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属狗，是个贱命。人生坎坷，命途多舛。小时候因过于愚蠢，生命也曾遭过风险，遇过不测；看课外书，又挨严母棍棒、严父厉斥。及至长大成人，置身社会，先是在三年困难时期同人们一起吃过葛根枇杷皮、蕨米子香叶粑粑，到贵州当过“盲流”；后来又在文化大革命中与“九种人”一起挨整、受气、遭白眼。半生敲打，一副傲骨。不吹捧别人，自己也得不到提拔。如此恶性循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虽当了几年民办教师，结果是丢教鞭而归田园。幸好后来时运一到，再度代课当民办，直到转了正，岂知中学副高职称又一拖拖了十八年。走进第二轮花甲，想搞“文化长征”，一度到处受挫，到处碰壁，弄得头上是疱，身上是伤，心上是血。

然而，登过珠朗玛峰的人何惧高山深壑，闯过风口浪尖的人怎会因艰难险阻而产生畏惧心理？是人生坎坷的磨砺，使我具有了百折不挠的良好心态，使我有了坚韧不拔的刚强意志，使我有了一竿子插到底的坚定信心和决心。面前，脚下，虽然铺满了荆棘，但踩过若干荆棘之后，总能摘到一朵小花。每到此时，手上的小花就弥足珍贵，因而就加倍珍惜。

事物都具有两重性，我常提醒自己：不要一遇到困难、挫折就愁眉苦脸、唉声叹气。那样子要不得；只有这样才行：逢山开路，遇水搭桥，该走西口走西口，该闯关东闯关东。层次再高一点，就是：苦不苦，想想长征二万五；累不累，想想革命老前辈。

坎坷，可以玩弄人，也可以磨炼人，还可以成就人。我六岁落下山塘险些丧生，被人救起，使我亲身感受到了百姓（人民）和良心的伟大，由此形成了我一生为人为文的思想感情的基础。我九岁时多次因看课外书入迷而把一锅锅米饭煮成焦炭，一次次被母亲的刀锄棍棒赶进夜晚的黑松林（我三十六计走为上，也配合得天衣无缝），于是，我提高了爬树的本领，使得以后剔树砍柴方便。同时，我在坟茔窠里寻怪友鬼伴不成，又初步建立了以无神论为基础的世界观，使我后来在贵州当“肓流”时敢于夜走坟场；更为可喜的是，使我很容易就接受了辩证唯物主义。

也有意外之处。严母的棍棒，严父的厉斥，风刀霜剑齐下，最终都未能斩断我对文学艺术的情丝。文学艺术伴我走过了第一轮花甲，又伴我走进了第二轮花甲。藕未断，丝长连，我还要伴它们走完我的人生。这些，都是父母始料不及的。父母既然左右不了我的一生，我也不想左右子女的一生。我只能以我不懈的奋斗来告慰父母的在天之灵。

命贱的人大不相同，身体健康时天天想吃饱饭，饭米不愁时身体又变了样。改革开放三十年，芝麻开花节节高，生活一年比一年好。我却因患高血压，不能吃糖，不能吃肥肉，不能吃猪油，不能吃动物内脏，几多美食我见而生畏，不敢举箸。所以即使老伴饭菜烧得再好，我也只能当半拉子美食家。美哉，美食，让后辈去享受吧，他们都是健康人。我呢？能保持个亚健康就不错了。对付病魔，我有一整套，一注意良好心态，二注意治防（防止转重）并举，三注意适量运动，四注意动静结合。如今，任谁见到了我，都说我才五十几岁，总把我来个“年轻化”，我说但愿如此。我既把心脏血管疾病当一回事（战术上），又不当一回事（战略上）。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去不成，还干我手里的事。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孟涛教授与我有十五年之约，他承诺要根治我的高血压，保证十五年之内不复发。既然他愿意帮助我延长生命，我也乐意为世人奉献一分心血，笔耕不辍，写字不停，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我在文化大革命中与“九种人”一起挨整受气，压力大，反弹力也大。秀山成立县革命委员会受阻那阵，一派群众组织与另两派组织针锋相对，天天在“解放干部”问题上打嘴巴仗，导致县革委会机构方案迟迟不能形成。我当时是进驻报社的工农兵宣传队成员，写了一张大字报《谈谈胡继忠问题》，洋洋几万言，为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胡健忠评功摆好，被人们抄写了张贴于秀城十字街。大字报上表态支持者签名不绝。强大的舆论力量，促使三派群众组织很快统一认识，为县革委会的建立开辟了平坦大道。我心中也得一丝快慰：我的文字，毕竟在1969年的秀山城，曾经激荡了几天，火爆了几天。

我的人生之师王奕才，在之后不久也向我伸出了援手。他当时是县委报道组的组长。他让我参加了多期工农兵通讯员学习班，还让我出席了黔江工农兵通讯员代表大会，把着手教我写新闻、写通讯，把着手教我处事为人。大队、生产队的人都惊诧莫名：何以一个“伪保长崽崽”，得以这里去学习，那里去开会？于是，他们把我“捆”紧了，“捆”死了。

支部副书记活怕我修襄渝铁路闯出了出路，他自己去参加铁路会战。当支部书记的堂妹夫把我挡了三次：不让我到大队学柴油机，不让当大队的民办教师，不让到公社学放电影。生产队长可以挡住我去代课的路。贫协组长可以挡住我入团的路。他们把我重量包围以后，最后的“杀手锏”是给我评“妇女工分（八分）”，因为我长得肉，力气、农活技术，样样不如人，我自认不行。但生产队长为我主持了一次公道：“你们力气大，打谷子才挑120斤，歆梧力气不行，他‘展鸭棚子’也要‘展’130斤，他学习毛泽东思想学得好，爱集体，我认为要给他记十分！”，生产队长给我撑了腰，打了气。前年，我打酒称肉去看望他，他还不知道是哪回事。

这位生产队长，还给了我不少“啪活工分”。种包谷，别人挑粪，我称粪，记帐；我割草不行，他就让我称草，以致我当时能一手把两百斤重的草捆提起来称量！薅红苕，大家撑锄把，摆龙门阵，他让我一把包公尺量苕沟沟，半月活路五天完成，而且保质保量．

包围我的人见队长这样维护我，一齐红了眼。他们还没有想到更好的整人方法时，改革开放的大潮冲来了。他们细察包围圈，不知从哪里打开了缺口，见我居然又代课了，又当上了民办教师，甚至进修了大专，转成了公办教师。历史的进步宣告他们的包围圈没有用了，他们还不晓得原因：改革开放需要知识，需要人才，不需要扼杀人才的包围圈了。

经历了种种坎坷，感到饶有兴味。曾经沧海能为水，除却巫山亦是云。不是这些包围过我的人，我怎会知道酸甜苦辣？不是他们的包围圈，我怎能深切身地感受到左倾路线、现代迷信的桎梏，从而更加感到改革开放和科学发展的英明伟大。

一拖十八年的副高职称来了，我搭上了“末班车”；工资改革来了，我又搭上了“末班车”。“文化长征”，我希望也搭上“末班车”。

感谢你哦，坎坷，你给我的生活阅历积淀得那么深厚，让我下笔千言，字字纯真，不需做作，不需虚构，灵感常有，意韵长存。

感谢你哦，荆棘，你曾让我“跋涉千万里，赤脚踏荆杞”，使我笑对人生，笑对世界，笑对未来，也摘了几朵小花，虽然几朵小花并不怎么光鲜，并不怎么耀眼。

感谢你们哦，坎坷、荆棘、艰险、挫折，我们还是继续一起奋然前行吧！

2009年3月6日于秀山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