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作家被拘……”这一标题，脑海中闪现出三个字——文字狱，中国，文革期间，对知识分子的残害，让一部分握笔杆子的人，受尽生活的折磨，过着牛马一般的生活，身体和精神受到摧残！

现如今虽然走进新时代，我们面对中国的五星红旗，唱着豪迈的国歌，以为当家做主的真是我们自己呢！其实不然，权利只是掌握在一部分人的手中，他们这些掌权的人，可以在朗朗乾坤之下中饱私囊，以牺牲广大老百姓的集体利益，维护他们个人的利益，或者是他们私有小集体的利益。这一部分人的行为，他们的所作所为见不得阳光，可以说是“见光死”，所以，当一个具有正义之感的作家，迎着社会的压力，用手中的笔杆子揭露出他们“见光死”的事态之后，他们首当其冲的就是采取极端的手段，使阴招。他们所采取的手段，绝不亚于日本鬼子进中国的手段！

一个作家，写文字，写到一张逮捕证，在拘留期间，能发出这样呻吟一般的呼声——“总有一天，历史会审判炮制这张逮捕证的人……”爱好文字的人，一位五十多岁的作家，生活原本十分艰辛，现在却要面对检察官的审问——可怜的作家，为了那些狗屁的文字，你有错吗？难道说，你的文字，都是打倒日本人的文字，你为什么要说真话？作为一个耍弄笔杆子的人，你应该怎么做，才会取得这些领导人欢心？这一点，我相信，你身为作家，也是饱读诗书的人，五十多岁的年纪，应该活到知天命的岁月了，怎么就不明白明哲保身的道理？

通过这一件事情，今后的文学道路上，你还敢写那些锋芒毕露的文章吗？你以为你的文字，不吹捧领导就可以扬名立万吗？你要知道，当今的领导，他们都是中国一流的高级人才，他们自身那些乱七八糟的疮疤，根本就容不得别人揭露的！你想揭露他们，首先你应当是中纪委的清官，前去查一查这些执政领导。他们在管理三门峡移民拆迁工程期间，究竟侵占“搬迁移民”多少土地，霸占他们多少的移民款，把这一切来龙去脉查一个水落石出，然后是谁伸出了三只手，你就对他们动手术，切掉他们一只手！如果他们惧怕疼痛，惧怕流淌出鲜艳的血液，那么就给他们打止疼药，打吗啡——这些都是比较人性化的行为！为民除害，也不伤兄弟感情！因为你没有摧残他们，这是一次例行公事的行为啊！

这一个中秋节，你是在拘留所中度过的，谢朝平——作为作家，写文字，能写到和犯错误的混混们在一起，弯着90度的腰身跪在地上，给那些混混们擦拭地板上的“便溺”，可见那些为政不仁的官人，他们是多么爱戴像你这样的作家！你说你腰疼，你说你长期写作，患有脊椎病，弯不下腰身，可是那些想收拾你的当官之人，他们感受不到你腰疼的疾病。你说你疼，他们说你不疼。如果你知道这种疼痛的感受，当初你为什么要写移民的报告文学，你怎么不写一些领导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往他们脸上贴金的面子工程呢？

拘留所的混混们，他们似乎懂得对你关爱，你不想跪在地上，弯着90度的腰身。因为你弯不下腰去，文人的腰杆子挺直习惯了，那些混混们就满足你的要求，让你挺直了腰杆子，给他们揩拭地板上的“便溺”。他们对你网开一面，特殊的照顾你患有疾病的身躯。那些检察官提审你，想从你的口中获取“至你于死地”的证据。可是你身正不怕影子斜，令那些检察官很失望，他们绝望地向领导汇报工作，领导可能在盛怒之下，像日本的指挥官一样，赏给他们几个响亮的大嘴巴子。他们会像是狗崽子一样，连声“嗨！嗨！嗨！”的弓着腰身，然后灰溜溜地转身离去。

你说，一般上午劳动到11点多钟。下午就被检察官提审，有时候提审到晚上7点多，回来就没饭吃了。我大概总共饿了六七顿，现在提到馒头就哭。有一次提审回来已经吃过饭了。大家都在“坐板”（记者注，看守所里嫌疑人坐在通铺上反思），我也坐上去。一个十七八岁的男孩爬过来对你说，谢叔，你还没吃饭吧？我就知道你没吃，晚上一人两个馒头，我给你留了一个。你说，你咬了一口，泪流满面，又觉得男人不应该哭，就回过头趴在墙上流眼泪。

你趴在墙头上流泪吧！拘留所可不是在你们家中，你的老婆能把你的晚餐端到饭桌上，让你解除写作之后的困乏和饥寒啊？那里的饮食如狗食，咸菜馒头和稀饭，能给你留一点点儿，那就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因为你已经是接受审讯的人，不是什么写书的作家了。

你写作三门峡移民史的报告文学《大迁徙》，居然写到拘留所里去，这是你一生的荣幸，我期待着这一天，也走进拘留所，体验一番混混的生活。你被拘留的一个月，尤其是这几天，你因拘留而闻名全国，这真是中国灿烂夺目的新闻，你是东方耀眼的明珠！自从你9月17日被释后，在你北京石景山区租住的房屋中，虽然你神色倦怠。但是你为了全国人民的关注，十分不好意思地光着头出来，面对新闻媒体的记者们说：“我以前留的是长发……”他们害怕你头发长见识短，就把你的长头发剃光了。这形象，都是你写作挣来的，他们让你长一点见识，以后再写文章，不要写真实的故事啊！要像有些作家，不但要吹捧，要歌功颂德，而且要像唱诗的信徒一样，把他们的政绩捧到天上去！

当你讲起30天的牢狱生活，曾经几次流下了热泪。一位五十多岁的年龄，不曾偷盗，不曾嫖娼，不曾像有些当官的掌权的人，干那些猪狗不如的伤天害理之事，却遭遇到戴手铐，而且被反扣着，一动也不能动，站了两个多小时。你说你的手都要断了。他们却熟视无睹，把你当做他们的克星，当做一个敌人来对待，你究竟犯下的什么错啊？你讲出来，也好让全国的老百姓了解你犯错的内幕？那些精英的检察官，那么多的黑暗贪官怎么不去惩治，却拿一位没有职权的作家来撒野，这五星红旗飘扬的中华民族，这共[chan*]党所闯荡的天下，难道说是你们这些检察官的天下，是你们那些“幕后黑手”的天下吗？

历经的牢狱之灾，让作家谢朝平变的脆弱了。他走出看守所的那一刻，和他的妻子紧紧地拥抱在一起！这是他们夫妻几十年之间，第一次在公开场合这样深情地拥抱！

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这次要感谢全国媒体与网民的帮助。”如果不是全国媒体和网民的讨伐，作家谢朝平，他在拘留所遭遇一个月的审查之后，能顺利地从拘留所走出来吗？你从拘留所出来以后，你说：“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写《大迁徙》这本书。这个问题也是办案警察问过很多次的。我的回答是渭南的移民太穷太苦太可怜，渭南的个别官员太贪太腐败太可恨。”你还告诉新闻媒体，告诉全国的老百姓，“《大迁徙》的内容，里面涉及了三门峡库区移民两个核心问题：土地和资金，中央拨给移民的土地和资金没有用到移民身上，而且年年在减少。我想这事关地方政府形象，自然会触动一些人的神经。直到渭南警方提审我的时候，我才感到事态严重。我问他们，你们不怕办错案吗？他们回答说不怕，错了他们不负责，是市里领导让他们来的。”

你面对这些市里的领导，面对这些市领导的爪牙们——检察官，体验一次这些当官的，他们的手段是多么阴暗！因为你深切地感受，你才发出这样的感概：“我认为他们的暴力执法很露骨。抓我的时候，手铐铐得很死，我左边肩膀肿起来了，疼得要断了。我向他们要膏药贴一下，要了不下十次，也没有人理我。”你所经历的事情，今生今世，你是不会忘记的，你说你在“8月23日在西客站坐火车去西安。王鹏（办案警察之一）押着我走了5个候车室，用很大的力量推我、搡我，感觉他想用这个方式来摧垮我的防线。我被铐在检票口的铁门上，铐了半个多小时。上火车的时候，他又要反铐我，我说手都要断了，我不会跑，你不要反铐。王说这是执行任务。我急了，说你只要反铐我，我就撞死在墙上。说着退后了一步，准备往墙上撞。朱福利（另一办案警察）过来抱住我，说老谢你别这样。他把自己的左手和我的右手铐在一起，我们才上了火车。”

在后来的日子里，你被人送进看守所，“我先在朝阳看守所的‘过渡号’呆了3天，条件不太好，4个人共用一个饭盒吃饭。之后转到临渭看守所。那里要劳动，磨冥纸。头7天呆在一个号里，一个监舍十几个人一天磨两捆，算是新手。后来又调到别的号，一天要磨十几二十捆。9月7日到9月12日，警察开始密集提审我。问的一直是两个问题。一个是收没收钱，第二个是书送到渭南后给移民代表写‘领条’的事。我想他们是找‘非法经营罪’的证据。我说钱我一分没收，我还倒贴了十几万，我去渭南采访吃饭一次都没让移民掏过钱。‘领条’的事我反复想，想起来了，6月26日晚上我们几个人等书运到渭南，大家提议写个‘某某收到《大迁徙》多少本，应付某某多少钱’的领条。我从电脑里打印出来，但当时人很多，谁拿走了我不知道。不过，我确实想着要有个‘领条’。事后得知，9月13日检察院就作出了不批准逮捕的决定。但当天我不知道。那天来了两个检察官提审，都是业务尖子。问的问题很刁！但当时觉得前景不乐观，我作好了判刑的准备。9月17日上午，检察院来提审我，我以为要‘转正’，就是要在逮捕证上签字，我准备了个纸条，想在逮捕证上写下这样的话：总有一天，历史会审判炮制这张逮捕证的人，利用司法之手办案件的腐败权贵及他们的家丁，一定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当天下午，管教通知我收拾东西，我问：‘是要转号吗？’他说‘是释放你’。我不相信，问他：‘你开玩笑吧？’同屋的嫌疑人都为我高兴，有一个人还帮我剃了胡子。我把衣服和饭卡都送给了同屋的犯罪嫌疑人。从看守所出来了，但我变得脆弱了。一是提起馒头就哭，二是想到我老婆就哭。我最忘不了的是我被押进电梯里，老婆追出来看我的眼神，仿佛凝聚了全世界所有的凄惨和悲伤！”

看到作家被拘留的闹剧，我言不由衷地写出此文。通过这一事件的发生，我感到中国检察官的行为十分可笑，当官的让他们行动，他们敢不行动吗？写作，文字狱，一位五十多岁年纪的作家——谢朝平，你要自省，以后多写一些虚假的，给领导脸上贴金的文学作品，不要总是揭露他们的疮疤了。这些欺压百姓的官人，无论他们的行为多么可恶，多么卑鄙无耻！如果你看到他们身上的疮疤，你就当成是上帝给他们雕刻的鲜花如何？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