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聚会，宴席上觥筹交错，气氛热烈。孰料就在我起身接酒时，对面那位对我说：“把你的手机取了吧，都什么年代了，谁还把那玩意别在裤腰上。那是‘两棵树’——‘土锤’（two　trees）。”

我很尴尬，一时竟不知说什么好。环顾四周，同学们如今发达了，一个个华服加身，非官即商。夏天穿短衣长裤黑皮鞋，裸露的皮带上没有一个人别手机。再看我一副颓唐模样，短裤凉鞋，手机歪挂皮带，真有点滑稽。见我这副尊容，有人跟着起哄，有人给我解围：“没关系的，文人腰里别手机，另当别论。”也有人帮我出主意，让我买个手机套，再买个手包装着，或者干脆装在裤兜里。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流行风，如我这样迟钝的人，又怎能追得上？想当年少数人腰里别个手机，沉甸甸向人炫耀着，那是财富和地位的象征。待我也把手机别腰里时，他们却忽然把手机藏了起来。买一个真皮的手包，里面装着手机、钥匙、香烟、名片、钱包等小物件，与之配合的通常是一款名车。据说这包还有讲究的，夹在腋下，双手腹前交叉的，一看就是领导干部；要是抓在手里，急匆匆地赶路，一看就是收电费的。连刨垃圾的都靠它交换信息，我还把手机别腰里，就难免“土锤”了。

我并不责怪那个说我“土锤”的老同学。很多年来，我们关系一直很好，正因为关系好，他才会提醒我。况且他当时喝得有点高了，言语上必然冒失。从酒店里出来后，我留意街上那些男人们，看他们的手机放在哪里的。因为天热，很多男人的汗衫并没有扎进裤腰里，所以看不出手机是否别在皮带上。露出皮带的几个很少别手机，偶尔别了的，大都是汗流浃背的。要么推了自行车走街串巷，要么坐在树阴下扇草帽。这个发现让我大吃一惊：天啊，我居然和那些社会底层的人一个行头！

回到家里，我把那个用了很多年的诺基亚手机，连同手机套一起从皮带上取了下来，很随意地扔在房间里。放假以后，我的电话很少，有时候一天也接不到一个，但要完全放弃使用它，好象也做不到。什么时候，手机成了我身体器官的一部分，和我形影不离。出门的时候，我把手机装在裤兜里，但是很不习惯，鼓鼓囊囊的。我又不想专门为它买个套子，再为套子买个手包，把它严严实实藏起来。我又不是行政干部，那样不合适。我很犯难，手机成了个碍手碍脚的东西，真想把它扔了！

又过了几天，学校开始集中培训，同事们又见面了。我留意男同事的手机，居然有相当多的人还是像我一样把手机别在腰里，连校长也这样呢，我心里这才塌实下来。渐渐地，我发现了更多的腰里别手机的同事，心里就更加塌实了。下午再来培训的时候，我又把手机别在腰里了，也没人笑话我。在学校这个很封闭的小社会里，时尚的东西不太流行，同事间关系比较单纯，很少有谁笑话谁。经过这次手机风波后，我更加喜欢我的学校了，我更加不喜欢上街了，它让我遭遇尴尬，感到自卑。要是能一直待在学校里，一辈子不出校园，不和社会上的人进行以金钱为唯一中介的物质交换，那该多好。

其实，放不下的是面子，是虚荣，是自尊心，而不是什么手机。真可笑，我要是不在乎呢？别人说什么也就没多大意义了。毕竟，手机应该放哪里这类问题，是很私人的事，与别人无关，更与面子无关。我若是个洒脱人，那么手机放哪里，或者有没有手机，都不是什么问题。这叫拿得起，放得下。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