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iouyun_fei先生一夜之间写出并发表了题为《与野兽派的角谈幸福》的“讨角檄文”，文如泉涌，神采飞扬。初读下来，实感汗颜和惶恐：本文先说明我引用的不对，证明了我的观点的虚假；后通过我个人的经历证明“文化高下论”；其中谆谆劝诫我者众，声色俱厉控诉我者一：

“所以，兽兄还是放下架子，踏踏实实地为这个国家的民主和自由说话，不要让那些阻碍民主阻挡理性的声音，成为现代化进程的绊脚石。”

读到此处，心中一凛，回忆了半夜，发现中国的文革和第二次世界大战都不是我发动的，才渐渐放心睡去也。

我搬出叔本华老夫子实在没有要吓唬人的意思，为中国90年代后已经逐步进入了另一个新的“知识无用”的时代，大家崇拜的是经济、金融、商业、娱乐圈的大腕们，对老一代的学者并无丝毫敬畏之心，我“拿大奶子吓唬小孩”（胶东谚语）——能成么？我的真实意图是表明，我的思想并非我自己的，历史上有个老家伙比我表述的清楚。在我的文章的有限的篇幅内，不可涉猎太多，如果感兴趣你可以去查找。

事实上，我引用的也就是xiouyun_fei先生所引用的那一段，只不过我们所引用的方式不同。xiouyun_fei先生是完全引用，而我只不过是诠释性引用，引用他的大意而已。值得一提的是，2007年高教司和中宣部等单位联合出台的人文学科的《学术规范（草案）》中，不禁止阐释性引用，所以，公安局也就没有来逮我，尽管碰上“严打”也没有，我还是在新疆逍遥吃我的手抓羊肉呢。

但是无论如何，我承认xiouyun_fei先生的引用准确得跟真理似的，叔本华确实说过“生命是一团欲望，欲望不能满足便痛苦，满足了便无聊，人生就是在痛苦和无聊之间摇摆”的话。但是xiouyun_fei先生也是断章取义了：如果人生这样不堪，我们还追求什么？叔本华老夫子不会不明白这个道理，他在“欲望的满足”后边还设定了一个“愉悦”的环节，尽管叔本华也承认相比较为了达成某个欲望所付出的努力，这种愉悦是相当“短暂”的。这一点，曾经按照计划实现过自己某个人生目标的人，都是有体验的，不必多谈。我要说的是，叔本华先生所说的这种短暂的愉悦，就是我所定义的幸福感。

断章取义是不行的。我们不能因为泰山上有“孔子行经处”就认为孔子是个女人，并且是个年轻的女人。

然而，我认为，即便是我引用叔本华不准确也并不妨碍我的观点的合理性。在后现代社会，理想与信念都死掉了，权威也自然垮台。一种“主义”出台，会跟出十种“主义”恶狗相互撕咬，没有一种声音是主导性的，大家什么都信，什么都不信。整个人类生活变得平面化、零散化，英雄没有了，英雄只属于80年代。我们剩下的是平庸的生活和毫无个性的呆板面孔。现象后边不会再有什么本质让你去寻找，生活只不过是残片的随意组合，甚至连组合也不存在。在这种情况下，一个百年前的老外的著作又能给我的观点增加些什么呢？

难道会因为叔本华的名头给我的文章增加说服力么？叔本华之于我，不过是一种表达手段而已。当我说：子曾经曰过：“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如果不是孔子说的，饮食男女就不存了么？

xiouyun_fei先生“雄文十二段，段段有俺名”，　可惜没有一个字是自己对“幸福感”或者“幸福”的定义和理解的表述，却美其名曰“与野兽派的角谈幸福”。与阎王爷的恋爱——如何谈得？

那么，我们就谈漂亮女编辑西子。

老乡西子现在痛苦万状，精神状态跟失恋差不多。据她说，读了我的文章认为我正确，读了xiouyun_fei先生的文章认为他正确，无所适从。西子让我想起了一则《伊索寓言》，不提也罢。

事实上，人文学科的观点又何尝存在什么正确与不正确呢？正确与否那是自然学科和科学工作者应该关心的事情。某一个文本放在我们眼前，我们先要确定它的文体，属于文学我们要看形象，看语言；哲学著作我们要看它的逻辑性和严密性；论文我们看它的合理性和提供的信息量。这些文章我们何曾要求它们正确呢？只要是观点明晰，逻辑清楚，论证充分，语言规范就是好的论文。而杂文呢？我们只不过在论文的基础上要求它的语言具有形象性、观点最好有启发性而已。因为，据说杂文也是文学（我很怀疑）。

判别这两种情况有个最简单的方法：正确与否最终指向效果性，即利害关系；合理与否最终指向人性，即审美关系。

西子作为编辑面对对一首诗歌的时候，是否首先想到这首诗歌的观点正确与否呢？所以，西子大可不必悲伤啼哭的。

将自然学科的规范运用于人文学科中，这就是我所谓的“达尔文的幽灵”。

从这个角度讲，我们人人痛恨（山野居士除外）专制并不是因为专制不正确，而是因为专制不合理。合什么理？合个体幸福之天理。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人权宣言》就没必要在这里罗列了。

这就涉及到上述xiouyun_fei先生对我的强烈谴责了，xiouyun_fei先生说我发出了“阻碍民主阻挡理性的声音”。民主暂且不提，那么，xiouyun_fei先生所谓的“理性”是什么东东呢？难道我们中国真的缺乏所谓的“理性”么？

就如同抽象地谈论文化无法言说一样，理性也必须具体化。

记得2004年夏秋之交，胶东大雨，一个女人被雷击而死，据说死的时候背上还有谁也不认识的纹章。而这个女人恰恰是“气死公爹骂死婆，拉着老公去跳河”的主儿。

山民的解释是：“伤了天理。”

我认为，山民对这个历史事件的解释是一篇绝好的学术论文，其价值远远超过我与xiouyun_fei先生所发表文章的总和：

首先，山民认为确实存在着一种上天赋予人类的理性，这就是“孝道”，每个人必须无条件遵守。具体为什么，山民不解决，形而上学的问题留给了托马斯阿奎那去解决。用学术术语来表现这就是所谓“道德理性”。

其次，山民对雷击事件的过程进行了有效表述，即：因为某个事件（女人不孝）发生了，所以另一个事件（遭雷击）接着就发生了，将前后两个毫无联系的事件连接起来，构成一个因果链条。这，恰恰是我们现代社会中科学家们所从事的事业。这种理性就是所谓“工具理性”。

一个无知的山民能够熟练运用“道德理性”和“工具理性”进行某个事件的精确表述，你能说我们中国人缺乏理性么？

谁敢说我们中国人缺乏道德理性？我们如何看待《周礼三书》？我们如何看待《四书五经》？我们如何看待由道德衍生出来的各种法律（包括宪法）？

谁又能说中国缺乏工具理性？历史上我们中国人津津乐道的“四大发明”、中医学、制陶、冶铁、现代工业、现代国家制度，进化的观念，革命的观念，原子弹，“科学不是万能的，没有科学却是万万不能的”　观念，哪一种不是工具理性的具体表现？

但是，据我理解，《孔雀东南飞》中的刘兰芝、《红楼梦》中的林黛玉、《梁祝》中的祝英台难以计数的文学作品中的和现实中的人物都是道德理性杀死的；至于工具理性，远的不说，上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亡魂都是工具理性恶性发展的结果。

那么，xiouyun_fei先生到底害怕我写文章阻碍了哪种理性呢？退一万步，假设我真的成为理性的绊脚石，是否xiouyun_fei先生唯一感到害怕的是理性杀人太少了？

关于文化高低问题，已经谈了两三天了。我的意思是，我们可以提“文化”这个抽象的概念，但是要研究文化必须具体到“文化形态”，我见过研究文学的学者、电影工作者、饮食专家、旅游家等，但是我没见过“文化家”。如果xiouyun_fei先生要谈美国好莱坞的电影和中国影视那一种更好一些，我会肯定告诉他：好莱坞影片尽管商业化，但是从想象力和拍摄技术的角度看，目前世界各国无可类比；如果你问我美国的政治制度和中国目前的政治制度相比，你更喜欢哪个，我也会毫不含糊告诉他：据我了解，美国的政治制度目前比较合理。但是，由于世界经济和文化已经全球化，基本上形成专业科层体系，xiouyun_fei先生非要打破这个系统非要搞一个“一揽子计划”，大谈文化整体，西方的就是西方的，中国的就是中国的，这能成么？你能问：纽约的股票市场和上海股票市场哪个更有效率？或者，哪个更加不资本化？中国的奇瑞汽车出口的美国是不是变成道奇了？

在全球化商业经济背景下，云南某民族尽管目前还处在“群婚”阶段，用达尔文进化论的观点看非常落后了。但是人家搞旅游，就发展这种文化产业，村落每一个居民收入很高，都生活得很幸福。那么，这种“原始文化”就一定比“社会主义文化”更不合理么，或者地位更低么？

如果说，90年代以前世界各民族的文化还存在高下的分野的话，“资本神话”已经将各种结构的文化形态强行拉到这个“神话”平台上来了，你还能如何分高下？

xiouyun_fei先生的观念事实上反映了新中国教育的巨大成功，他的这些观点背后隐藏着民族主义的精神资源，究其原因，除了意识形态几十年教育的潜移默化之外，还有承传了中国近代历屈辱史通过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历史文化积淀。

但是，五四启蒙主义是有局限性的，最重要的表现就在于它的专制性，即“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的独断精神。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发问过，尽管“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难道“己所欲就一定要强加于人”么？这在xiouyun_fei先生身上也有所表现。我个人因为某种原因的落魄相被拿出来作为论据，未免偏离了对生命个体的尊重，不过是为了让我接受他的观点而已。可能启蒙主义者根本就不在乎这些，只要启蒙就好。再者，贱内正在申请韩国签证倒是真的，但是实在并非因为在资本主义文化环境中生活得幸福。在那个环境中工资所得实在不够花，只有回国才够用。同样的工资，从满足个人需求的角度讲，还是国内的文化环境更幸福一些。

五四是伟大的，但我们必须超越五四。这也是当代中国人的历史的使命。如果五四或者鲁迅真的成为中华民族不可超越的历史丰碑的话，这到底反映了五四的伟大，还是中华民族创造力和想象力的枯竭？

2010年8月3日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