正越打越吃力，越打越处于下风，感觉对方的兵力源源不断，不知他们从何处搬来了救兵，赶紧往大院里面跑，不然要吃大亏。就是一对一的打，我们也占不了上风，所幸大院有一堵墙，见形势不妙，我们赶紧退回来，躲在可以保障我们安全的围墙后面。

和我们虽隔着一条马路，彼此却已经到了鸡犬相闻，不复往来的地步。

真是英雄不问出处，只要是“男人”，就参与进来，开展打了就跑的游击战术，电影已经教会我们很多。

打起来也就片刻的功夫，幸好合肥的长江路上，车辆不多，打架并不妨碍交通流畅。

小孩之间，不睦不算大事，但经常要发生肢体上的冲突，甚至严重到头破血流，而且次数不在偶然，那可就影响日常生活了。

每当冲突愈演愈烈，我一个人绝不敢走出大门半步。

相似于我们大院里面的省长院，住的高干子弟，我们和对面市民的孩子，同样，有一种无形的隔阂，情感上的距离，虽还远谈不上什么阶层上的差别，但生疏明显，我们与他们，总是在纷争中相会，从来没有合作过。

经常是两者路边相遇，二话不说先开打，总是人多的一方仗势欺人，势单的一方退避三舍，我们败走可以躲进大院，趁胜不敢追击，那是一个很狭小的巷道，进去不一定出的来。贸然深入敌后，不知对方会从哪里钻出来，两头一堵，非出人命不可。

在每次的争斗中，如我们处于下风，就以阿q似的潜意识安慰自己：老子家住省人委。

反正从我知事时起，大院内外就是一片喊杀声，孩子们的敌对情绪与周围宁静的环境不相适应，彼此间的结怨好像漫长了半个世纪。尽管我很不能理解我们彼此之间为什么要如此“阶级仇恨”，但作为我方的一员，必然是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决不能当可耻的叛徒，这是我们这个社会流行的规则，《红岩》里的浦志高，最后落的什么可悲下场，谁都知道！

因此在我还没有充分认识到我们究竟为什么而战，就只能有一个选择，加入到残酷的搏斗中去。

算起来我们是幸运的，当双方街头对峙，大院的门、墙，便构成了一道军事防线，使我们有了充分安全保障。同时，大院对他们也是一个禁区，进不来，进来了就不一定出得来。

老实说“野孩子”打起架来比我们凶猛，下手也辣，我们根本不是对手，这也是“野孩子”的称谓得到我们内心普遍认可的一个主要原因。

如果“战乱”平息了一段时间，冲突被暂时淡忘，我们会放下和对方曾经有过的不快，以一种平和的心态，出入大院去做我们想做的事情，比如我们可以到对面的小商店买东西，享受自由的逛街。当有人又挑起了双方纷争，我们进入热战状态，那么一段时间彼此的对立情绪会达到一个高[chao]，我们几乎不敢单独走出院门，因为我们知道，一旦在街上被他们看见，决不会轻易的得到解脱。

于是，怨怨相报的故事就不停的上演。

仿佛都是苦大仇深的，平日受到对方不少的羞辱，如果逮到对方一、两个家伙，就狠狠修理，打了赶紧撤回院子，绝不恋战。多亏了我们大院有持枪的卫兵把守，等他们援兵赶到，无论多大阵势，也只能隔墙兴叹。

再撒野的人，隔墙舞拳头，也占不了多大便宜，只能瞪眼干着急，门卫成了一道天然的屏障，让我们把笑容可以持久地灿烂下去，因为他们进不来，值勤的哨兵，虽然不是针对他们，仍具有一定威慑力。

双方的年龄都不大，基本在学龄前后，许多事在解与未解之间，把强化敌对情绪当成一件正义的事来培养，因而大家都积极地投身到结对成伙的厮杀中，不能上阵的就助阵叫威。有一阵子，看了一部叫“鸡毛信”的电影，我们这边的头，就让我们几个年纪小点的当哨兵，像放牛娃王二小一样，负责站岗放哨，发现“敌情”就赶紧报告。于是，军情紧张时，我们心里就有一付准军事部队的感觉派生出来。

大家会想象自己就是解放军和正义的化身，而对面就是敌人的走狗。

自然打架就避免不了，而结果总是两败俱伤，谁也没从中得到好处，双方是你攻不进来，我也不敢逾大门一步。

这种对峙的局面，时断时续，我虽然卷入其中，却早已经厌倦，真不知是哪一方最先挑起的争斗，我们又从其中得到了那些乐趣？比邻结仇一直延续了多年，直到文化大革命后双方才偃旗息鼓。

一路之隔，成为心理屏障，彼此相侵。如果发现他们的人有溜进我们大院的企图，我们会马上集合，进行应对，一旦搜寻到就狠揍一顿。

就像电影出现的镜头，消息树被放倒，告诉村里人做好迎敌准备，我们的消息树，就是心灵上的默契，情感上的同仇敌忾。

由于双方情感破裂，逼迫我们会不自觉地关注起对面的动静，一有情况，马上报告，成了一种习惯。

当然，不让马路对面的孩子进到我们的大院里来玩，我们同样付出了代价，整天被禁锢在院子里，没一个人敢单独到大门以外活动，最多就站在省人委大院大门线外一点，观街头风景。

过一点就不敢了，如果他们看见，恐难以逃脱毒手。

不敢走正门，因为害怕撞见敌人，久违的百货大楼和新华书店，就常在梦里相约。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