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有没有孩子把高考作为终点，如果有，我希望你们能够读完我的这篇文字。如果你们读懂这不甘放弃的背后，曾经有过年轻的幼稚，有着摇摆的不安与疼痛，有着哭泣的青春，那么，请留步！留住属于山里孩子的出路，走出自己，走出大山……　

——写在前面的话　

【一】

我认识一个在县城里上学的朋友，她也叫梅，和我同名，姓郭。高考完了以后我们在一块聊天，她说她肯定考不上的，不想复习了，想去广州打工。我对她的话很感兴趣，约好了和她碰面的时间才回家。

我回家拿了一套换洗的衣服和高考的课本就出门了，毕竟不甘心啊！可是，想到弟弟的通知书已经拿到，想到了爸爸日渐佝偻的腰，想到远在上海的哥哥也在我这个年龄开始帮助父母承担所有。作为女儿，作为姐姐，我有着强烈的逃避愿望——无论如何，我要把机会留给弟弟！

走的时候我和妈妈说去m老师那里玩几天，我连路费都不敢向爸妈要，我知道我的放弃，在这个家里是行不通的，也许只有这样默默地离开家，才是我唯一的方法吧。

正巧郭梅家不远有个人从广州回来招工，我们便去联系了，便那人说进厂时要交进厂费500元，连车费200元，一共700元。我们同去的有二十多个姐妹都交了，只有我没那么多钱，我向郭梅借了100元，向同去的汪云借了50元才凑了400元，软泡硬磨之下那人才肯让我报名。

进厂时又要交服装压金200元，我说我没带钱来，就在我以后的工资里扣吧，会计居然同意了。

厂里包吃包住，在我看来那里的伙食是不错的，二素一荤一汤，饭自己盛，晚上加班还有面条等夜宵。这些被姐妹们尊为“猪食”的东西，在我看来并没有那么可憎。

进厂第一天是让我们去购买生活用品，安排住处，碗呀蚊帐啊冲凉的桶啊之类的，我仍然没钱，向同伴借了50元。第二天就开始正儿八经的上班了。

我们进厂以后前三天除了学习开关马达走0.3毫米的边距就是学做操，一切都在陌生中改变着，我一直感觉象做梦一样游离着，没有尽头，没有去路，总觉得梦醒了我就会改变，就会找到我要走的路。

这个厂里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加班。

车间分三组进行比赛赶进度，每组有一个资格较老的人当组长，组长只负责监督员工做事，分配和调剂人员的岗位，权利还是相当大的。

一个组三十来人都得听她们的安排，她们的工资也是比较高的，九六年的时候大概有600-700元，而一般工人大约300元，她们大多在这个行业干了好几年而且是比较有魄力的。

三个组长之间的竞争也很激烈，进度最慢的组的组长会面临组长罚款或被辞退的危险。

我们组的组长是个江西妹子，二十八九的样子，常穿件男式蓝格子的衬衣，卷曲的头发扎了个高高的马尾辫，大概是长期加班的缘故，她的脸色蜡黄蜡黄的，但棱角分明。我从未见她笑过，但她还是像我们的大姐姐一样可亲。人不是很凶，说话比较委婉，大家都很怕她，所以都想把进度赶上去，尽管如此，我们组总是不上不下的。

听说她是刚从别的厂跳槽过来的，还是在试用期阶段，因此她脸上一直露出焦躁不安的神情。她不断召集我们到车间进门的一块没装马达的空地上开会，一开就是二十几分钟，听她分析原因讲危害，什么扣工资之类的。有时候大家刚刚拿起手上的活儿，马达电源还没有打开她又开始叫大家站到前面去排队，弄得大家心神不定。

可是我们还是连续三天都比较慢。

她更加着急了，让大家帮忙出主意，她找了张白纸裁成小纸条，每人发一张，让我们把自己的想法写在上面并签名，相互之间不得商量和抄袭，搞得像高考似的严格认真，想起来有点可笑。

我当时是做运动鞋鞋舌的，因为工艺比较简单，而且鞋舌上面车的线要翻过来，从外面看不见，这种活最适合新手。计件的，难度小的，工钱比较低，虽然我做得比较快，但算起钱来还是少得可怜。

那些做运动鞋鞋面的，走线条要求还是挺高的，线条要顺畅不说，边距不能超过3mm，做好的按每个人的分放送去检验，检验不合格的扣工资不说，还要返工。那是一个要拿出真本事、来不得半点虚假的地方，是一个上厕所都要有人记时的地方，我把它比作地狱。

不满归不满，日子还是要混的，最起码饿不死，有地方睡觉。所以，组长的焦急也是大家的焦急，大家提建议也是很积极的。不知道别人是怎么写的，我写了六个字“少开会，多做事”然后落上大名，自认为言简意赅，无懈可击。

果然，组长看了大家的纸条后便没再召集大家开会，奇迹也在几个小时之内发生了（当时每三个小时公布一下每个小组的排名），我们组第一次得了第一名，第二次、第三次……我不知道这个功劳属于谁，接下来我被组长叫去做检验员。

检验是一份比较轻松又比较让大家尊重的工作，只要你做得不是太出格，检验员说行就行了。我好象有着走向光明的迹象。就算这样，也不是我想要的。

那个厂里给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就是：有一次连续三天加班，从早上六点到第二天凌晨三点，除了三顿饭的时间就是干活，大家累得头晕眼花。八月的天气，虽然已近秋末了，但在广州依然热得可以，再加上繁忙的工作，高速的节奏，呆在没装空调只有吊扇的车间里，即使是凌晨三点下班，大家依然满身臭汗，似乎有点虚脱了。

下班之后几乎没有一个人想去洗澡，床！那个分上下铺的只铺着硬木板和竹席的上面挂着廉价尼龙蚊帐的东西居然成了大家朝思暮想的地方。那个狭小的密密麻麻摆满床的蚊子挤破头的宿舍竟然像豪华的宫殿一样充满诱惑，她静静地等待着我们，像一个善良忧郁的母亲等待她不知归期的远航的孩子归来，那种等待是没有时间概念的、波澜不惊的。

这样连续加班了三天后，第四天早上上班时间到了大家都没有去，任凭厂里的喇叭开得怎么大声，广播体操的时间过去了，大家还是没有起床，我们实在没有力气起床了，此时此刻，不管时间就是金钱也好，时间就是生命也罢，大家统统都在梦乡，似乎没有一个人去考虑不上班的严重性，也没人去思考食堂里的早餐是美味佳肴还是猪食。

当然，据说那天早上车间里有三张蜡黄的脸出现，那就是三位组长。她们是住在同一个宿舍里的，大概和车间主任等重要人物一起住，不知道她们哪里来的精神。据说她们站在车间进门第一排的马达前，双手撑在马达上打盹。原来人和机器终归还是有区别的。无论你是领导还是员工，无论身份尊卑与身价几何，在时间面前都是平等的，你都是时间的奴隶，你必须合理安排和利用它，否则就会受到惩罚。

这件事情的解决方案是：大家集体扣工资。那天下午一点钟大家又恢复了正常，据说有几个员工翻墙逃跑了，有一个摔伤了脚跑不远又被保安抓了回来，原来反抗的不只是我们这种从来没出门做过工的人，物极必反是自然规律。

也因为这件事，我想起了学校，想到了高考，也想到了回家。

我不能就这样度过我的未来，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我想到了我亲爱的哥哥对我们热切的期盼，哥哥含辛茹苦就是希望我们有一个好的将来，希望我们不要重复他的生活。我想到了哥哥对我所说的每一句希望我成功希望我上大学的话，我似乎看到了哥哥加班加点后深藏在疲倦眼睛里的失望的泪珠，我甚至梦见哥哥拖着疲惫的脚步向我走来，指着我骂我是“不争气的东西”，还梦见哥哥用皮鞭痛打我一顿后板着铁青的脸冲我大声呼喊“还给我！把我所有的希望和付出还给我！”

之后我一边上班一边流泪，时间又过了两天。

这一天苏天恩经理从我身边路过，无意间看见了我的泪水，便伸出手指敲了一下我的机器，示意我去他的办公室，他坐到沙发上示意我坐到他的身边去，我执意坐到了他办公桌旁的椅子上。

“为什么哭了？”

“我想家了。”

“刚来的？”

“嗯。”

“那你打个电话回家吧。”

“我没有钱。”

他顺手从口袋里掏了50元给我：“去打电话吧，我这里是内线，打不出去。”

我正要出门，他又说：“等等”。

我心一惊，先前可有人说他是个色鬼的哦，我站在门边，伸手去开锁，准备逃出去，我害怕极了，一种不祥的恐怖感向我袭来。他见我要走，便赶快补了一句：“我给你写个条，现在上班时间门卫不让你出去的。”

哦，我的上帝，我哪里会想到这一点呢。

他飞快写下了“放行，苏天恩”几个字。

他的字非常强劲有力，和我哥哥写得一样漂亮利落，只是行体不一样罢了。

【二】

我拿着苏经理借给我的钱和通行证便往厂外奔去，打电话回家！我太想家了！可是我们家没装电话啊，亲戚中只有我在粮站工作的舅舅家里有电话。在听到电话那端的声音的那一刻，泪水又一次模糊了双眼，我知道了爸爸在急切的找我，所有我认识的有可能去的地方都找过。舅妈说爸爸快急疯了。也是在这次电话里，我知道我的高考分数达线了，体检时间也已经过去。

我拿着店老板找回的20元钱回到了厂里，神情木讷而呆滞。

其实那时候我很想逃走，可是我手里只有这20元钱了，而且在广州我连个认识的人都没有，逃出去我就会成为流浪人了。曾听说广州那边很多女孩因此成了“小姐”，我开始感觉到害怕了。

我想到了把找回来的20元钱还给苏经理。他的办公室门敞开着，我走了进去，把钱放在他的办公桌上，就在我的手还没缩回来的时候。

苏经理说：“零钱你拿着吧，想家了再打个电话”。

我便又拿回了钱装回口袋里准备回车间上班。

我没有考虑我用掉苏经理的这50元钱会有什么后果，记得当时我说向他借的。

“要学会感恩。”苏经理又说。

感恩？在我的眼里，他就是一个父亲——我一直把与我的父亲年龄相仿的异性当作父亲看待，与我哥哥年龄相仿的异性当哥哥看待，与我弟弟相仿的异性当弟弟。

也许正是我对异性的这种最亲切的关系归类感动了苏经理吧。在我面前，苏经理俨然就是一个父亲，他一直象父亲一样给予我帮助与关怀。我不相信别人对他的议论是真的，也许我根本就没有足够的时间去认识这个人。

他是一个基督教徒。我只记得他给了我莫大的帮助，他的帮助改变了我的一生。

可是，我已经不知道怎样去感谢这位萍水相逢的给过我真诚帮助的父辈了。

【三】

晚上，我问同路来的姐妹郭梅和汪云是怎么想的，她们也哭起来了，但他们只想换个厂，不想回去读书了。郭梅是不想复习了，汪云是高中复习了三年，感觉又没考好也不想再复习了。可我还是想回去，只是没告诉他们。他们说现在怎么走得掉呢？厂里这么缺人，现在只准进不准出，再说我们也没钱，又没认识的人，出了厂一样无路可走呀。郭梅脑子比较灵活，她说她有个堂哥在广州保安一个厂里当班长什么的，她有他的电话。我们便催她给她哥哥打个电话，问问那边怎么样，情况好不好我们都决定去那边，毕竟那里有熟人呀。郭梅是在县城里长大的，见识似乎比我们俩广些。她说紧急要买卫生巾骗过了门卫便溜了出去，给她堂哥打了电话。回来后她告诉我们，她堂哥那在招人，说我们有高中毕业证的可以找个轻松点的活儿。

现在只缺钱了，我自告奋勇说我来想办法。

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苏经理，感觉他是个不难感动的有钱人，虽然厂里的人说苏经理只是林董事长的朋友，他说话不上算的，但我认为他最起码比我们有钱得多！我确实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但还是决定试一试。

第二天一上班我就开始注意苏经理有没有在办公室，在！果然!在以前厂里人说他上班最准时了，我相信这是真的。在这个时候，能看到这样一丝希望，在我看来是一种莫大的安慰。我用一秒钟的时间调整好自己的情绪，其实那个时候我是很高兴的，是哭不出来的。但我的眼泪成功地流了出来，我想如果让我当个悲剧演员肯定会非常合格的。有时候哭是一种宣泄，有时候哭是一种幸福，有时候哭又是一种武器，我想此时此刻我的眼泪同时拥有三种成份。

也许人的一生关键就那么几步，走对了前途一片光明，走错了，前面的道路就布满了荆棘。我没想到我跨进苏经理办公室的那一步就是我人生最关键的一步。

我泪光盈盈、楚楚可怜地走到苏经理面前，他拍了拍我的头。

“怎么啦？丫头”。

“我想回家，我的体检通知来了，我却不知道，我还想上学，想上大学。”

那一刻，我感觉他像我亲爱的爸爸，可我的爸爸从来没有用手拍过我的头问过我什么，我的爸爸是威严的，在我们兄弟姐妹面前很少有笑容的那种。爸爸很爱我们，但从来不善表白，从我记事起，爸爸都没有抱过我、亲过我，但爸爸会把他口袋里搓揉得皱巴的钞票递到我的手上。我们兄妹很怕爸爸，小时候谁不听话就会挨打，爸爸会用竹根抽我们的屁股，记忆中有被爸爸的竹根抽得坐不住板凳的痕迹。后来爸爸的眼睛就像那各竹根一样让人望而生畏，竹根渐渐地从我们的印象中隐去，只留下那硬生生的痛。我们很少和爸爸说话，妈妈便成了我们的传话筒，从妈妈嘴里说出来的只要带有“你爸爸说”几个字的都有圣旨般的效应。

苏经理没有说话，只是静静地带我到了一楼董事长的办公室，车间在二楼，去一楼要经过一段不长的走廊和十几步楼梯，虽然路程很近我也很熟悉，可我还是紧紧地跟在他的身后，怕走丢了似的。

董事长的办公室比较气派，当时感觉到处都是铮亮的。在这之前我不知道城里人会用油漆的木地板、真皮沙发和精美的墙纸来装修房子，就像城里人没见过母鸡孵小鸡、麦子磨成面粉一样普通。办公室里的装饰及布置我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董事长面前放着一张大办公桌，黑色的，桌子上放着电话、笔筒等办公用品，还有一个相框。

“亲爱的，这双皮鞋好不好？你试试看。”

董事长坐在大办公桌后面侧过身子和一个年轻女人说着话，那个女人二十五岁左右，烫着卷发，涂着红红的指甲油和口红，耳朵上挂着一对大得夸张的“o”型耳环，活象《半生缘》里的曼璐。

“嗯，小了点。”

董事长一边试着鞋子一边跟那个女人说。

“那你就带回台湾给你儿子穿吧。”

年轻女人瞄了一眼办公桌上的相框。这时我才注意到相框里夹着一张董事长搂着一个四十岁左右端庄女人和一个二十岁左右帅小伙的合影。照片上的女人有一张轮廓分明的清秀的脸，拥有在大街上行走时可以引起80%男人和女人回头的成熟女人的气质。我非常佩服董事长有让他小蜜帮他儿子买鞋的本领。看样子董事长是那种“攘外”又能“安内”的男人。据说他是靠他的老婆起家的。保守估计董事长是个50开外的瘦瘦的像所有董事长一样干练的男人，他的目光带着一丝忧郁的柔，说话慢悠悠的，并不可怕。

他注意到苏经理和我的到来，便问：“什么事？”

我把方才和苏经理说的话重复了一遍。

他又问“那你怎么会想到要出来呢？”

“我走的时候家里不知道，偷偷走的，借的钱，交了好几百块才进厂的呢。”我有点答非所问。

“这是怎么回事？”董事长看了看身旁的年轻女人。

女人的嘴巴张得像她的“o”型耳环一样圆，让人觉得眼前挂着三个彩色的圈。

“我可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哟。”

她扔下手中的鞋抓起桌上的电话就不停地按。

“怎么啦？那批人你收费了？”

电话里不知道怎么回答的，她又说：“我可是把你当朋友才请你来帮忙的，以后朋友还做不做？”

苏经理赶紧带我离开了董事长办公室。

我回到车间去上班了。中午吃饭的时候苏经理把我从食堂叫了出来。

“你家附近有机场吗？”

“没有。”

我有点意外。

“那怎么办？你如果是那种长得难看的女孩还好说，可你……一个人坐火车我不放心呀！”

“我们有三个人一起回去。”

“三个？”

“嗯。”

我仍然固执地感觉他像爸爸，他那光光的额头被中午的太阳晒得发亮。

他走了，也没告诉我该怎么办。

下午我照旧去上班，一进车间苏经理就示意我去他办公室。

苏经理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递给我说：“路上小心点，回去好好上学，下午不用上班了，整理整理吧。”

我拿着信封默默地走出他的办公室去找郭梅和汪云。“真有你的呵，看看有多少？”

我连忙打开信封数起来，“600元”我说，顺手递给她俩每人200元，里面还有三张通行证。

我们开始打点行装，准备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我们走出了厂门，可以用“身心飞扬”来形容当时的感觉，心里道：别了，沼泽地！

我们找到了去保安的公交站，中间转了一次车，在车站等车的时候，郭梅坚持要等到那种破旧的大型车才保险，她还说这是她哥哥特地关照过的。

她说：“小公交车票价太贵，也许会把你拉到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让你下车。”

感觉有些道理，我们只有耐心地等待，很多车过去了，就是等不来那种破旧的大型公交车，大家都很焦急却也毫无办法。大约又过了半个小时，终于等来了我们想要的车子，可是人太多了，我们拼命往上挤，象景观湖里的一群红鲤鱼为了吃到小朋友的喂食而奋不顾身。

到了保安镇，我们找到了怡全鞋面厂，郭梅的堂哥就在那个厂里上班。这里已经是深圳市了，然而一路过来我也没有心思去欣赏车窗外面的风景，只觉得有楼有车，车上很多涂着口红和红指甲的女孩子。我因为不是从家里走的，也没带什么衣物，除了身上穿的一件廉价的汗衫和一条短裤外，只有一个大红底子白花的单肩背包。背包里有一套内衣和一套m老师送我的换洗衣服，还有高考课本。现在多了一床草席和蚊帐。

那个包是我花了十元钱在家乡的小镇上买的，我当时觉得它真的很漂亮，花和款式都很适合我，只是颜色太鲜艳了，也许是我的性格比较文静的缘故。我一向不喜欢大红大绿的东西，我认为那种颜色太刺眼，有着让人受不了的疯狂与野性，好象一个漂亮的女子有着男孩子的性格，而且是男孩子之中的那种让人无法接受的狂野。　我爱极了那包上的一朵朵零散的白色梅花，也似乎只有在这种大红的衬托下才显得异常招人怜爱，于是我不顾一切地买了下来，其实那个店也只有这个颜色也只有这一只了。

人分两种，男人和女人，自然是有道理的。所以我认为男人就该像个男人，无论你长相与否，成功与否，你都应该有男人的豪迈和魅力；女人就应该像女人，女人的矜持与温柔，无论你是贫是富，是丑是美。只有这样，社会才会和谐，家庭才会和睦，这也是我对“柔能克刚”的解释。

跟那只包一起买的还有两只文胸和两条*裤。在此以前，我穿的内衣一直是那种短背心，就是现在中老年妇女穿的那种。因为在大山里面的女生，高中以前穿文胸的很少，大家都喜欢裹得严实一点。有些发育较早的女生在背心里面穿一件文胸，夏天的时候，薄薄的衬衣里面同时印出来背心和文胸的带子，有点怪怪的，但也无奈，热着呢，额头上冒着密密的汗还不敢脱，脱了任何一件都会有人议论的。要不说你好疯呀，就几根带子两块布遮住两点，怕别人不知道似的。要不就说你走起路来前面波涛汹涌的，真不知羞。也有想出两全齐美的办法的，那就是叫裁缝做的布背心，带子可以细一点也可以宽一点，侧边开扣的，从腋窝到腰际总共不到一尺的距离。有的只到*房下面一点点，在腰的上头，钉上密密麻麻的扣子，至少也有六颗以上，穿在身上跟藕似的，身体的不同位置一节一节隐约在衬衣里。有的把整个胸部都连成一体，里面所有的空间都是满的，垫子是相同的，只是心里略感安慰和穿时省事点而已。我以前穿这种内衣，是妈妈托人做的，因为没有量身定做，估计得准点的师傅做出来的刚刚能穿上，估计得不准的师傅做出来的穿起来就有点间接谋杀的味道，有一种方式叫作“窒息而亡”。

从家里出来时很匆忙，又害怕拿太多东西让爸妈起疑心，几乎什么都来不及带。好在m老师对我象个知心大姐姐，我和m老师一起去逛街，我跟她说想去县城朋友那边玩玩，没带内衣。m老师便帮我买了两件那种三块钱一只的文胸，棉布做的，有着细细的带子，穿起来很舒服，又有益于发育。记得当时我还说想买套衣服换洗，她说把她以前上学时穿的送给我，省得买了，夏天好打发，再说我过几天就回来了。

也是在那个时候我向m老师借了两百块钱作路费，她爽快地答应了。

我并没有考虑从m老师那里走后会给她带来什么严重后果，这也是许多年来，我一直不敢直面我的许多老师。我曾经利用各种渠道打听我的老师们的近况，也知道我的老师们其实很关心我，对我寄予厚望，给我以很高的评价。可是，我一直不敢给他们写信，不敢与他们交谈，不敢联系他们。我想，我的这种默默地眷恋与感激，老师们也能感觉到吧。

【四】

我们等了很久郭梅的堂哥才下班，他叫郭枫，一个瘦瘦高高的青年，大嘴巴，薄嘴唇，有人说这样的人口才好。戴着近视眼镜，穿着淡蓝色的衬衣，衬衣口袋上绣着“怡全”字样，看来是厂服。

他向我们走来时，我们都像郭梅一样称呼他叫大哥，他带我们把行李送到他们厂的女工宿舍里，中午请我们在朋友的饭店吃的客饭，十块钱一份，菜是自己点的，放在饭上面，装在一个大的瓷盆里，有点像现在的盖浇饭。

饭店老板娘个子不高，满头短短的卷发，好象跟郭大哥很熟悉，老板娘还问他和我们的关系，说她们饭店正在招服务员，问我们是否愿意做，工资跟厂里差不多，自由时间多一点，忙的时候会很累等等。

我们当时都没有表态，我只是问了一下她工资怎么结算，会不会像厂里一样等到第三个月才发第一个月的工资。她说不会，做到哪算到哪，包吃包住，而且他们也是出来打工的，知道在外面需要钱……我们吃完饭道完谢都出去了，我抬头看了一眼饭店，上书“黔川饭店”。

郭大哥吃完饭又准备去上班了，他让我们在街上玩玩，下午5：30在厂门口等他一。厂里的女职工吃完饭也要上班，宿舍里不能呆人，有人专门检查的。

我们只有听从安排了。我们沿着街逛，天气依然出奇得热，不知道谁买了点瓜子和矿泉水，我们三人便像游魂一样乱逛。又怕找不到回头路，所以也不敢走远，那个下午似乎像一个世纪一样漫长。

郭大哥下班后带我们去一个民工食堂买盒饭，三块钱一份，一份一份装在塑料袋里的，没有挑选余地。我很奇怪这个食堂装饭菜为什么直接用塑料袋而不是用一次性饭盒。

我从来就不挑食，加上实在是饿得不行了，所以把我的一份饭菜全部吃光了，郭梅和汪云说它像猪食，没吃完。

那天晚上，郭大哥安排我们冒充他们厂的女工女宿舍里睡觉，谁知道被看宿舍的人认了出来。那时侯有钱一点的人腰间都别着一个大哥大，手机还没有问世呢，可惜郭大哥并不是有钱人。送我们进来后他就走了，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也无从联系他，更不知道他住在哪里，也就是说我们被赶出来之后就没地方可去了。

八月中旬的深圳，虽说白天很热，但到了晚上还是有点凉的，我们三人都是穿的裙子和短裤，因此倍受蚊子的青睐。我一直认为南方的蚊子是因为那里天气比较湿润才多起来的，还有一点就是大凡宿舍楼附近，卫生状况都比较差，因此蚊虫也特别地多。

俗话说“落难的凤凰不如鸡”。此时此刻的我们便成了苍蝇蚊子的美餐了。我们的行李没有拿出来，手上连张赶蚊子的纸都没有，小店也相继打烊了，我们冷得瑟瑟发抖。

此时，我多么渴望父母的关怀、兄妹的照顾呀，我似乎看到了爸爸妈妈拿着我鲜红的通知书向我走来，那是多么值得高兴的事情哦。

我蜷缩着身体，尽量减小被蚊虫叮咬的面积，双眼不知不觉打起盹来，一阵风过，带着寒意，我们都不自觉底左右摇摆起来。好困啊，多少天没睡好觉了。我们靠拢着坐下来，相互依偎着打盹，不时用手赶赶咬得人生疼生疼的蚊虫……

天，终于亮了。

我们站起身相互看了看，每个人的胳膊和大腿都被蚊虫叮咬得红肿起来，而且我们三人都打起了喷嚏，感冒了，这似乎并不奇怪。我们到厂门口去等郭大哥，也希望他能尽快安排我们进厂。

郭大哥去问了人事部的人，说是要考试一下，还要交200元的押金。考试倒没什么可怕的，据说进厂考试都非常容易，是针对初中生的。可我哪里去弄押金呢？我已经向她们俩借了钱，她们身上的钱也不多了，大家都面有难色。

我想到了该是还她们的钱的时候了，可我从广州过来时手上只有200元，除去30元车费，还有170元，这两天又花了点，手头上不过160元左右，如果把郭梅的100元和汪云的50元还掉了，我手上便没有什么钱了。

我又想到了回家，想到了进厂要押一个月工资……我又不知道何年何月能回家了。于是我很自然地想到了“黔川饭店”和那个像大姐姐一样的饭店老板娘。

我很快就决定去做饭店服务员，只有这样我才有机会早点凑足回家的钱。于是我便告诉了她们这个想法，并把来广州后借她们的钱还给了她们，好让她们有足够的钱交押金。

郭大哥带我到小饭店和老板娘谈了一下关于工作和工资的事，大致是：每天上午十点左右上班，晚上客人走后再休息，没有休息日。我的工作是端菜、倒茶、洗碗洗桌布包括厨房的围裙，每月工资450元，生意好的话酌情给奖金。

我答应了全部条件，拿了行李就去了小店，当时觉得有吃有住还有工资已经是很好的事情了。

郭梅和汪云也在这一天进了厂，她们大概是希望我们一起进厂的，因为我的“背叛”，她们俩似乎对我有些不满，我们的关系变得有些奇怪起来。

我也懒得解释，也许，我们的方向从一开始就有着排斥性，可是我仍然感觉自己很愧疚，似乎欠了她们很大的人情，这种愧疚一直延伸到许多年后的今天。

“黔川饭店”主要有老板娘掌管，她丈夫在“怡全”上班，好象是个车间主任什么的。老板娘看上去很面善，但她的面善是建立在自己的利益之上的。饭店里有个金寨老乡叫李小海，他是想通过帮老板娘的忙来打动老板帮他在“怡全”厂里找个活儿的。他对我有时像个大哥一样关心，有时比电影里的汉奸更可恶。他以老板的小弟自居，热切称呼老板叫哥哥，也因此在厨师给客人炒好菜时叫他们多加点料盛一点起来放在一旁，闲下来时独自享用，他还会乘老板娘不在的时候拿冰柜里的饮料喝，我还代他挨过骂，被老板娘怀疑过。他经常说些不着边际的或带着荤素的笑话，老板娘经常说他有神经病。

在“黔川饭店”，我白天的自由时间是多了些，早上十点左右才上班，可是晚上经常要二点以后才能睡觉。而且因为厨房的地面成天溢满着菜汤等，深圳的八月份仍然象夏天一样热，我只能穿拖鞋进去洗碗碟，我的双脚因此倍受折磨，开始溃烂。我走路都感觉有些困难时还要坚持一天到晚楼上楼下的跑，饭馆里招呼客人，端茶送水，点菜端菜，收拾桌椅，洗碗洗桌布的活几乎是我一个人全包了，而这一切，也全部靠边双脚的支撑。

我咬咬牙拿出仅有的十几块钱去买了双塑料底黄格子面的鞋和一瓶护发素。其实我是想买洗发露的，可我在此之前从未用过，也不知道洗发露和护发素是有区别的。到小店买的时候只是说买洗头的，便随手一指，店老板便给了我一瓶“蜂花护发素”。晚上我用它来洗头，可怎么搓也洗不出泡沫来，第二天头皮还痒得难受，当我仔细看了说明书才知道自己买错了东西。在此之前我都是用洗衣粉、香皂、臭肥皂、碱和草灰泡水过滤来洗头的，因此，我的头发很黄，很干燥，塑料梳子梳一下便会擦出电火花，发梢分叉很厉害，用手轻轻扯一下就断了。

在此之前，我是不知道有人会侈奢到用香皂和淋浴露来洗澡。而且，一般农村家庭也根本没有用过这些东西的。香皂家里是经常买的，可它是用来洗脸的呀，怎么可以用来洗澡呢？那是怎样的一种浪费哟，这是一个地道地农村娃娃最根本最直接的想法。

这一天，我认识了什么叫差别！什么叫城市和农村！

饭店里面有一个阁楼，里面放了五六张桌子供客人用餐。楼梯很陡，我的脚有些跛，新买的塑料鞋底子又硬，有一次我从阁楼上顺着楼梯“咕噜噜”滚了下来，膝盖和额头摔出了血包，疼得我眼泪硬生生地滚落出来。

也许有着一命呜呼的隐患吧，老板娘吓坏了，当天晚上老板吩咐老板娘帮我买双防滑的拖鞋。

第二天，老板娘真的买了双防滑的拖鞋，软底的那种，六块钱一双，穿起来舒服多了。因为是第一次穿这么好的拖鞋，我视若珍宝。后来回家时，我把这双鞋送给了我亲爱的妈妈。

饭店里的桌布是橘黄色的，斜纹棉布，很厚的那种，沾了水提起来也很重。而且饭店里的桌布都会沾上很多菜汁、酒水之类的，被水泡过后散发出一股难闻的气味，跟醉酒的人呕吐物可以相“媲美”了。饭店里没有洗衣机，据说老板娘也曾拿到“怡全”厂里的洗衣机里洗过，但洗不干净。我去了以后，洗桌布也成了我工作的一部分，大多是晚上打了烊以后，厨师和老板娘、李小海都相继离去了，我一个人默默地洗完全部桌布。用来洗桌布的也只是洗衣粉，也不知道当时有没有去污能力更好的洗剂用品。我清楚地记得，生意好的时候，我一个晚上要洗二十几块桌布，第一遍仔细地搓洗过后，我已经没有力气进行第二遍、第三遍清洗那些湿答答的笨重的东西了。于是改用脚踩，可我的脚又烂了，沾了水就会生痛生痛的，沾了洗衣粉就更痛了。可是，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了，顾不了痛不痛，我只知道这是我的工作，也是我的任务，所以每次洗完桌布后我的脚趾总是鲜血直流。于是便匆匆地洗头洗澡洗衣服然后上楼睡觉，也只有在睡觉的时候我才觉得很疲惫又很轻松，这个时候我才是我，除了睡觉还可以想想家，想想我的兄弟姐妹，也可以用日记写下我所有的感受。

我住的地方是饭店阁楼一个不能放桌子的低矮拐角，因为阁楼四周低中间高，装修的时候便隔了一间出来堆放杂物，如大米和干货等。小屋有一扇门，里面可以反锁，有一盏电灯，但没有窗户，地上铺了一床窄窄的凉席，整个睡觉的地方也就一个人可以翻身而已，我因为只有一个人住在饭店里（李小海和厨师住在租的房子里，老板娘和老板住在“怡全”厂里）有些怕，饭店的卷帘门又是从外面锁的，所以我睡觉时总是把小阁楼的门反锁住才安心，睡在里面通常是汗流浃背，人要低着头才能走进小屋，所以小屋建筑面积虽然有三个平方米，但使用面积远远达不到，尽管如此，我仍然感觉这个小阁楼有点像鲁迅笔下的“且介亭”。

有时候洗完桌布洗完澡我已经饥肠辘辘了。厨房的碗、电饭煲也是我洗的，碰到还有剩饭的时候我会盛一碗就着辣椒酱吃，那饭是泰国香米做的，很香，招待客人一小碗卖一块钱，就是不要辣椒酱也能吃掉一碗。

有一天厨师大哥说：“小妹（饭店里我的年龄最小，大家都这么叫我），想吃什么菜就跟我说一声。”

“你就不怕老板娘怪罪你们太嚣张？”

“切，我们辛辛苦苦给客人烧好吃的，自己想吃点还做不了主？放心好了，老板娘敢说的，她要敢说不要我吃，我立马走人！”厨师大哥们一个个男子汉似的拍着胸脯担保。

吃就吃！我们一般九点吃早饭，经常是扬州炒饭，午饭在客人走好吃，大约在中午一点左右，晚饭在晚上客人走了以后吃，大约在晚上十二点到二点。也许是厨师的手艺不错，还有就是我一直感觉特别累，一日三餐不吃饱的话我实在没有力气干那些繁重的体力活。我的胃口出奇地好，哪怕刚受过老板娘的气，我也能吃下三碗饭。店里有川菜和广东菜两个菜系，厨师也有两个，也许因为老板娘是贵州人比较喜欢吃辣，我们通常吃川菜。川菜和我们安徽菜差不多，这是也许是我胃口大开的原因之一吧，如此半个月之后，后来我哥哥接我回家时居然胖了不少。

饭店里的厨房是个不敢恭维的地方。我睡在二楼，经常听到厨房里悉悉嗦嗦的声响，跑下来推开厨房门一看，到处都是老鼠，跺一下脚，惊得它们四下逃窜，待关上门，厨房里又恢复了热闹的景象。有时候厨师早走进厨房，会看到满地的青菜，偶尔还有碗碟打碎的场面，至于别的地方，一般都会留下老鼠一路扫荡留下的脏脏的污水和泥土的痕迹，厨师用抹布一路擦过去，又恢复了人们想要吃到和看到的所谓干净。饭店里的剩饭剩菜、垃圾，是第二天早上厨师上班时来倒的，我总要凑过去看看有无被淹死的老鼠，或者有没有昨天淹死的那只大，有时候被淹死的老鼠和猫一样大小，让人恶心。至今我一到饭店吃饭就会想到那一幕，像一棵不老的树，根植在我的脑海里。

【五】

我在“黔川饭店”做了十七天服务员，其中心得有几篇当时写下的日记可以表达，先摘录如下：

1996年8月22日　雨

今天是我在“黔川饭馆”上班的第二天，伴着老板娘和李小海的吩咐，我尽力做着我可以做的事情。似乎，日子很难度过，又很容易度过，这种寄人篱下的生活是我从来没有考虑自己会亲身品尝的。幸亏老板娘并不苛刻，要不然我会更加痛苦的。

孤独，无形间纠缠着我，让我感知世界的空虚与无奈。

写信，我拼命的挤出时间写信，写给m老师，写给爸爸，写给哥哥，于是我的心情舒畅了许多。去寄信吧，我设法打发这无聊的时光。自由是得到了，然自由的背后呢？我深受的父母与兄妹在我幼稚的心灵里占据所有的空隙，于是我便想念他们，不争气的泪水涌了出来。然现在我是服务员呀，一个出色的服务员是不能用泪水去迎接客人的，不是吗？

一向倔强的我好强的期望自己所做的事能让人满意，，也希望自己做到“干一行爱一行”而不是“干一行怨一行”，我努力着！

不追求落花流水，不追求荣华富贵，我只希望自己走出一个具有特色的我！

我不会盲从的追求打工妹的潇洒。

1996年8月23日　晴

吃罢午饭，我便到楼上来收衣服，谁知一不小心，我的衣服掉一件到楼下的地面上去了，我不得不问老板娘从哪里去拿。捡回衣服我正准备推门进来时，老板娘叫住我，问我搬健力宝时是不是跑掉了一瓶，开始我还没有听懂她什么意思。老板娘接着说：“这些饮料我心里是有数的。”这时我懂了，我全懂了，老板娘是在怀疑我偷喝饮料了！满心的委屈，我把衣服送上来又下去了，没见到老板娘。我问李小海是不是饮料少了一瓶，李小海说老板娘问健力宝是不是搬时跑掉了，并问是谁搬的……

打工，我又一次审视这个刺人的字眼，心的伤痛是不是一个永远难以愈合的伤口？我自责，我悲哀！为什么要这么作贱自己？

今天一整天，汪云和郭梅都没有来看我，我真不敢想象一步之遥的路程能阻止朋友的关心。我不止一次地徘徊于怡全厂和黔川饭馆之间。在厂门口，我焦急地打听着新员工的下班时间，我扒在铁门外向里面张望，此时此刻，我象贼，又象乞丐，更象一个无家可归的孩子。孤独与忧伤一齐涌向我的心头，我感觉自己很可怜。晚上，我真的有点无心招待客人了，闲暇里，我坐在门口目不转睛地盯着通向怡全厂的那条路，她们终于没有来。

以前的我认为在小饭馆里没有必要担心人格受侮辱，今天，我感到了选择当服务员真的令我不能原谅自己。因为今晚的两桌客人的言语令我伤感几许：先是四个河南人，他们要我给他们倒茶，后来，我谎称自己是河南老乡才算换来一句：“对不起，我们不能对老乡无礼呀，还是我们自己来吧。”还有一桌是四个广东人，他们问我家住何方，当我很真诚的回答之后，他们却谎称他们是安徽金寨的，因为他们都讲着普通话，我无法分辨真假。当我带着疑虑向李小海问明白之后，有种被愚弄的感觉。后来，他们用不同的方式找我说话，用一种难以捉摸的眼光审视着我，用一种挑逗的口气证实我的姓名……我终于发火了，不再为他们送菜，因为我有我的尊严，当服务员只是我在此谋生的手段而已！

累，一个疲倦的名字映入我的脑海，我真的感到自己很累。在家里，我是父母宠爱的女儿，我很乖，很听话，也很争气。从小学到高中，几乎没让父母操心过我的生活和学习，所有教过我的班主任都没有忘记在我的通知书上留下“文静，自尊心很强”的评语。我曾经如此努力，然而今天，我却可悲到用体力和自尊来换取钞票！心泪何处流？

想到家，我又想到了父母，想到了奶奶，想家乡的绿叶和青青的味道，我多想有个家乡的人聊聊天啊！到广东已一个多月了，我没有碰到一个真正的和我说相同的话的家乡人。记忆中的母语变得更加清纯俊美起来。

1996年8月25日　晴

今天是休息日，附近厂里都不上班，饭馆生意很好，从上午10点左右到晚上12点，基本上都是满座，我自然比平时忙了许多。迎客，倒茶等等乱七八糟的活儿一齐向我袭来，我真的有点招架不住了。

难怪别人说我们老板娘很差劲呢，以前我一直把她当作一个温和可亲的大姐姐看待，这也许是第一印象的作用吧。今天，我才看清她的真面目：对待店里的每一位员工都那么苛刻，对我们挑剔得够呛。说我送菜谱时不介绍菜名啦，说我动作迟缓啦，说我不喜欢讲话啦，说我做事没有用心啦……的确，我没有用心做事，我没有必要那么用心用意的去研究如何当好服务员，我已经被折磨够了！我付出太多的话是不值得的！别人对我怎么样我就对别人怎么样，她如果对我很好的话，我完全可以和客人聊聊天，甚至微笑着服务。然老板娘对我如此苛刻我为什么要那么做？不过，在这几个职员当中，她对我好象是最不错的。本来嘛，我成天都在默默的忙碌着，以此洗去心中的伤痛，可悲的是，老板娘对她丈夫的朋友——一个经常来帮她料理事情的男孩子也是如此。今天他帮她买菜，因为荠菜没买（他没听清），老板娘一脸的不高兴，真是开玩笑，有这样的人吗？

王梅今天来看我，真的很高兴，她是接到郭梅的信才知道我们在这里的。三个梅又碰到一起了，我们有着说不完的话。王梅说在高考分数出来时爸爸给她发电报了，爸爸叫我29号前回家体检。爸爸一定以为我和王梅在一起，爸爸是怎么知道王梅的地址的呢？我们两家离得那么远又从来没有联系，我不敢想象爸爸当时的心情，更不敢想象爸爸为我操碎了心，我真的很傻很傻呀……

说不清我心里的滋味，道不清我心里有多乱，这是一种难以言表的伤痛。

爸爸妈妈，你们知道吗？我现在很矛盾：现在回家吧，不但没有赚到钱，我还借了一些帐，再说，我体检的时间已经耽误了，回家会令人更伤感的。现在不回家吧，在这里打工简直就是受罪，赚钱很难不说，最主要的是做服务员我不甘心啊。我象一只断了翅膀的小鸟，想飞也飞不高。

1996年8月27日　晴

这几天我一直都在糊糊涂涂地过，没有思索也没有期盼更没有牵挂，似乎一切都那么麻木。

我的脚烂得历害，每天都疼痛难忍。特别是昨天晚上，脚痛把我从睡梦中惊醒，于是，一切的怨悔都在片刻产生，我好想好想逃出这个世界进入另一个世界……

我觉得饭馆里的几个人都象发神经一样，一个个都那么令人恐怖，他是什么东西？他又是什么东西？他们竟然也敢说一些不可思议的话，真是作气，如果是在家里，我可以逃避那些难听的话语，可以耍耍小脾气，然而，在这里我有什么办法呢？不过，我会想办法整治你们的，总有一天，我会让你们知道姑奶奶我的厉害的，现在就让你们神气神气算了。两个笨蛋，你们以为我好欺侮么？错！你们完全错了！

想到读书，我便开始思念家。昨晚来饭馆吃饭的一个男孩子终于和我谈到上学的问题。因为他是芜湖的，老乡之间谈话比较轻松，象亲人一样，我们谈了一些打工的感受，有种同病相怜的感觉，不知道什么原因我害怕和他说太多话。

老板娘又训了我一顿，我觉得很难受，往昔的清高与自尊在这一瞬化为灰烬。好累，这种累是源于身体之外的，心累？心泪！　

1996年8月29日　晴

心情不好的时候，我便深深地自责，因为曾经的失去，也因为现在的拥有。一分一秒的光阴里，都镶满悔恨。

8月29日，这个往年的我正在收拾书本准备返校的日子，写满神圣，记满欢乐。然而，今日的我，只有满怀的辛酸与无奈。

终于，我能读懂服务员的含义，服务员：忙碌和屈辱的联体。可悲啊。我不禁为此悲歌，为此叹惜，我终于明白一位老师所说的“选择是件痛苦的事情”。

李小海成天说着难听的话，我快被他气死了，依我以前的脾气，杀了他才解恨呢，骂他有什么用？想到在学校里，因为我的冷，男生都对我很尊重，从来没有人敢在我面前放肆。今天，在我当服务员的今天，我的洁身自好显得有些格格不入了。想一想，我为什么要出门，为什么放弃上大学的机会跑到这里遭罪？

一切离我都那么遥远，朋友，同学，家人。生命中的又一天，就这么悄悄消失，只有拿起纸和笔的时刻，我才觉得自己还是一个完整的人，放下笔，我便成了一具丧失灵魂的躯体了。

人，为什么活着？为金钱？为名誉？还是为将来的美好？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付出要有价值和意义！

1996年9月1日　晴

今天附近厂里又是工休，别人工休，就是们餐厅最繁忙的时候，因为工人平时上班，没有时间到餐馆里好好搓一顿，只有工休时才有时间安心地约三五朋友一起吃顿饭。

上午，李小海没有上班，餐厅里就我一个服务员，我楼上忙到楼下，什么事情都得一个人做完。直到下午一点多钟才吃早饭，两天来都是如此，作为过惯定时吃饭的学生生活的我来说，这种改变是至命的。11点多钟时，送走几桌客后，我站在桌边头发晕，两腿发软，差一点倒了，很难受。

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好想知道弟弟妹妹是不是已经平安进入学校，也不知道弟弟妹妹的学费准备得怎样了。牵挂的心，无法平静。　

1996年9月2日　晴

中午，我收到哥哥寄来的特快专递，得知他很担心我，我心里很乱乱乱。哥哥是爱我的，也是最理解我的，所以，我没有理由让他如此为我伤神。

我真的很糊涂，为什么走时不和家里说清楚？为什么？如果我告诉爸妈我要出来打工，爸妈会同意吗？我和弟弟的学费又如何解决？如果凑不齐钱我和弟弟谁去上学？一连串的问题折磨着我，也许我的不辞而别还是对的。

哥哥说奶奶病了，很严重，这是真的吗？我无法相信也不愿相信。　

1996年9月4日　睛雨

今晚，我又收到哥哥寄来的平信，又一次，我为哥哥的真情感动，泪水模糊视线的那一刻，我才知道自己有多么傻。我的出走给关心我的人们带来了多少痛苦，我深深的自责着，无以宽慰。

我依旧耐心而无奈的洗完桌布和踏布、厨师的围裙、电饭锅等物，冲完凉（洗澡），洗好衣服。来到这个形如鲁迅笔下的“且介亭”似的卧室里时已经是凌晨1点41分，我仍无睡意，因为自己所做太令人伤心，也因为哥哥的言语太感动。李小海说我象死了老公似的成天板着脸，虽然他以老乡兼大哥的地位自居，经常和我开玩笑，两位厨师大哥也设法逗我笑，然今晚的我怎么也笑不起来。真没办法，他们哪里能理解我的心情呢？

朋友？因为大家的努力方向不同，此时已变得很遥远。

我从来没有忍辱如此，也许生活就是这样吧，苟活的形式。　

1996年9月5日　晴

现在的我正坐在“且介亭”里写日记，我亲爱的哥哥正在颠簸的火车上打盹了，昨夜的思想斗争化作今日的祈祷：愿哥哥一路平安！

我今天早上10点多钟才爬起床，然后给哥哥打电话。接电话的是哥哥的一个朋友，他告诉我哥哥已于昨天上午11点钏乘上了来深圳的火车，哥哥是来接我回家的！真该死，我怎么没有好好劝阻他呢？也许我的劝阻是无力的，哥哥一直都关心爱护我，他一定不会让他心爱的妹妹就这样放弃学业的。虽然哥哥是个男孩子，我还是很为他孤身前往深圳而担心，愿哥哥一路平安！

前天晚上，我第一次听到哥哥的女朋友的声音，虽然是廖廖几句电话对白，我感觉她的心灵是美丽的，纯洁无暇的。不知道我的猜测对不对，我希望她有一颗善解人意的心，因为我可怜的哥哥需要一个不寻常的人生伴侣。

我决定明天早点起床，哥哥随时都会打电话过来，想到这，我又怎能入睡？这是一种别样的情怀。

1996年9月6日　晴

哥哥今天应该到达广州的，我盼了一整天，平时，我早上都是9点钟才起床的，今天早上7点不到我就爬起床等哥哥的电话，连个影子都没有。

下午四点多钟，我独自跑到“上南客运站”去找，还是没有哥哥的影子，我无比担心和着急。一般情况下，前天中午从上海出发，今天肯定是能到这里的，是火车误点了还是别的什么原因？明天？也许明天能见到哥哥吧。想你，亲爱的哥哥！

【六】

哥哥来广州的火车误点。他四日上午十一点从上海出发，七日傍晚才到达广州，我虚惊一场。九六年九月八日，我结束了从七月二十日开始的打工生活，八日早上和哥哥一起踏上了回家的路。

我们来到广州火车车站，一时买不到离我家最近的火车票，从早上出门到下午两点多钟我们还没吃过东西，实在饥饿难耐。

火车站外面的广场上有人兜售盒饭，一份两块钱，卖盒饭的看上去是来广州打工妇女，她们都是用包或袋子拎着，偷偷摸摸地卖。我和哥哥为了省点钱（因为不知道回家的路上会不会遇上麻烦事）。打开盒饭一看，那饭粒像没煮熟的一样硬硬的不说，仅有的一个菜是辣椒炒干丝。那辣椒凹凸不平处还沾着沙子，似乎并没有洗过。哥哥说吃一点吧，总比饿肚子强，还不知道车会不会误点。我便听了哥哥的话，麻木地往嘴里扒饭。

火车站的管理很严，车站的保安发现你身边有纸屑，不管这纸屑是不是你丢的，你都要被罚款，至少三十元，我和哥哥看到几个人被罚以后便不敢找地方坐下来了，就是站着还要紧张地看看周围有无纸屑，那种不安似乎从来没有过。我们本来想买到安徽的票，可当天已经没有了，于是我们买了两张当晚十点钟开往武昌的站票，飞也似得逃走，哥哥说，能坐上车就好了，就说明我们在往家的方向靠近。呆在火车站还不知道是饿死还是被罚死呢。

在回武昌的途中24小时，我们真是苦不堪言，因为买的是站票，没有座位。我们和一个去武汉的小伙子一起挤在火车门边的狭小空间里，三个人坐的位置是不够的，我们只有蹲在那里。那地方旁边就是洗手间和垃圾箱，因为高温天气，散发着难闻的气味。加上那地方是火车每节车箱相连的位置，动感十足，颠簸得厉害，到下车时我的双脚都肿得很粗了。坐了二十四小时的火车我和哥哥都没舍得买东西吃，甚至连口水都没有喝。

到武昌火车站时已经是九日晚上九点多钟了了，我们不知道该往哪里去。印象中，武汉、武昌和汉口都是相当乱的地方，我们害怕遇上坏人，也害怕住进黑店，所以在武昌火车站附近徘徊了很久，哥哥提议找的地方吃点东西歇歇脚。

我们穿过几个胡同才找到一个小饭店，坐下后点了个麻婆豆腐和一盘香菇青菜，哥哥还提议喝瓶啤酒，哥哥说现在没事了，这里的人口音和我们家差不多了，说明我们快到家了。吃完饭以后老板说他们饭店可以住宿，问我们是否要住店，我们都很累了，决定住下。

由于害怕，我想和哥哥住一个房间，店老板确认我们是兄妹后答应了，于是我们住进了一个有两张床的房间，每人十元钱。

第二天早上，我们从店老板那里打听到汽车站就在附近，而且有到我们镇上的车。十日上午我们坐上了回家的车，下午六点汽车到达了斑竹园镇。哥哥帮我在镇上买了件淡黄色的小马甲、一件黑色的胸前有朵盛开的菊花的黑毛衣，之后我们坐了辆三轮车，四十分钟后我们到家了，结束了我历时五十天的漂泊打工生活。

回到家里，弟弟妹妹马上抱住了我，我们一起欢笑一起流泪，爸爸妈妈和奶奶都围了过来，有一片刻的沉默在我和爸爸之间出现，我分明看到了爸爸眼中的泪水。爸爸似乎在忽然间苍老下去，灯光下可以看到爸爸鬓角的白发，我知道这种由我添加给爸爸的心痛是无法弥补和消除的，我便选择向着爸爸希望的方向不停地走下去。

十一日清晨，哥哥便乘车回上海上班了，看到哥哥瘦小的身影消失在视野之外，我似乎感觉到一种沉重的压力向我走近，溶入我的双肩和心灵，我差一点喘不过气来。

妈妈告诉我自从我去了广州之后，方圆几十里的人只要认识她的人见了面都会问她跑了的女儿回来了没有，言语之中似乎我和别人私奔了。我知道在农村，在那片视考大学为神话的神圣的土地上，我的做法是得不到别人的理解的。

我回家后的第四天，弟弟在亲友们的祝贺声和鞭炮声中走上了新的旅途，弟弟终于如愿了，爸爸因此卖掉了他的加工厂、一头黄牛，并外借钱款，凑足了近万元。弟弟走的时候并没有笑，我知道他的心情很沉重，我站在人群后哭了起来，有欣喜，有祝福，也有万般无奈和欣慰。弟弟走进xx学校也只是他事业的启蒙阶段，他还有一段艰苦的路要走……

我的复习生活也从此拉开帷幕，学校考虑到我是已达线的学生，除了复习资料费用其余的学杂费全部免除。回到学校，我成了新闻人物，从初一到高三的学生几乎都知道我的事情，无论我走到哪里，背后都有人悄悄议论我的声音，我也知道那是善意的，可心里更觉得沉重起来，那是一种无形的压力，像一个没有窗户和门的城堡困在我的周围，我无法自解。让我心烦的还有那些来自四面八方的信件，朋友的、亲戚的，还有一些男孩子的所谓的情书。我变得愈发忧郁了，更不喜欢说话，不喜欢笑，而且容易烦躁，一种无名的怒火似乎随时都会从我的心底蔓延出来。

我开始莫名地担心起来，一张无形的网笼罩着我，透着阴森和恐怖。如果来年还考不上我该怎么办？

可是，我仍然感觉读书才是我这样一个农村女孩的唯一出路。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