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过阎连科和刘震云那语言朴实的作品，就不难让人联想到以前曾经读过的另外一个作家汪曾祺的作品：《大淖记事》。《大淖记事》也得过奖。但读者是不讲这些的。读者看重的只是这篇作品对不对自己的口味。

说阎、刘二人的语言朴实，那汪的作品的语言就是平淡。而“平淡”后面通常是和“似水”相连的。

“平淡似水”这四个字看似不起眼，内里却大有乾坤。那是多少写作者一生追求的梦中情人啊！因为她是写作的最高境界。记得苏东坡就曾说过，（大意）一个作者追求繁华容易，追求清澈似水就难了。先贤们为何要这样说呢？你想啊，把各种漂亮的词语堆砌在一起那还不容易？而把那些毫无生机的公文用语用在作品里就难上难了。说的再通俗一点就是，通篇没有一个亮词。就象碗里的清水，一眼看到底。这需要写作者有多大的修为啊。这也正如练武的人，初练者兵器越锋利越重越好，而等到功力达到了最高境界，就会放弃这些。就会是明明无器却又时时有器。为何？一片树叶一根草就是武器。无疑，汪先生就已达到了这样的境界。这也是在圈内都认可了的。

当然，汪先生能达到这一境界也有一个修为的过程。汪先生师从沈从文。沈从文的《边城》和汪先生的《大淖记事》在语言风格上，叙述、描写上都有某些相同之处，却又各有千秋。沈先生的古朴、高雅；汪先生的随和、平实。当然，《大淖记事》已是汪先生几经修炼的结晶。而要想看到汪先生的学习过程还是去看之前的《鸡毛》、《沈先生在西南联大》等那一个时期的作品。在那里就可看出学习的痕迹。而以后的学习就是一个“化”的过程了。这个过程是一个长期的不间断的。而汪先生的这种不间断的修炼过程是很值得我们这些后辈晚生学习的。后来，圈内把汪先生的这种类型的小说称为“笔记体小说”。汪先生从此就可另立门派了。但汪先生却从未这样想过。更未这样做过。汪先生还是时时提起恩师沈从文的名字。也时刻不忘恩师的谆谆教诲。汪先生的这种人品，就更应该值得我们后辈晚生学习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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