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进入年底，有关讨工资的呼声就高了起来，那些一年到头得不到报酬的农民工，常常在讨要无门的情况下，往往会做出一些过激的行为，或跳楼或爬电线杆，其目的就是以死亡的方式来威胁那些狠心的老板，讨回自己应得到的报酬。

每每从报刊上看到这类报道的时候，我心里就特别的难受，为那些不仗义的老板而愤慨，更为那些农民工、社会最底层的弱势群体而鸣不平。试想他们抛妻别子从乡村来到城市，一年到头风餐露宿，节衣缩食，不惜流血流汗，为的是挣钱养家糊口，家里的老人要钱治病，家里的孩子要上学交学费，家里的破旧房子要翻修，家里的庄稼要施肥，这一切的一切，都指望着这些苦力钱。他们也许早已经算计好了，这一年的工钱里，用多少来还账，用多少来准备春耕生产，用多少来孝敬老人，用多少来取悦妻儿，剩下的要好好过个热热闹闹的春节，他已有几年没回家过春节了，如今老人的年龄大了，有一天没一天的，来年的春节过得上过不上还难说。本来就这么计划得好好的，可眼看着到了年底，老板不是躲猫猫能拖就拖，就是人间蒸发溜之大吉，要么干脆就是眼睛一瞪，没钱!就这样农民工辛辛苦苦的干了一年，却没拿到一分钱，那些憧憬和希望就像美丽的肥皂泡，一个个在他们眼前破灭，他们能有什么办法，要钱没钱，要权没权，就连哭的眼泪都没有了，只能采取这种一死相逼的过激行为，要出人命了，事情一闹大，要建设和谐社会，不怕没人管，兴许还能唤起那些黑心老板的人性复苏，只是可怜了那些为了人民的生命而时刻献身的警察叔叔。

相比起来，我们这些自命不凡的文人们就显得软弱多了，由于自身存在的清高、爱面子等弱点，其稿酬被克扣的事屡见不鲜，据不完全统计，每年没领到稿酬的作者不下一万人，而在这一万人中，我就是其中的万分之一。那是十几年前，我刚开始学习写作，精力充沛，劲头也大，几乎一天能写一篇千字文，且边写边往外投，那时的想法是只要能发表，给不给稿酬无所谓，纯粹是一种爱好，心想咱又不是名人，只要能发表就行。正是这样的想法，有许多稿子投出去，不要说给稿酬，就连发表没发表都不清楚。记得有一家省内的报刊，一年用了我6篇稿子，没付一分钱的稿酬，开始不敢要，害怕人家再不给发稿子，后来在几个文友的启发下，斗胆上书该报总编得知，原来的副刊编辑是报社招聘的，早已跳槽另谋高就，我的稿酬全由他代领了，直到这时，我才有点欲哭无泪的感觉。

其实，讨工资与讨稿酬是一样的，所不同的是一个是体力劳动者，一个是脑力劳动者，但都是劳动所得，都得理直气壮的去争取、去讨要，而不应该给那些黑心的老板可乘之机，他们之所以克扣农民工的工资和小文人的稿酬，就是摸清了农民工和小文人的心理，一个是弱势群体，一个是好清高爱面子，克扣就克扣了，你把我能怎么样，人家农民工还敢采取过激行为讨要，而我们的文化人却不敢名正言顺的去争取自己的劳动所得，从而造成了用稿不付稿酬、不寄样刊、甚至侵权盗版现象，使纯洁的文化也处于阴霾和混沌之中，如果我们的文人也能像农民工那样，抛开清高，放下面子，为了自己的利益不受侵犯而敢于赌上珍贵的生命，想必文化的清风就会离我们愈来愈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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