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文章千古事，对于一个文人而言，道德比文章重要基本上成了铁律，一个人文章写得再好，如果道德上有问题，基本上都是要遭到谴责与唾弃的。“作家是社会的良心”，连作家的良心都有了问题，确实是一件不太妙的事情。忽然记起余杰的一篇文章《给钱穆剥皮》，此文如余杰一贯文风，辛辣之极，罗列钱穆之恶迹种种，并言这种没有道德底线的人，余杰是不愿意去读他的书的，读了也只是为了更好地看清他的面目而已。我一直不把余杰当成一个好的批评家，他的文风太过于意气用事，其评论虽然可能有中的般的一针见血的淋漓痛快，但也可能过于尖刻失之偏颇。就我个人的观点而言，我读周作人的作品，只是喜于他文字的优雅并不把他当成道德的楷模与心灵的导师。胡兰成的文章完全可以在当代散文家中有一席之地，但我们关注他多是因为张爱玲的缘固，在众人的眼里，胡是一个薄情寡意该唾弃的小人，而张是无辜的弱女子受害者。但我想事情远没有这般简单。曾读到过一篇文章，说的是张也未必见得就是一个好女人，她是自私的，一辈子也无法当上一个好妻子，也没有生养过一儿半女。这些观点虽然有可商榷之处，但无疑是有一些道理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以负面形象出现者与以正面价值得到肯定者都不能说是一无是处或完美无暇，记得孔子他老人家就说过：人无完人，要“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用在道德学说上，择其善者而从，其不善者而舍，道理相当。事实上我们长期以来也都自觉不自觉地这么做着。今天我们应用得最为广泛的字体为何，相信很多人都知道是宋体，但是要是问起宋体到底是谁创造的恐怕就鲜有知者了。宋体为秦桧所创，但因其太过于恶劣的历史名声而不如唐之颜、柳、欧，以至于后来的赵一样以其姓命名，而是取其时代称之为宋体。我们并不因为秦桧大耻而抹杀宋体，排斥不用宋体。

现在我倒很佩服王世贞来，基本上很多人都知道严嵩，因为他贪得出格，大名鼎鼎。但是却鲜有人知道其实严嵩本身也是一位颇有才华的文人，其《钤山堂稿》绝对一流，就算是《四库全书》也不能不将其编入其中。王世贞“代不能废人，人不能废篇，篇不能废句”，肯定严诗的艺术成就。“孔雀虽毒，不能掩文章”。王世贞的生父系严嵩所害，父仇不共戴天，如果没有极大的艺术上的胸襟，是说不出这样的话来的，王世贞是真正的文人，有担当，远比今日一见到周作人、高行健之名就嗤之以鼻的某些国内文人来说，强多了。从批评的角度来讲，我信一般只会说作品的艺术程度如何，而不说它的道德程度如何，如果道德成为了批评的标准，那么中小学生的思想品德教材就绝对一流了。事实上却不是这样，很多批评家总是自个儿在打自个儿耳光。自私虚伪如叔本华者，其在哲学上的不世之功，是不能以三言两语就可概括得清楚的。其实就是亚里氏多德，放在中国古代的文化语境内，他最有名的话“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也是要不得的，这是明显的不尊师重道。

我的桌上有一本王小波的《沉默的大多数》，为北方文艺2006年版。封面上有王文中的一句话：“对于一位知识分子来说，成为思维的精英，比成为道德的精英更重要。”某君不学有术，只看了这一句话就决定不看王小波的书了。一个人如果不是道德上的精英，再好的思维也只可能祸害更大。他的原话基本上是这样。确实不错，如果一个顶尖的思维精英道德败坏，如果他要有损于社会的话，其严重性是远比于一个乡下平庸的老农民要大得多，老农最多偷鸡，而他可能窃国。但是我们看那些已经被认定为道德上不良的人的文章，他们的观点往往是与为人处事相反的。为人不可取，并不代表文章不可以读。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是：读书人都不会没头脑到不懂得取舍。一个道德上的精英有可能仅仅只是一个好人，而一个思维的精英却不单单是一个好人或一个坏人。王小波的这句话只是在“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情况下的利弊权衡，道德与思维都是精英，自然再好不过。王小波无疑是有真知灼见的。

说到王小波，我一直在为他叫屈，很多文学史上根本就看不到他的身影。王小波不管是小说还是散文，真正能赶得上他的当代作家寥寥无几，我可以这样说，王小波的成就，如果搞一个排行榜的话，应该在十名以内。他之所以未入文学史，估计是他的文学太不合时宜，须知在中国很多东西包括艺术在内都受制于官方，而官方首先强调的就是道德、时代、主旋律、文明风尚。我一直反感，什么作协，美协，书协，本应该是民间的组织，但是在我们的国家里，连踢足球都要有个足协，都是来自官方。官方就意味着强大的政治意识，甚至在标榜社会主义的国家里，马列哲学都遭到不同程度的曲解以至断章取义，直到我看了马列原著，读了萨特，福柯，黑格尔，费尔巴哈，才明白我读了这么多年的所谓各种教材上的哲学，根本就不是什么哲学话语而是政治话语，就连我们的文学史也是这样。我骂我是傻x，但至少现在有上亿人还在傻x。我原本很热衷读文学史，因为这是了解一个国家，某一时代文学发展状况的捷径，现在我明白了，其实并不是那么一回事。

文学史并不是文学史，而是一本道德教育教材，在这本教材里，在强大的政治意识统治下，符合主流的作家得到提拨与美化，而一些边缘作者却被排斥。在对作品的解读上，也牵强附会上了林林总总的政治意识。我们读文学史，只可能得到一种似是而非的伪经验，根本无法读到真正的文学的真相，尤其是高教版的文学史，尤其是当代的文学史，读得越多只会离你所要了解的文学越远。我个人认为，当代是没有也不应该有文学史的，写这样的文学史仿佛自己给自己歌功颂德，其客观性就很成问题。作者与作品本身也没有经过时间的检验，孰优孰劣谁可凭手脉断？就我个人印象来说，在五六十年代，一个青年作家得到茅盾的赞赏是完全可以进入文学史的，八九十年代，茅盾换成了王蒙。当然现在的文学的影响力已经不复当年，作协主[xi]也没有那么威风权威了。我认为，要开当代文学课，最多也只是当代文学作品欣赏课，批评课，就算有著作也只能是当代文学讲稿之类的，岂能谈史？读文学史我知道《子夜》是比《边城》好的；王蒙的成就是比王小波高的，因为王蒙设有专章而王小波连半个名字也进不去。其实光从纯艺术的角度而言，我个人的观点是王蒙的艺术成就，甚至连北村他都不如。再有一个就是文学史是谁的名气大谁上，李国文近年那些充满李氏风格的历史随笔，比起余秋雨的文化散文来说，我认为更具见地，但散文这一块上当代文学谁讲了李国文？这种伪经验还加上了遗漏，我们走向政治编织的圈套，却没有走向文学。现在，我赶快逃，逃回真正的文学。迫不得已我是不会去读当代文学史之类的著作的，要看我也是在看作品的前提下警惕地看，我要高声地喊：卫慧的《上海宝贝》是中国的《恰莱特夫人的情人》，她所描写的，是我们很多都市小资的心理或向往，甚至生存状态。但文学史绝不会这么写。因为我们的文学不是文学，不是要真实，而是要文明建设，而我认为所谓文明，就是对不同声音的宽容，甚至是来自相反方向的，甚至对性的正视也是文明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记得外国一个忘了名字的人说过，一般来说，每过三四十年，人们总会为一部被遗漏的杰作平反。在我们的国家里，也许是三四百年，更多的不是我们自觉平反，而是国外的研究引起了我们的关注。还是李银河说得好：“王小波所虚构的艺术之美，以及他通过对现实世界的批评所传播的自由主义理念，已经在这个世界的文化和思想宝库中占据了一席之地，虽然并没有一个像诺贝尔文学奖之类的证书来印证这一点，但是，我相信，时间就是他作品最有价值的证书。”不至于绝望，只有寄希望于历史，聊胜于无。现在“王小波门下的走狗”成群结队，第二波第三波也前仆后涌，我相信还会有第四波第五波第n波，虽然我不是王小波的门徒，也不想去走他艺术的路数，但是我相信着他的伟大。如果有一天，我有机会到大学里去教当代文学，我会将高行健、卫慧、王小波、周作人、黄翔、胡兰成等等给学生讲，甚至给他们讲秦桧，讲严嵩，但是绝不是从道德的角度，因为我要讲的是作为文学的文学，作为历史的历史，而不是把其作为道德的宣传媒介，用政治意识强j*历史与艺术。当然，我的讲述中也会作一些道德上的批判，但无碍其艺术上的成就。但是我纵然饱学中西，才高八斗，有这等思想，怕也难有机会。

中国数千年来，强调做人第一位。我立志写作时，一位老先生教诲想要作文，先学会做人吧。他说的是每一个中国老先生们都会说的话，都要说的话。但我想，做人与作文那是没什么根本上的联系的，如果照我看来，道德可能会给文章贴一点金，但那也只是暂时性的一种主流肯定；而文章写得这好，可能对你的道德为人起到宣传的效果，但是却不能因此提升你的道德高度。我们希望每一个道德家才高八斗，落笔惊风雨，诗成泣鬼神；也希望每一个文章家都是精神的教父，文化的楷模。但我们不能要求他们。写文章不过是一种爱好，一种职业而已，在我看来与打麻将下棋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我写出文章来有人读，有人批评有人说好，与我打场篮球有人欢呼有人沮丧没什么两样，尤其是纯艺术上的东西。如果以道德来衡量一个作家的作品，西方很多现在公认为一流大家的都是不够格的，就连马克思在做人上也相当失败，因为一个最基本的平常普通的丈夫，父亲他都没有做好；按照中国中庸原则，鲁迅做人就不够厚道。大家尚且如此，小把戏如我辈又能真高尚到哪里去？文章关道德屁事，道德关文章屁事。难道写章的人讲道德，而不写文章的人就没有道德上的要求？那我宁可从今天起不写文章了，那就可以偷鸡摸狗坑蒙拐骗而得到原谅，不必遭受谴责。显然是不可能的。

我的观点是：道德是全社会全体公民的事情，写文章的人只是其中的一小撮，我也是希望大家的觉悟都达到共产主义，绝对共产主义，路不拾遗，个个温文尔雅，彬彬有礼。作家也一样，个个是社会的良心，那我们就是良心的社会，多好。但事情总不是那么的心想事成，想当然尔。把文章与道德搅和，如果用在对某个确实恶劣的作家身上倒也无可厚非，万一不小心被小人所利用，是可笑也是可怕的，弄不好会如王小波所言，逻辑的问题本来是一个对错真伪的问题，可论战的双方却在努力证明对方是“资产阶级”持有“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而自己是无产阶级的，持有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如果在特殊年代，有可能就因此要了某些人的小命。道德是道德，文章是文章，作品是作品，人是人。道德上的败坏并不是他作品不好的理由，符合主旋律也不能就是伟大作品的标志。如果这样，那么文学就真的走向文学了。我看西方的一些作品、艺术家时常说，这些人太无所顾忌了，就说杜尚吧，拿个马桶当艺术在我们这样的环境下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也根本不可能被认同的。对于艺术我们太过于一本正经了，这种一本正经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种可怕的束缚。有道德，有良心，又主旋律的，结果文学不是文学，而成为了宣传主流意识的附庸，文学在一个作家的价值结构中倒退到其次。我们没有伟大的艺术家，因为我们不知道《百年孤独》、《等待戈多》是与道德没有关系的，道德本身只是对于一个公民的基本要求而不是某一特定职业人的要求。反过来说对艺术本身的过多要求，又是不道德的。而且在我们这个全民政治般的讲求意识形态统一的国家里，根本就不明白道德与否那要看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取舍。就我理解的道德来说，只要一个人不妨碍他人，侵犯有损于他人，他就是道德的，至于他的书，你喜欢就看，不喜欢就不要看。如果他妨碍了他人或社会，请交给法律；如果他的艺术有问题，那么请交给批评或者让大众遗弃。

这就是我个人的观点。这篇文章的写作动机缘于王小波，缘于某一位仁兄对于王小波的不屑一顾，缘于王小波文中的一句话：“在科学上，只有错误的学说，没有卑鄙的学说。”即使用在文学上也差不了多少。作为一个作家来讲，道德重要，文章更重要。但它们之间不是水和面粉，千万不要用来搅糨糊。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