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主体而言，不同的行为，或外在世界的客观存在，其对于主体自身的“意义”是不同的。主体作为有意识的存在，不但具有本能性的趋利避害行为，而且还具有理性的“利己”需求。基于有“意义”事件对于主体的有效吸引力，我们在调动主体积极性时，对于不同的主体，应该适当地选择对其最具刺激效应的事件对相应主体进行有效刺激，以达到唤醒主体自我意识、调动主体的主观能动性与积极性，使主体产生持久动力的效果。

飞蛾之所以扑火，不是因为它不怕死，或者不怕痛，而是因为它对于光明的本能性的渴望，特别是在黑暗的夜里，这种渴望尤其强烈，光明对它的诱惑力无疑是巨大的，甚至超出生死，它这才出于本能的行为不顾一切地去扑火。“鸟为食亡”也不是因为“鸟”不怕死，而是因为“食”对于鸟来说太具有诱惑力了，“鸟”不能抵御这种对于它有强烈的“意义”的刺激，便奋不顾身地死去。它们两者归结为一点，就是诱惑性的东西对于它们的诱惑力太强烈了，它们无力抵抗这种诱惑，便不顾一切地死去。

当然，这种逻辑不能简单地推理到人的身上，根本的一点是人的理性相对成熟，人不是完全受本能驱使的动物，因而人与动物不具有完全对应的可比性。但人的存在也因为受到各种诱惑的驱使而继续下去，或者说人也是各种诱惑驱使的结果，这一点和前述的逻辑却是完全相通的。例如，有人为财，有人为名，有人为官，有人为色，有人追求快乐，有人追求幸福，有人寻求刺激，有人喜欢平淡……可谓是形形色色，五花八门，但对其作一个归结的话，那就是他们都受到诱惑的驱使，并且为之奋斗不息。

不论是出于本能性的需要，还是基于理性的考虑，抑或两者共同作用的结果，不论是外因的作用，还是内因的作用，人始终都不能摆脱被自身欲望驱动的命运，因而不能摆脱受驱动的命运。总之，对于每个人而言，总存在相应的事件能够使他兴奋，即对他存在最佳的刺激条件。对于兴奋点，总能使人为之不惜付出额外的代价而依然觉得很值得。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归结为一点：人是“利己”的，即人的行动多是为了使自己处于更加有利的位置。因而我们在选择刺激条件的时候，也应该注意这一点，通过有效的刺激获得有“意义”的驱动。当然，这种有“意义”不是单一的对于驱动者，也不是单一的对于被驱动者，而是具有一种双重含义，既对驱动者有意义，也对被驱动者有意义，从而两者之间达成一种共赢的妥协。

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加以印证。如，一个不怎么爱学习，而比较爱玩的学生，当他有两种选择：一是先学习两个小时，可以玩三个小时；二是先玩两个小时，然后必须学三个小时，他应该选择哪一种方式呢？他便陷入一种两难境地。选择先学后玩，可以玩三个小时，但需要延迟满足；选择先玩后学，可以获得时间上的好处，即可以立刻就玩，但他要做出一个小时的牺牲为代价。在这种两难情境中，对于一个爱玩，但有一定自我控制你能力的学生，他选择前者的可能性会大一些，他更愿意牺牲时间上先后的好处来换得时间长度上的好处；而对于一个爱玩，但又缺乏自我控制能力的学生而言，则更有可能选择后者，即他更愿意牺牲一个小时来换得时间上先后上的好处。如果我们想让他先学后玩，那么我们可以通过继续提高先玩的代价来抑制他先玩的冲动，也即是通过相对提高后玩的好处来鼓励他后玩。如我们可以改为先玩只能玩一个小时，要学四个小时，先学只需学一个小时，后面就可以玩四个小时，如果这样，恐怕他就会更多地考虑后玩了。当这种代价达到一定程度时，他便会选择先学后玩，而不是先玩后学。

再者，如果我们想更好地刺激这个学生的学习这一行动，作为驱动者的我们也可以给他布置一定量的学习任务，规定他在一定的时间内，按照一定的质量完成学习任务，完成学习任务之后的剩余时间就可以归他自由支配了。如果在规定的时间内，他完成不了学习任务，或者不能按照事先约定的质量完成学习任务，我们就可以延时他的学习活动，占用他本能自由支配的时间来继续这一活动。相信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学生就会为了争取更多的自由支配的时间而更加高效地完成学习任务了。因为他高效的学习也是再为自己争取更多的自由支配的时间，也就是一种“利己”的过程，他会全力以赴。

人与动物的一个重要区别就在于人会理性地考量各种行为对于自身的影响，从而选择最为“利己”的一种行为方式，至少他自己是这样认为的。当然，这种有“意义”刺激条件的选择的结果在于能够调动主体的自觉性和积极性，使主体更好地实现自我控制，更加高效地完成相应的任务。而在这个过程中，由于主体长期在这种自觉、高效的过程中进行自身的活动，久而久之，主体便会形成一种习得性的自我控制能力，这也即是自我控制能力培养一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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