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中西方文化意识形态的差异比较有兴趣，虽然这种兴趣层次低得就像单细胞动物，但就算只是一个细胞，那也是生命。有生命的东西，就是值得骄傲的东西。这让我联想到文坛，在网络泛化，文学全民化的时代，作家们写作一个比一个快，一个比一个多，一部比一部长，动辄千言万语，欲罢不能。但有几部值得细细品味，能找到如董桥一样的细腻，如钱钟书一样的睿智，如孙犁一样的灵动，如梁实秋一样闲散的作品呢？显然没有。因此，我们缺少的，并非死气沉沉的庞然大物，而是有着生命灵动的精雕细凿，我们永远不缺少网络小说一天两三万字的更新速度，但却很难于找到“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般的万般咀嚼也不够的细碎微小。因此，我这兴趣虽然很微小，但却一样让自己珍视。虽然写不了《中西比较文化概论》这样的宏伟大著，但读书之余，每有所思，提笔写来，却也能自得其乐，并窃自封真知灼见，一言可抵千言万语，视著作等身者为屑小之辈，浪费纸张而已。

中西方在文化差异上，方面颇多，非小儿三言两语可尽道也。我今日所论者，仅从信仰上入手，并说说一些自以为是的皮毛之见。

关于信仰，有这样一个小故事：一位常年担任刑事审判庭书记官的学者，每逢执行死刑，都要私下与即将执行死刑的罪犯谈心。每次问他们，“你怕下地狱吗？”，结果，他们用一种很迟疑的眼光看着这位学者，反问道，“你讲唯心、搞迷信啊？”学者又问：“你真的不怕下地狱吗？”“我八十岁死和我马上死都一样的。死就死，怕什么呀！”　学者再问：“你真的认为没有地狱吗？”他们迷惑地望着学者，喃喃地说：“如果真有地狱，我就不会杀人了。”每次听到执行死刑的枪声，学者不禁仰望天空，深想，如果这些杀人犯从小接受的是天堂或地狱的信仰，他们就一定不敢杀人了。

这个故事虽然有着浓厚的宗教色彩，但却也说明，信仰在对个人行为的约束、人生方向的把握上，具有着远比法律规范更为有力的作用。因为法律规范充其量只是一种社会约束力，而信仰却是源自人内心深处的力量。这样的力量可撼山填海，九死未悔，视死如归。具体到东西方的信仰上，却有差别：

西方人信教，东方人信史。

关于这个问题，胡平和同龄的王康，几乎不约而同地得出结论：历史是中国人的宗教。这确实是真知灼见。西方人有基督教、犹太教、天主教等等，具有广泛社会影响力的宗教，有此岸世界与彼岸世界，有天堂地狱，《圣经》基本上就是西方人的道德处事教材；而中国呢，虽然有道教，佛教，但其影响力相当有限，并且从信仰角度来说，道教和佛教，更多的只是强调个人修养，因果轮回的说法并不明确，中国虽然也有神话，但却很少有信仰玉皇大帝这样的说法，因为信仰历史，才是中国精神文化的大流，这种大流在所有的意识形态范畴里，其地位没有任何一种东西可以超越。就算对于孩子的启蒙教育，我们用的不是宗教典籍，而是历史故事，如“孔融让梨”、“司马光砸缸”、“孟母三迁”等等，关于这一方面，例子很多，余世存的一段话，值得直接抄过来：

“对历史或历史写作的这种信念，相信历史所具有的审判和拯救功能，可能是中国人的生命哲学之一。像孔子之道不行于世的时候，他就退而写史，他作春秋而乱臣盗贼子惧。像司马迁遭受男性奇耻大辱，隐忍苟活，也在于他相信历史的拯救，他可以藏之名山，传之后人，以待来者。秦桧设计害岳飞，一度犹豫不决，怕死后遭唾骂。像文天祥从容就义，他的精神支柱就是留取丹心照汗青。文革中，刘少奇遭陷害，百口莫辩，只能用一句话安慰自己及妻子儿女，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至于其他人，陶铸、彭德怀、陈毅这些人，他们也曾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了一个党或一个领袖，但在他们最后的日子里还是把自己存在的价值托付给了历史《今天我们怎样读历史》。”

这段话可以说是中国人信仰历史的最好论证，再大的委屈，再大的冤案，支持他们进行选择并坚持的，并不是下地狱或上天堂，而是相信“历史的公证”，相信总有一天，所有的冤屈总会沉冤得雪，所有的伪装都被撕下，所有的真相终将大白于天下，所以，死都死得那么风“萧萧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燕赵悲歌，慷慨激昂，丝毫不亚于西方教徒的殉教。那么，为什么中国人会有这样强烈的历史观，是什么原因让他们面对历史时，会有这样的胸怀坦荡，视死如归？事实上，这源于中国人对于历史的态度，那就是“以史镜鉴”。中国的历史，不光是来用记录发生过的事情的，从某一方面来说，历史在中国人看来，所看重的并非发生的事实，而是这个事实所呈现出来的现在时态，对当下的训鉴意义。中国的历史传统，从来都不缺少“讽喻”功能，如《资治通鉴》的编写，为的就是：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唐太宗更是直言：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可见中国传统的历史观，都是借古讽今的，最有代表性的莫过于《六国论》、《过秦论》这样的文章了。这样的历史读法，是有进步意义的，所有的历史，我们看重的应该是它的“现在时态”，是活态历史，而不应该是一层不变的历史事实记忆。所有的历史，都应该为现在时态服务。

简而言之，谈古的目的，并不是复古，而是论今。这是一切历史研究者，以及学习者应该持有的学术态度和思考方式。不过，我们的历史研究，却并非如此，传授给下一代的历史观，更与此相去甚远。只要翻一翻我们的历史教材，不论中学，还是高校，一目了然都是历史事件陈述。这让我想起以前看过的一篇文章，说的是有这样一道历史题：日本和中国一百年打一次仗，19世纪打了日清战争（我们叫甲午战争），20世纪打了一场日中战争（我们叫做抗日战争），21世纪如果日本和中国开火，你认为是什么时候？可能的远因和近因在哪里？如果日本赢了，是赢在什么方面？输了是输在什么条件上？分析之。如果撇开政治因素，以人类普遍道德来看这道题，显然是很有现实意义的，并且具有警示的作用。但是翻开我们的教科书，题目是这样出的：甲午战争是哪一年爆发的？签订的叫什么条约？割让了多少土地？赔偿了多少银两？对于历史而言，这只是一组毫无意义的数据，学生背的痛苦不堪，滚瓜烂熟，但那又怎么样，反正赔都赔了嘛！黄金白银人家花也都花了，难道我们要去索还回来吗？为什么我们不去思考造成这一切的真实原因呢？历史不应该是这样一条陈年的流水帐，而应该是一串关于智慧，关于未来的启示录。

从小，我们所接受的历史教育，就是一种“死”的历史，完全不注重历史所呈现的现在时态的生命启示，完完全全是在背书，历史被批枯燥并非学生的错，这只能是一个国家、民族在教育的无力与悲哀。历史，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忘记历史就是背叛。我觉得，一个民族的历史，其地位应该远在数理化之上，甚至没有任何一门科目可以比得上它，理化类的科目，终究只是技术性的，在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功不可没，但如果没有历史的承载，这一切就有可能变为相反的力量，例如疯狂的战争。但可笑的是，我们的历史，在中学教育上，沦为了“副科”，而在学者的研究中，也没有凸显“谈古论今”的讽喻功能，历史，就这样变成了一堆枯燥乏味的材料堆积性存在，我们传统上的“谈古论今”、“借古讽今”这样的历史观，完完全全消失在了我们的学史和治史当中，如果要说，我们现在的历史观是什么？我只能说不知道了。我们的历史观甚至不能说是败坏，而是消亡。

当然，这样的命题并不是抹杀所有的历史研究者，曾经有过一些不错的学者和著作，如黄仁宇、柏扬等，不过，他们多多少少，都是远离了中国模式教育的学者。而在我们教育模式下，出来的学者们呢，也许值得高兴的就是以当年明月《明朝那些事儿》，和以易中天为代表的“百家讲坛”，不可否认这些作品很好读，但这只是得益于作者文字的表达和讲述方式，但实质上都是一些简单的历史随笔而已，就算是易中天充满流行语的《品三国》，也没有从时代精神上去思考民族困境，探求民族出路，因此，这些历史著作，充其量只是小说，而不是历史，因为并不是所有讲述历史的作品都是历史；也并不是所有讲述了文学的作品都只是文学。从这个方面讲《红楼梦》更接近历史，甚至余华的《兄弟》更接近历史，而《品三国》这样的作品，充其量只是小说，至于其他著作等身的教授们的作品，我连书名也闻所未闻的作品，恐怕连小说都算不上。《史记》已经告诉我们，历史可以略加虚构，但历史的精神要融入其中，这才是治史和读史的正确道路。

如果要问，是谁败坏了我们的历史观？这个问题，就交由我们的教育，以及我们的制度，一个充满官僚气息的，这样审查，那样审查，这样不合格，那样不合格的体制来回答吧。我永远相信的一个问题：就像作家协会不可能成就伟大的作家一样，我们的各种管理机构，永远也出不了正确的主意。宁浩的电影《无人区》据说因为全是坏蛋，没有英雄，“作为国家公民安全的维护者——警察，在《无人区》里愚蠢而又无能。”“为了好看，为了艺术极致，不惜违背生活真实和艺术真实。其实这还不是主要的失误，最主要的失误是丢失了艺术家的一份社会责任，因娱乐而损公，乃症候所在也。”（徐葆华语）而被手握生杀大权的审查部门无法通过，我想说的是，“审查部门”是不是法官，可以判定一部电影的生死？电影本身是一种艺术，作为艺术，它本身表达的只是艺术家的个人观念，因为表达方式的原因，可能这部电影只适合某一部分人观看，不适合某一部分人观看，哪里有不能放映的道理呢？《活着》在社会上所引起的影响力，只能说明审查部门某些人的愚庸。

由此看来，我们的教育、我们的历史之所以成了这般模样，就是我们有太多太多这样那样的审查机构，如果前文所讲的那道日本历史题目出现在中国中学的教科书上，肯定多半是无法通过审查的，甚至要对相关负责人追究责任。面对这样的压力，所有的谈古者，谁还敢去论今？就算论今，也只能“嗯嗯哈哈呵呵”地打擦边球了。我们其实不缺少有创造力的艺术家和学者，但是我们却永远不愿为他们提供一个轻而易举的舞台。八零后的意见领袖韩寒，听说要办一份刊物，叫《独唱团》，非常有寓意的一个名字，可却始终通不过而在不断的修改与接受审查中。这份刊物我非常期待，但如果真的面市了，我肯定看都懒得看，原因是，通过审查后的《独唱团》，还是“独唱团”吗？

我们的历史原本是信仰，信仰原本应该是一个神圣而纯粹的东西，现在在面对这个信仰的时候，官方让我们在历史里谈历史，不可含沙射影，就算谈古论今，也要“光明而伟大的”；而我们的学者，为了有所建树，搏得半分美名，只有在可许的范围内，进行娱乐无极限。我的意思并不是说，现在的历史观全部是食古不化，也并非全部粉饰打扮，而是，在这中间，缺乏着一份联系时代命运，并且值得国人信赖的历史态度。在这样的历史态度缺失面前，我们还有什么可以坚守和寄托？“上帝死了”时候，“尼采疯了”，整个西方社会也随着陷入混乱与动荡之中。面对时代的喧嚣与浮躁，也许我们所败坏的，不仅仅是历史观，也是信仰。是关系我们这个民族精神的灵魂。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