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主体性思想的萌芽

主体性问题由来已久，人自作为一个有意识的改造世界的存在之始，就已经作为一个主体而存在了。然而，对于主体性的认识，则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认识的深入而认识的。可以说，主体意识最早源于古希腊哲学，古希腊哲学思想家普罗泰戈拉的著名命题“人是万物的尺度，它是存在者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者不存在的尺度。”是对主体性问题的最早的表述[1]。在此，普罗泰戈拉认为，人是唯一的能够衡量世间万物的尺度，体现了人的中心性，就像货币作为价值的体现者可以用来衡量一切事物的价值一样，人作为万物的中心，也可以衡量万物的存在，也即体现了人的主体性。当然，普罗泰戈拉对于人的主体性的认识还是浅显的，也只是存在于感性层面的，而缺乏理性的内容，但是他却引进了主体向度，而这一思想是近代人本主义思想的最早萌芽，因而普罗泰戈拉的命题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是人类关于主体意识的最早萌芽。后来的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在此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作了进一步的发展。苏格拉底对于普罗泰戈拉视感性为人性的全部的观点不以为然，相反，他认为人是一个具有普遍精神的理性存在，因此，“人是万物的尺度”的命题在苏格拉底眼中成了为“思维着的人是万物的尺度”[2]。也就是说苏格拉底认为，不是感性的人是宇宙和世界的中心，而是思考着的有思想的理性的人才是宇宙和世界的中心，才能够作为万物的尺度来衡量万物。最终，苏格拉底试图从伦理学中寻求普遍真理，认为“善”是最根本的最高理念，一个人认识了善就意味着这个人就拥有了智慧，就获得了普遍真理。但苏格拉底认为，这个“善”不是主体从外界习得或者接受的，而是源自于主体的心灵，是主体心灵本身固有的存在，就像身体的各个部分一样，而认识到善则要靠每个人的顿悟，于是苏格拉底提出了“认识你自己”。在此，苏格拉底把古希腊哲学关于主体性意识的认识和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主体性的哲学研究开始由面向自然转向面向作为主体的普遍的人。这一命题也成为主体性原则的最初萌芽。当然，苏格拉底对于主体性的认识也有很大的局限性，例如他以对象的方式看待自我，使得作为主体性内容的至善理念缺乏主体性最为根本的特征——主观能动性。柏拉图则是从客观唯心主义的立场出发，在理念上区分了认识的主体和认识的对象，而在认识论上则贬低感性而高扬理性，从而得出“人是理性的动物”这一著名命题，并作为主体性原则形成和确立的必要条件。

但总的来说，这一阶段仅仅是主体意识的萌芽时期。不论是先前的普罗泰戈拉，还是后来的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他们都没有形成明确的主体性的思想，他们把主体适用于任何存在者，而不是特定的人的存在。他们所认识的人的存在和万物存在的自然还不是完全相对应的，也即他们没有认识到所谓的和主体存在相对应的客体存在，自然也就不能认识到主体和客体的对立性。同时，他们对于主体性最为根本的主观能动性的特征也没有充分的认识，因而不可能对于主体性思想有清晰完整的认识。可以说，他们对于主体性思想的认识还只是处于自然的萌芽状态。

2、中世纪主体性思想的贬抑

西方的中世纪可以说是“神”的世纪，也即西方的中世纪是宗教狂热的时期。当时，狂热的宗教思想支配了整个欧洲大陆人的精神世界，人们认为上帝是“全知、全能、至善、自在”的，人的一切都应该交由上帝来支配，并且无条件地追随上帝的脚步。上帝是万物的造物主，是世界的主宰。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那么个人的主观方面的能动的主体性便被完全抹杀了，整个社会处于宗教狂热的统治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古希腊哲学关于人的主体性思想的萌芽一度迷失在基督教的上帝之手。然而，关于人的主体性的思想并没有完全中断。经院哲学内部的一些人希望把基督教的信仰理论化，把基督教的教义哲学化，从而在无意识的状态下推动了人的理性力量的觉醒，间接地为科学和哲学摆脱宗教的束缚起到了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因而，以注重主体性为主要特征的西方近代哲学和人本主义思想的迅速发展和西方的理性主义力量不无关系。

3、近代主体性思想的发展

西方近代主体性思想的发展可以说是源于文艺复兴时期，它为以笛卡尔为开端的主体性思想通向更为光明的未来打开了新的大门。主体意识的苏醒和高涨以及主体性思维方式的形成成为近代西方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这一时期，在文艺复兴的推动下，主体性思想出现了理论研究的第一次转向，即由本体论开始向认识论转向，由对于外部世界的探索转向对于内心世界和人自身的诉求和反思，哲学研究也由实体性研究转向主体性研究，在主体性思想的探索方面，出现了许多有重要影响的思想家。

笛卡尔是近代哲学的真正创始人，唯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他说“我思故我在”。在他看来，一切都是值得怀疑的，即使是自我的存在，而只有思考本身这一事实是真实存在的，“我思”在某种程度上确定了“我在”，如果没有“我思”，那将无所谓“我在”。这一思想从认识论角度昭示了西方近代主体性意识的觉醒。因而，它在主体性原则演进过程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黑格尔曾指出：“从笛卡儿起，哲学一下子转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范围，一个完全不同的观点，也就是转入了主观性的领域，转入确定的东西。”[3]笛卡尔的主要贡献在于他确立了以人的标准来审视和衡量一切知识的确定性和合理性，并赋予科学理论以确定性和合理性，是主体性哲学成为西方近代哲学的中心支点。

唯理论的另一代表斯宾诺沙为“人的自由”作了如下界说：“它是我们的理智通过与神的直接结合而获得的一种稳定的存在，所以它就能在自身之内产生观念，在自身之外产生同它的本性完全一致的结果，而它的结果并不屈从于任何能被它们改变或转换的外在的原因”。[4]在这里，他认为人的自由就是人的理智与神相互作用而产生的，并且它源自于自身之内，符合其本性，而不会因为外界环境的原因而有所改变。其实，在这里，斯宾诺沙从本质上认为人的自由与人的主体性是等价的，他在这里对于人的自由的基本内涵的界定也是对于人的主体性的基本内涵的另一个侧面的基本界定。由此可知，他认为人的主体性源于人的自身的理智，也即是源于主体自身的观念，而不是外界环境，即不是客体存在。

以培根和洛克为代表的经验论者从感觉经验论出发，认为认识来源于人的感觉和经验。培根认为，科学知识和人类的认知不是人脑所固有的，而是人们通过社会实践而获得的对于自然世界的感觉和经验的反映。从这里可以看出，经验论者认为人的认知和科学知识都是人们在自然世界的实践中通过自身的感觉和经验而获得的，从而强调了人的能动性的重要性，也即承认了人在自然界，以及社会实践活动中处于支配性的中心地位。

而以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家们，对人的主体性思想进行了新的探索，获得了新的认识。

康德作为德国古典哲学的一个巅峰，在哲学研究方面有其独特的成就，对主体性思想的发展也做出了重要贡献。康德认为，作为认识对象的客观世界，也即客体，既不是源于单纯的唯理论，也不是源于单纯的经验论，而是源于两个方面：一是主体自身作用于客体过程中自身感官通过感觉和经验获得的感性表象的认识，二是主体自身的先天的知识形式。康德的这一认识从唯心主义角度强调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克服了以往哲学家们视认识为被动消极的缺点，而着重强调了人的主观能动性，这在主体性哲学认识上尚属首创。康德的先天知识形式，以唯心主义形式强调了人的精神上的自由的本质属性，这一点带有浓郁的人本主义的主体性色彩。另外，“人是目的”是康德提出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主体性思想，他第一次鲜明地把人看作目的，而不是工具，对于主体性思想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这个论断也是近代西方哲学的主体性原则认识所达到的一个巅峰。

黑格尔，作为西方哲学史辩证法的大师，也极大地发展了人的主体性思想。在黑格尔的哲学里，“绝对精神”成了世界一切存在的源泉，也即是世界的本源，世界的主宰。他的整个哲学的出发点、核心和归宿是以绝对精神为根基的思维与存在的辨证的、具体的、历史的同一。黑格尔认为理性和绝对精神是世界的主宰和本源，它是无所不能的，也是无所不包含的，因此，它能够支配整个世界和人类社会的发展，能够无条件地主宰一切，决定一切的发展变化。很显现，黑格尔的这种观点是一种唯心主义的观点。但是，他却强调了人的自由，人的主观能动性，并认为源自于人的理性本质，人可以通过消除片面的，主观的一切认知来达到理性认知，从而获得绝对精神的自由。

费尔巴哈作为德国古典哲学的最后一位代表，试图从摆脱唯心主义的影响，而从唯物主义的视角看待主体性的问题，恢复人是自然的主体，把人看作历史发展的主体，从而对人的主体性作了如下探讨：第一，明确提出一切意识的东西都是自然的种种现象在于人脑的反映，不论是正确的反映，还是错误的反映，都源自于现实存在。在此基础上，他认为上帝，以及宗教的种种观点也是人的本质的异化的结果。他试图在这里恢复人的主体性地位，恢复人的主体意识。第二，人是道德的主体。费尔巴哈认为，一切道德问题都源自于人与人之间的问题，因此，也只有人自身也能处理人与人之间的道德问题，因而人是道德的主体。人只有按照人的本性去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才能过上符合道德的生活，而人性的基础是感情，是人追求幸福的功利主义和利己主义。他说：“人类的一切意向、努力和行为的根本意义，正是人类利己主义的满足。”[5]当然，费尔巴哈在这里所说的人是纯粹的自然的，生物学意义上的，纯粹的抽象的人，而不是具体的时空的人。

上述西方思想家和哲学家对于主体性思想的研究，都对主体性思想的发展起到了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给后来者以极大的影响，也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关于人的主体性思想的重要来源。通过分析和研究可知，在马克思之前的西方主体性思想研究主要涉及到三个层面：一是价值意义上的主体性，如普罗泰戈拉的“人是万物的尺度”，康德的“人是目的”等皆强调了价值意义上的主体性是这一主客体关系中的核心，即把作为主体的人作为价值尺度来衡量客体以及主体客体之间的对象关系的种种联系的价值性。二是认识意义上的主体，如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康德的“先天认识和形式”等都是强调了人作为主体在认识意义上的主体地位，强调了人作为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强调了人的中心地位，即人是认识意义上的人，是有思想的能够能动地认识世界的主体性的人。三是实践意义上的主体性，实践一词最早源自于古希腊哲学，但对其含义的界定尚不明确。例如，亚里士多德曾把一切有生命的东西的特征都看作实践，也曾把趋向目的或者本身就是目的的行为看作实践，而其内容也只是狭隘地主要指伦理道德行为和政治行为。在近代，康德曾认为实践是能体现人的自由意志的特殊的活动，也主要指向道德行为，这和康德的唯心主义哲学观念有不可分割的关系。黑格尔对实践的理解极大地扩到了范围，他认为实践包括生产技术活动在内的与外在世界的积极关系。这一点对实践的认知超乎寻常，但是在他唯心主义哲学的体系中，实践也只不过是精神的、现实性概念的外显，其本质是精神和意志的活动，而不是现在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实践。上述关于人的主体性的思想对于主体性思想的发展都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它们也都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缺陷。首先，价值意义上的主体性思想虽然从价值意义上认识到了人作为主体这一观念，但是它没能从根本上解释人作为主体的存在的根据，没能从社会实践的角度看待和解释人作为主体的更为根本的原因。其次，认识意义上的主体性思想看到了人在认识过程中的主体地位，看到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等，但是它更多地把纯粹的理性的思考或者超乎现实的先天的意志存在作为认识的主体，没有看到实践活动作为人的主要活动对于人的认识形成的根本性作用，更没有看到人的认识主要是源于实践，是人脑对于现实存在的一种反映的事实。最后，实践意义上的主体性思想认识到了实践之于主体认知的重要性，认为认识源自于实践活动。但是，这里关于实践的理解还主要停留在伦理道德和政治领域，因此还是十分狭隘的，范围也是十分有限的。相反，它没有看到物质生产实践活动的重要性，也没有看到人在物质生产实践活动中的主体性地位。

从历史上关于主体性思想的论述看，上述的思想家和哲学家，不论是古希腊的先哲们还是近代哲学的杰出代表，他们对于主体性思想都做出了重要而积极的贡献，但是他们要么陷入唯心主义的圈套不能自拔，要么没能看到人作为主体存在的基础来源于实践这一基本事实，因此他们都未能对主体性思想问题作出全面而科学的解释。直到马克思，才在此基础上，汲取了西方先哲们关于主体性思想的合理内容，批判了其不合理的部分，尤其是批判了其唯心主义基础，以科学的实践观为基础对人的主体性作了科学的回答。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