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刘绍棠这个名字，是在上世纪的八十年代看了一篇名为《峨眉》的小说。这篇小说还是获奖小说，挺吸引人的。但当时的感觉仅仅只是觉得别具风味。及至后来继续看了《狼烟》、《地火》才开始留意作家的名字：刘绍棠。但也没有深究。也不知道刘绍棠为何许人也。只是后来偶尔在本杂志上看了有关刘绍棠与王蒙的报道才开始留意的。而这个报道的基本意思是，王蒙要刘绍棠别跟风跑，要刘绍棠还是专心写自己的乡土文学，至于意识流的小说还是交给王蒙自己好了。那时好象王蒙还没有当文化部部长。后来，刘绍棠听从了老朋友的意见回天津专心侍弄自己的乡土文学去了。由此，我才注意了刘绍棠。恰好此时收音机里正在播送刘绍棠的一部中篇小说《蒲柳人家》，这更加强了我要了解刘绍棠的信心。几经周折我才有了个大概：刘绍棠，天津人，十六岁开始发表小说《青枝绿叶》，被称为“神童作家”。文革被打为右派，被遣送回乡。在乡亲们的庇护下专心写作，著述颇丰。文革后，摘掉了右派帽子，回北京，继续自己的乡土文学创作。

我在了解了作家的基本情况的同时，还知道了“乡土文学”这个名词。这个名词是有别于当时文坛另外几个名词的：伤痕文学，寻根文学。但作为我们这些读者，不管你是什么样的文学只要好看就行。即便是文学爱好者，也只是就自己能把握得住的才去效仿。其它，也就不管了。

尽管当时圈内对刘绍棠炒得沸沸扬扬，但作为读者的我却并未所动，还是清醒对待，分出了一二。

刘绍棠能在几经磨难后仍能坚守自己的那“一亩三分”地是很不简单的。其精神是难能可贵的。但却又束缚了刘绍棠的视野，使他仅仅只在天津这个范围受青睐。而这也正是坚守某一流派的作家们的普遍悲哀之处。而这也正是一个世界命题：不坚守某一流派，就显不出自己的创作风格；坚守了却又难以走出去。要想挣脱这个枷锁，只有在突破地域文化上下功夫。而这仅仅依靠作家自身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社会有关文化传播部门的通力合作。而我的这番议论恐怕已超出了读书心得的范畴了。我也就打住了。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