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31日我在烟雨红尘网站发表了我首篇杂文《个体高于一切，无论东西》，原意是要与我的朋友xiouyun_fei先生商讨点什么的。其实我在发这篇文章的时候的心情很复杂，表情眼神也是怯生生的，初来咋到，就如同小媳妇chu夜后清晨堂上见公婆的那般光景。未曾料想，我的朋友xiouyun_fei先生腆着一张理性主义的脸大发万钧雷霆之怒，先是斥责我无知，接着训斥我引用不准确，接着便判了我的刑：“民主、理性主义的绊脚石”。

我这几天的日子确实不好过，夜夜以泪洗面，真可谓战战兢兢，如履薄冰。面对我的朋友xiouyun_fei先生一篇接一篇的雄文，我先是“汗颜”，接着是“臭汗蒙住了我的眼睛”，接着就“汗不敢出”了。

怎么办？搬救兵吧！

我搬出了康德，xiouyun_fei先生说我卖弄；我搬出了叔本华，xiouyun_fei先生说我不准确；我搬出了贾宝玉，xiouyun_fei先生不屑一顾；我搬出了美女编辑西子，xiouyun_fei先生盯着西子看了老半天很是送了几车秋天的菠菜，又顾左右而言他。

我心一横直接搬出了杀猪刀和自动快枪。xiouyun_fei先生马上色霁，忙不迭作揖，声明我的文章“绝没有胡搅蛮缠的成分”、“本文对我文中的杀伐之气批评完全正确”。

学术权威离我太远了，美女西子操控着我文章的发表，直接影响我的文化生活，相比之下，我更倾向于认同美女西子。然而一旦出现杀猪刀，那会危及我的生命，美女也只好不要了罢。

从威力上看，权威不如美女，美女不如杀猪刀。

这简直是一定的。

究其实，权威、美女和杀猪刀代表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三种价值取向和三个层面的人格结构，最终构成了知识分子三种生存方式，即：知性精神生活、现世世俗生活和政治生活。

所谓“知性精神生活”就是现代知识分子的文化精神诉求，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就将标志性建筑固定在康德、叔本华等一大批西方先哲或现哲身上了，其核心就是培根所说的“知识就是力量”，关注的是知识的系统性。中国第一个现代知识分子，我认为，应该是林则徐。这家伙除了禁烟运动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产生了影响之外，还编译了《四洲志》，其中最著名的是魏源所著《海国图志》。这是一套丛书，“师夷之长以制夷”的口号就是在这里提出来的。所以，林则徐被认为是“中国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中国现代知识分子阶层的精神追求与传统士人阶层的区别是一目了然的。“道可道非常道”说的是天地之间有种规范；“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说的是人生有种什么规律，尽管这种规律具有不确定性；“天人感应”说的是人世间的各种规范和秩序是老天爷安排好了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说的是人（不仅是女人）在社会上的行为规范。在这个时代传统士人阶层也具有一种优越感，但是这种优越感不是像现代知识分子一样来自知识，而是来自道德。也就是说，传统士人阶层认为我比一般人伟大，因为我具有高尚的道德；而现代知识分子则认为我比一般人伟大，因为我具有丰富的知识。

我们先不说知识决定人格的命题是多么荒谬，我们假设知识的丰富性就是人格伟大的标志。那么，这种伟大的标志到了中国90年代以后就轰然倒塌了。为什么呢？整个世界已经进入了信息化时代。所谓的知识就是信息。我们现在世界上每年的出版量比得上以前1000年。每一个现代知识分子不得不做出选择，确定其中一个领域作为自己的“阵地”。鲁迅时代，自己信心满怀坚定地说：“先占有，再挑选。”80年代尽管犹疑不定，但是还是说：“不管是东来风还是西来风，都是我的歌。”刘索拉底气不足，也还咬着牙说：“你别无选择。”

现在，这种声音已经听不到了，在贾平凹的《浮躁》之后，我们已经哑然。xiouyun_fei先生颇有微词的摩罗生活阅历是非常丰富的，插队、做中学教师、曾遭受主流意识形态的批判，其启蒙主义立场还是表现在他的《耻辱者手记》中。90年代之后，他不得不做出策略性调整，那就是反启蒙。不过可惜的是，摩罗反启蒙、反现代性的精神资源并不高明。

90年代之后，知识分子必须“先挑选，再占有。”

中国缺乏西方的基督教人道主义，更缺乏的是浪漫主义时代的个性主义；我们传统文化中具有的道德理性和宋明理学。而工具理性的缺陷是自身无法克服的。摩罗还能选择什么？他不选择民族主义那才是咄咄怪事。

这样，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90年代以后就面临着自身优越感的崩溃。知识的丰富性已经变得不确定：一个搞美利奴绵羊克隆的“知识分子”如何去跟一个搞原子弹的“知识分子”去比较谁的知识更多？知识分子失去了群体对话的平台。所以，中国知识分子在90年代后集体死亡，我们中国现在已经没有知识分子群体了，如果说有残存的话，只是个别的遗老或遗少。

xiouyun_fei先生年龄不大，当属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遗少”这一类。

值得一提的是，我认为中国知识分子的集体死亡有两个重要的标志：一个是那场政治风波；一个是贾平凹92年出版的《废都》。

我现在称死亡之后的知识分子为“专家”或者“后知识分子”。

90年代后全球信息化和商业化将中国知识分子们从高高在上的知识宝座上强行拉下来成为专家，其实质就是让家具设计师成为木匠，让服装设计师成为裁缝。专家们所从事的行当变成不折不扣的谋生工具，与种地的农民、市场小商贩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呢？

现实主义的做法就是必须承认：妓女与教授本质上没有区别，都是卖嘴皮子的，尽管嘴皮子的方向也许不同。我决没有侮辱教授的意思，我本身就是教师。

正是在这里，后知识分子邂逅了其生活的第二个层面，即“现世世俗生活”。

后知识分子的世俗生活一如其他人，工作和衣食住行。如果非要找出点什么不同，那就是后知识分子们衣服穿得比一般农民正规一些，偶尔穿个名牌高兴半年，绝没有娱乐界大腕们鲜光。吃的相比农民精致一些，偶尔吃点鸡鸭鱼肉，绝不比二奶们小资。

一般城市的后知识分子往往也有100平米左右的住房，按揭的，终生房奴，里面没有金银珠宝，有的是书。这一点似乎还不如农民。这涉及到爹的问题。农民的爹一般是农民，农民爹一般有给儿子盖房子的责任感，所以大部分农民结婚就有房子住，农村住房不贵，5万元钱基本可以搞定。后知识分子爹不一定是知识分子（专家），中国城市化进程决定了后知识分子爹大部分是农民。农民爹为后知识分子儿子在城市里花几百万买房子一般说来是不现实的，所以在买房子这方面农民爹基本都是“不作为”。这一点看看《蜗居》中海藻的公婆（小市民）就知道了，这里面是有“你妈”、“咱妈”和“他妈的”之间的区别的，但是不包括黑寡妇的《同学的妈》。

关于行的问题，后知识分子也一如常人，北京上海广州骑自行车的居多。温儒敏先生贵为北大中文系主任，一辆破自行车小偷绝不光顾。中小城市的偶有买汽车的，但绝不是凯迪拉克、克莱斯勒、悍马什么的名车，10万元人民币左右。后知识分子也会安慰自己：有车没有车区别大了，好车孬车区别不大。这里面也有经济之外的客观原因：后知识分子工作场所或研究所或学校，基本是固定的，房子与单位之间的距离一般较近，有车用处也不大。至于旅游，偶一为之可以，经常旅游老婆孩子就得喝西北风了。

还有饮食男女。饮食谈过，不提。关于男女，后知识分子一般只有一个老婆，“小二”、“小三”与后知识分子无缘，那是各行各业们大腕们的消费品。唯一的老婆对后知识分子来说是真正意义上的“日用品”。阿忆这家伙前几年在网络上晒工资，7000元左右。他说的没错，在北京真的不够用。何况其他地区的后知识分子们月薪一般没这么高，大约是初级职称1500左右，中级职称3000左右，高级职称4000左右。灰色收入有个前提条件，必须有权力，后知识分子们哪里有这个，他们有的只不过是不合时宜的各方面的知识而已。这种情况就决定了即便后知识分子貌比潘安、壮如嫪毐，哪里会有什么“性外快”呢？能保住“性工资”已经不错了。

后知识分子的工作环境实在不能算是优越的。后知识分子群体都是新中国大学教育流水线上生产出来的，他们用的教材、开设的课程甚至学制和管理模式基本一样，思维方式我们的政府已经确定无疑决不允许更改的，那就是辩证法和唯物主义。相同的材料输入相同结构的大脑，用相同的方法论进行处理，那就是网吧中的电脑们，得出的结果必然是一样的。也就是说，这一批人在创造力方面已经被意识形态去势了。这批人毕业后让他们去创造，结果就是批量生产的垃圾。自然学科的所谓创造，必须有历史机遇，在现存方法论框架下该出现的理论和发明基本出现了，无论怎么努力不过是在前人的基础上重复或者小范围修正，除非方法论发生重大变革，否则何来创造呢？人文学科也不过就是东拼西凑相互抄袭的“研究成果”。每年中国各种人文学术期刊上发表的文章数以万计，真正给人启发具有创见性的寥寥可数。我个人的阅读经验是读人文学科的论文要读副高和70年代以上的，这一批人在自己的领域内浸淫数十年，多少会有自己的发现。其余的，垃圾居多。

那么，后知识分子们是不是可以不制造垃圾？

这是不可以的。

教育部已经跟出版界达成了某种秘密协定：中国需要垃圾。

教育部一副皮条客般的嘴脸严肃地说：后知识分子们，你们听了，你要想提高工资就要评职称，要评职称就要发文章。出版界如同妓女一般扭搭着腰身说：后知识分子们，我们明码标价。你们发文章就得给我钱。我要的也不多，普通刊物500——1000不等，一般核心期刊也就每篇文章2000元，专业核心期刊也就10000元。我给你们民主权利，你们可以不来。

这绝不是危言耸听。某刊物一篇文章收钱9000元的情况我是见过的，只要是研究人文学科的都知道我说的是哪份刊物。

这意味着，后知识分子中越具有科研能力的人赔钱越多，后知识分子便“被嫖妓”了。用个人的工资来养活科研，这才是真正的中国特色。许多大学的年轻教师必须拿出自己年薪的三分之一强来发表自己并无多少创建的垃圾文章。

至于后知识分子如何通过工资、奖励、处分、开会甚至作息制度被纳入官僚体制之内，大家有目共睹，我也懒得去说。

这就是后知识分子们真实的生活状态。高度世俗化和日常化的个人生活环境打掉了现代知识分子唯一可以骄人的精神上的优越感；高度体制化之下的后知识分子还有多少的精神自由，是否还有什么创造性。这是令人怀疑的。

当知识分子的知性精神生活与后知识分子的现世世俗生活不期而遇，后知识分子尴尬无比。他们想用知识使自己高贵却失却了最终的依据；他们想如市民农民一样随波逐流甘于物质，耳边却还回响着启蒙主义神话低沉的呜咽。

但是，如果牺牲现世世俗生活来换取知性精神生活，后知识分子们会如何选择呢？中宣部每年都要大量投资于人文学科的“课题”，换来的是后知识分子对现存秩序的赞美。于丹们不是在做文化大买卖么？文艺界80年代中后期以刘震云、池莉等为代表的新写实主义创作中知识分子身上的英雄主义已经不见了。这是一个时代死亡的信号。“君子固穷”在我们这个时代已经是一个传说。

“君子固穷”是孔先生的原话。据《论语》说：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子路愠见曰：“君子亦有穷乎？”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大致的意思是孔子周游列国的时候在陈国断粮三四天，跟随的人病得站不起来了。子路从外地求援回来一见这种状况就大光其火，对孔子吼道：“难道道德高尚的人也会成为穷光蛋么？”孔子就说了：“这哪跟哪呀？道德高尚的人即便是穷光蛋也会这样过下去的，道德低下的人如果贫穷了那就又偷又抢了不得。”

这是一般教科书上的现代文翻译。

其实，孔子的时代汉语词汇“穷”一般不做“没钱”讲，而是与“通”或者“达”相对应的含义，即“仕途不顺”。子路发火不是因为孔子没钱，而是因为孔子既然有这么深的治国道行，怎么能没得官做呢？孔子的回答就是：没官做怕什么？正是因为洒家道行高深道德高尚，所以安能忍受这种没官做的日子呢。“穷”的这层含义在唐代白居易的处世名言中看的就更清楚了，他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

那么，拥有了道行或者知识就应该做官，第一次将知识和做官联系起来的是谁？

还是孔子，“学而优则仕”么。孔子自认为具有不世之才，颇有济世胸襟，本来在祖国做一个享受部级待遇的公安部的副部长还是称职的，可惜为权贵排挤，为重谋官职拖家带口周游列国，终不被重用，在陈国差点被饿死，在卫国还差点被美女南子勾了去。孟子比孔子小100多岁，游齐梁宋都不得重用，最后不得部屈居滕邹小国，大约任了政协委员之类的职务。他也是效法祖师爷孔子的。

真正凭借知识获得高官厚禄的，这一时期主要有“鬼谷四杰”，即传说中鬼谷子门下的苏秦、张仪、孙膑、庞涓，和在秦国变法的“大良造”商鞅。别的不谈，但看河南老乡苏秦。苏秦年轻时候肯定是个败家子，从鬼谷子政治学院毕业后回家首先不顾家庭的反对卖了房子也卖了地，把好端端的农家日子给糟蹋了。卖了多少钱，历史上语焉不详，反正他带着这笔钱远走高飞，到各国娶兜售自己的知识，据说还曾经到过当时的国务院门口，没钱送礼就没人通传也就没见到国务院总理。总之，苏秦的学说五六年也没有市场，钱花完了回老家。这个时候的苏秦鹑衣百结，挑着一副担子全是破衣烂衫，一副乞丐模样。史传苏秦回家后“妻不下织，嫂不为炊，父母不与言”，大家腆着脸不理他。

但是，苏秦这家伙还是有肚子的。他发现鬼谷子先生教授给他的全部是学术垃圾，所以立即改换门庭。这一次他投身姜太公之门，学习的专业课是《太公阴符》。唐以后有人对《太公阴符》做出过大量的研究工作，阴阳五行奇门遁甲黄药师什么的，确实难懂。不过苏秦这家伙读书的方法也太匪夷所思：他找了根铁条磨尖了捅自己的屁股，找一根牛皮条把自己的脑袋勒在房梁上，嘴里还念念有词，这就是中国教育史上著名的“两头遭罪学习法”，学名叫做“头悬梁锥刺股”。苏秦非这样学习不可，否则记不住的。这样捅呀勒呀的，一年多事就成了，最后是相燕挂六国帅印，史称“一怒而天下惧，安居而天下熄”。

古代士人苏秦的成功为中国文化书写出一则平民通过知识成功的神话，其文化含义只有亚伯拉罕林肯的成功可以相媲美。这可以看成中国“官本位文化”的滥觞，为士人和知识分子树立了一个光辉典范的榜样。值得注意的是儒之大者如孔孟董仲舒皆不得重用，程朱理学大师亦不得用，被重用的基本都是专门技术人才。如果说孔孟董子都是知识分子的话，四杰商鞅之徒都是后知识分子。这种状况至今未变。你看目前的中央领导人北大毕业的有几人？几乎都是自然学科出身。中国文化是不需要两个最高权威的，这里面自是另有一番道理。

经过察举制、九品中正制之后，中国士人阶层终于在隋唐之后得到了属于自己的春天，科举制诞生了。这意味着知识可以通过科举这道桥梁过渡到官场，意味着“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这反过来强调了知识的重要性。才子就是这样炼成的。

所谓的才子，就是精通制艺（科举考试技术）的士子。李白在唐代被目为才子，是因为唐时科举有诗赋考试科目，如果放到宋代策论和明清八股科举考试中，他就算不得才子了。“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三五年。”唐宋时期，中国科举制已经达到顶峰，官本位文化业已形成。唐宋之前有魏晋风度、山水玄言与政治权威相抗衡，唐宋以后与官场的文化冲突基本不见了。知识、科举、做官基本三位一体以做官为主导方向，士人阶层自觉被体制化与后知识分子阶层极为相似。这种文化长期发展过程中，逐渐发生变异，三位一体的表述方式逐渐被简化，那就是：

知识等于科举。

《儒林外史》中就有白发考生在自己的儿子考上举人后总感觉不是自己亲自考中的，心中不舒服的人物形象。出版考试参考书成了牟利的便利手段，《儒林外史》中对这方面也有表述，其中逼迫自己的女儿殉葬的王玉辉便是一个考试用书编辑，还有鲁编修等。新中国成立这么多年，考试文化可以说已经形成，各种各样的考研辅导班和考试用书风靡各地，我们的孩子们学了20年英语竟然连日常用平诸如“鞋带”、“瓶盖”、“生姜”、“大蒜”都不知道。这种考试英语不学也罢。之事实上都是传统科举文化影响的重要表现。

知识等于做官。

怀有知识而不做官，在旧时就叫做“怀才不遇”，这个主题的作品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主要是小说和戏剧中多得无法统计。但是我最佩服的古代文人冯梦龙所编撰的《三言》中就有很多，最著名的当属朱买臣的故事和姜子牙的故事。朱买臣自是过了很长一段贫穷时光，结果老婆跟了大腕跑了，科举成名后老婆强烈要求回来，结果就是著名的“马前泼水”；太公为了得到当权者的重用曾经闹过玄虚，不远千里到渭水之滨直钩垂钓，哪里能钓上鱼呢，等着被钓就是。在闹玄虚之前他恐怕是真的过了一段并不风光的日子，据说他还做过生意当过小商贩。只可惜赚不上钱，要贩猪，猪行市起价，买不起；要贩羊，羊市场起价，也买不起。最后一气之下贩面粉，结果被一场没有由头的大风吹跑了。姜太公的老婆也是傍了大款的，姜太公做了丞相以后老婆马氏也坚决要求复婚。后来的事情我就忘了。只记得姜太公比朱买臣有情义，将自己的老婆马氏“封神”了，只不过封了个“丧门神”而已。马氏与门神尉迟敬德之流的职业没什么很大的差别，一个丧门一个守门而已，职称是一样的，马氏也就没计较。至于蔡文姬的老爹蔡伯喈，我们就不说了。

相比较而言，科举文化构成中的这种简化形式对我们中国文化心理影响非常大。知识等于做官的信条首先影响了我们中华民族的女性，历史上我们的优秀的女性都愿意争先恐后嫁给知识，都有好的结局，崔莺莺（《西厢》）、王娇娘（《娇红》）、洞庭龙女（《柳毅传》）、杜丽娘（《牡丹亭》）都是这样；另一方面劣质女性都是鄙视知识，不懂得知识的价值。马氏（《封神演义》）、买臣妻（《朱买臣传》）甚至庄子妻（《庄子休鼓盆成大道》）基本都为鄙视知识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即羞愧上吊而死。看来，知识神话只能骗骗小女孩而已，已婚的女性对知识神话已经具有了免疫能力。其次是影响了整个民族的文化心理。千年的舆论重复的结果就是知识等于做官的信条以一种潜意识形态深入每个中国人的内心世界，影响着人的行为方式，决定着对人的评价。知识在才子身上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而知识就是做官的能力，才子也就是一种能力的化身，尽管有时这种能力还是一种潜能力。这就是才子意识。才子意识即便在现代社会中也没有完全消除，而是以这种或那种形式不断地表现出来。关于鲁迅、茅盾、徐志摩等的婚恋状况，我们很少有人指责他们道德败坏，充其量说他们文人无行罢了。如果相同的情况发生在一个没有知识的市民身上，那就是“流氓”。当邻居家的孩子考上大学，尽管与我们没有什么关系，我们还是以一种艳羡和崇拜的口吻来谈论。这些都能看出传统的才子意识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复活。

事实上，才子意识表面上看是对知识的追求，本质上却是对知识背后隐含的“做官”的能力的认同。难怪大才子李白得官后“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得意之情溢于言表。也难怪柳七被皇帝封杀之后直接挂出招牌“奉旨填词柳三变”，怨愤之情放浪形骸之外。

士人阶层和知识分子阶层与官场的关系是撕捋不开的，官本位文化已经内化为中国知识界的精神需求了。

后知识分子们所处的时代与唐宋是士人的时代从高度体制化这个角度看分别不大，也就是说，我们现代的专家们如果想做官机会有的是。这有三个必要条件。其一，中国文化结构中官本位文化的核心地位必须保持一百年不动摇。要采用一切合法手段最大限度提高各级官员的社会地位，让他们至始至终成为我们这个社会中最大的受益者。除了个别罪大恶极已经突破法律的容忍度的要坚决绳之以法，其余的要给予最大限度的宽容政策，如果必要可以通过人事调动平息民愤。中国传统的精神资源在五四和文革两次巨变之后已经所余无几，东欧剧变后新的价值理想也很难存在。面对中国思想界的理想真空状况，有形的官本位文化也可以暂时充当一种行之有效的价值追求。其二，对个别心怀不轨的没有完全“后”化的知识分子要坚决实行国家的专政职能。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充分借鉴历史上从焚书坑儒、文字狱一直到胡风反革命集团等文化事件的处理方式，绝不心慈手软。其三，后知识分子必须彻底死亡，彻底抛弃公共知识分子的价值立场，尤其是自由主义价值立场。后知识分子必须认清自己就是一群专家，就如同狗必须认清自己狗的社会地位一样。后知识分子就是服务于现存社会秩序的，而狗就是用来看门的。然后，后知识分子群体就可以通过现行垃圾制造及评价体系增加知名度，垃圾制造多的且符合国家垃圾要求自然可以得到迅速提升，先做主任、院长、校长，进入人大，然后改行彻底从政。这个时候后知识分子一般达到了处级以上的行政级别，完成了学者向政治家的顺利过渡。

这时，后知识分子还年轻，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xiouyun_fei先生大谈五四胡适，其基本价值观念坚持启蒙主义立场，属于没有完全“后”化的知识分子。

这就是我的政治“杀猪刀”。

事实上，中国文化发展史已经证明了：当面对权威、美女和杀猪刀三种文化对象的时候，中国后知识分子（当然包括我自己）基本不会做出超越xiouyun_fei先生的选择的选择的。知性精神生活必须为现世世俗生活让路，政治生活决定一切（包括生命）。后知识分子的三种生存方式构成一个序列级差关系，这与裴多菲的诗歌中构筑的那种文化级差结构有着天壤之别。

裴多菲说：

生命诚可贵，

爱情价更高。

入围自由故，

二者皆可抛。

2010年8月8日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