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鲁迅外国语学校”应该改名

二00三年，一位同事的女儿要升初中。这时同事的一家人被告知到这样一个事实：升初中要缴纳借读费二万。因为同事是公司的先进工作者，某个方面的骨干和权威，当时担任公司总务主任的某老头便主动请缨要为其活动活动。说起这位老主任还是颇有些来历的，因为其在退休前曾是这个镇的农业办公室主任，现在虽然说在这家公司再就业，发挥余热，不过在这个镇上还是颇有些政治威望的。如果不是因为有这样的政治威望，恐怕公司也不会聘请其出任这样一个闲职的。虽然有这位曾经的农业办公室主任多方活动和打点，最终依旧是无果而终，看来铁面无私的教育部门并不买这位镇政治老人的帐。百思不得其解的老人不由得感慨万端地说:“如果在毛泽东时代是绝对不会发生这样荒诞的事情的。”

另一位同事的儿子则即将读小学，令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即使读小学也还是要缴纳借读费的：一年二千，而且还必须是一次性交清。当然如果你在读高年级也还是要补足这一万二千元钱。同事不无愤懑地说：“在我们老家（一个屙屎不生蛆的穷地方）不管是当地人还是外地人读书甚至还是有补助的，哪里还要交什么借读费。”

后来我在网上看到了这样一则报道，说是在中国越是富裕的省份也就是说越是有钱的地方，就越是要交借读费，似乎正因为贫穷才能义无反顾地贯彻和执行义务教育法。我对于这样的报道感到一种说不出的惊诧。据说中国的穷人有所谓仇富的心理，或许是有这样的一种因素在内，我想这即使是我本人也不例外。因为就我所接触到的那些有钱人而言大多都不是靠正当地做生意发财的，要么是因为投机倒把，要么是因为官商勾结，要么还是靠男女关系。总之，我其实是那种过于孤陋寡闻的人，在我周围并未诞生怎样令我尊敬的富人，这是一个炮制暴发户的时代，财富不问出处，社会潮流是如此也就见怪不怪、习以为常了。但是对于那些富裕省份的政府官员的表现我还是颇为反感的，很显然这是当地政府对外地人的一种赤luo裸的歧视和排斥。所以我想单纯地说穷人有仇富心理是并不确切的，应该说富人也是有仇视穷人的心理，甚至代表富人的政府也是毋庸置疑的有仇视穷人的心理。虽然我的这一观点与正统的观点格格不入，但是并没有让我信服的事实能改变我的这一观点。毕竟借读费还只是这许多事例中的极其微不足道的一项。

事情的最终结局是前一位同事不得不忍心将女儿打发回老家了事，而另一位同事则不得不选择辞职，回到那不用缴纳借读费的穷窝窝。一项政策居然或致使骨肉离散，或导致人放弃赖以生活的工作，我不知道这样的政策有什么样的人性可言，其内在表现是多么的残酷无情。在这样的一种政策出台的背后是多少家庭的辛酸无奈，酿造着多少家庭的悲剧。据说我们实行改革开放的初衷是让先富起来的那一批人带动另一部分人，中国的富人是否愿意自觉地带动另一部分人富起来还是一个疑问，不过富裕省份的地方政府是否愿意真心实意地为穷困地区的泥巴腿子们服务却是很值得人怀疑的事情。记得多年以前我们会把五湖四海的穷苦人民都当作我们革命的坚实基础，而今天在我们取得革命胜利之后似乎一切观念都发生了彻底的改变，这样的境况让人很是纳闷不已，叹息不已。

其时我的女儿还在读幼儿园。我听说如果读的是外地人办的幼稚园可能无法正常纳入当地的教学秩序，所以只能将女儿送到当地小学附设的一所幼儿园。后来当女儿由这家幼儿园直接升入小学时果真没有一次性地交纳万余元的借读费，不过零星的借读费还是有的，而且还是一年一交，这让我多多少少感到了一丝安慰。大约到三年级的时候，借读费则完全取消了。我暗自庆幸读小学的女儿总算是躲过了一劫。当然对于女儿的上初中，我还是有许多的期许的，毕竟女儿上初中还有六年的时间，中国的发展变化如此迅速，应该说这一不合理不公平的现象也许是会有所改观的吧。

六年之后，女儿小学毕业升初中了。起初，我并没有听到任何要交纳借读费用的消息，得到的答复只是说今年的政策还没有下来，我的心中多少有一丝渺茫的希望。后来，女儿考取了绍兴县鲁迅外国语学校。怀着对鲁迅先生的一种特有的崇敬心理，我想在中国其他任何学校也许都是可以交纳借读费用的，唯独这所学校是不应该也不能够交纳借读费用的。一百多年前，鲁迅先生的第一篇小说就旗帜鲜明地喊出了救救孩子的呐喊，在这所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学校而实行着盲目地排斥外地孩子的情状，这实在是对先生的一种人格侮辱，是对鲁迅精神的一种背叛。

过于理想主义的我并没有高兴几天，相关文件就下发下来了。借读费用还是要交纳的，只不过由二万缩减成一万五千。当然有一部份人是不用交的，这一类人包括绍兴县引进的人才，包括能在绍兴县买得起房子的外地人。看来借读费用并不是铁板一块，越是贫穷的民不聊生的外地人则越是在需要交纳之列。而且文件规定学生必须在七月九日至七月十一日仅仅三天的时间内完成这一巨额费用的交纳。我的如意算盘是彻底落空了，为了女儿读书计只得按照文件精神要求将钱转到所谓的绍兴县预算外财政专项资金户头，在资金来源一栏则要按规定填写“捐资助学”等事项。然后凭此单据到鲁迅外国语学校更换正式的税收的票。在更换正式税收的票时，我还得填写一份志愿书，再次确认自己确实是志愿“捐资助学”的。因为十一日星期天是我休息的日子，而这也正是缴款的最后期限，我不得不马不停蹄地在银行与学校之间周旋。总之，我们的政策逼迫着最贫穷的人们做善人，救济教育部门之贫穷。

回到家之后，妻子告诉我说当地的小学在暂时终止交纳借读费用之后又开始要求外地人交纳借读费用了。我不知道绍兴的当地政府为什么会在这样的一个关乎人民切身利益、关乎民生的问题上如此地反反复复，或许在他们的眼里外地人永远是外地人，是并不能算在人民之列的吧。我如今总算是明白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使是政府机构教育部门也抵挡不住金钱的诱惑啊！如果说政府机构都表现得如此唯利是图，难怪中国的富人们会那样的利欲熏心。今天的共[chan*]党人对关乎到民生的问题上，时常表现得令人震惊和愤懑的迟钝。诸如中国的房价一直是高得离谱的，而中国政府也只是在最近才有所举动，至于是否能真正地将房价降下来现在看来仍是未可知之数。看得出政府有软化立场的倾向。至于象借读费用等诸如此类的问题在中国实在是说不胜说。

但说到鲁迅先生，我还是十分尊敬的和推崇的，比起现在已经变了味的共[chan*]党人来，我恐怕也只能对鲁迅先生的批判精神表现出一种由衷的敬意。现代的人如此消费鲁迅先生，如此欺名盗世，让我很是反感。这或许说明鲁迅先生已经在绍兴死掉了，在中国那些富裕省份的教育界已经死掉了。因此，“鲁迅”在我们这个物裕横流的时代堕落而成为一块金字招牌其实是无法避免的事实。但是在近代中国的历史上这种精神毕竟真实地存在过，总有一天人们还会重新考古挖掘到这一宝贵的精神财富的。因此即使单纯出于如是考虑，我想“鲁迅外国语学校”还是应该改换成一个与当地政府以及当地的教育界实际表现相一致的名称才好，譬如干脆就叫做“歧视外地人学校”，或者“周扒皮学校”。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