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迁徙》是本什么样的“大毒草”，吓得渭南警方如芒刺在背，千里迢迢进京抓人又抄书，忙得屁滚尿流。称此书乃“非法经营”，是警方虚晃一枪，搞不好有个回旋余地，真正抓人抄书的原因为作家写作目的是“煽动移民闹事，泄露国家机密”。这个罪名成立，够谢作家喝一壶的，渭南警方就立一大功。

谢朝平的《大迁徙》的确记录了三门峡移民的一些历史遗留问题，渭南地区的移民是作品主角。

身陷渭南“书案”的《火花》杂志社原执行社长魏丕植和社长王作忠通话时承认“是由我们这边负责的，稿子没有问题，是我与陈荣麟书记审的稿……但怎么被渭南查封了啊？”魏丕植说：“文稿反映的是人民群众的真实心声和生活疾苦啊！”

《火花》杂志北京编辑部对渭南方面鉴定“2010年增刊《大迁徙》”为“疑似非法出版物”大怒，措词强硬地复函渭南方面，称《大迁徙》是一部反映人民疾苦的作品，事实真实可靠。进而质问渭南方面：“为什么怕事实、史实见读者见人民？”

在警察面前，这个问题问得很“低级”，很“弱智”。警察就是因为写的是真正史实才千里来问罪的。

魏丕植指责渭南来京办案的警察：“我不懂，违规了，但这也不是公安局管的事啊。你们临渭分局干警是不是管得太宽了，手伸得太长了？”

渭南警员王鹏突然站起来怒吼道：“我是警察，中华人民共和国每一寸土地上的事，我都可以管。”吼得魏丕植哑然无语。

《大迁徙》记录了三门峡移民的故事，这里面肯定有渭南市60万移民的血泪史。

上世纪50年代，他们响应中央发出的“迁一家，保千家”、“一人迁，万人安”的伟大号召，毅然舍弃膏腴沃土，远迁宁夏、渭北不毛之地。水库修建时值建国初期，国家财力紧缺，移民经费人均仅1000元，此款又全部用于移民部门的工作经费，群众未享用一分钱。个中甘苦，只有移民自知。

上述这些已经成为历史，库区移民第二代几乎不知国家有亏于乃祖乃父的迁徙苦难史，你谢朝平翻这些陈年旧账意欲何为？“煽动移民闹事吗”？

由于三门峡水库“设计上的失误”，中央对水库进行改建，水库的库容变小了，原来许多被淹没的农田又重新浮出了水面。

听到这个消息，那些远徙他乡将近30年的乡亲们，从1986年开始，数十万移民陆续踏上返乡之路。

针对三门峡移民返迁问题，国务院和有关部门拨给了渭南市移民办一系列经费，主要有：安置15万移民返库区定居经费2亿元、30万亩土地、一定数量的计划内物资。而渭南市移民办经过省和水利部向国务院呈报了3.4亿元的一系列经费规划报告。

《大迁徙》一书谈到这些问题时，必定会牵涉到渭南移民资金的“黑洞”，一亿资金不知去向。读者对这些腐败问题愤愤不平时，三门峡工程不可避免的就会一再提起，这是个危险的话题。

关于三门峡工程的成败，在中国至今还是个敏感问题，是不允许人们公开谈论的。

三门峡工程是“一五”的产物，苏联老大哥的“杰作”。1955年的人大一次二届会议上，三门峡工程经全体人大代表举手一致通过。就在这一片兴奋与骚动之中，站出了两名书生，他们不具党派背景，只是个有责任心的公民。其中一个正当盛年，是著名学府的教授；另一个刚大学毕业，年方25岁的青年学子。

他们不同意在三门峡建坝，很自信地把自己的学术见解交到掌握着百姓命运的决策人手里。他们的意见当时没有人听，但他们对三门峡工程的批评意见，几乎丝毫不爽的成了这日后多灾多难、狼狈不堪的工程之谶语。

一位是黄万里教授，一位是温善章工程师。

三门峡工程上马是头脑发热的产物，两次改建，留下的后遗症至今令人头痛，黄河经常断流就是其中之一。经济损失最保守的估计不下百亿，还有环境和文化古迹的破坏难以计算。光是移民当时就多了30万人迁徙，后来15万人的返迁，仅是一句劳民伤财远不足于概括其所谓之“失误”。

周恩来总理曾说过这样的话：“三门峡工程我们打了无准备的仗。……当时想要黄河清，志向很大，夸下了海口……”

三门峡水库在兴建期间，“黄河清”三字就不断被人们提起，这是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的一句话，知道的人听到“黄河清”，就知道后面三个字是“圣人出”。

问题全部的关键就在于后面三个字，三门峡水库上马，明着说是为了黄河清，而暗着说就是为了证实“圣人出”。谁能让黄河清呢？不是很容易回答的问题吗？

谢朝平写的这本《大迁徙》没有想到会投鼠忌器，他只看到眼前的“黑洞”，没有考虑到会伤及“黄河清”。

《大迁徙》背景复杂，有些真话真的说不得的哦。（2010-9-6）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