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政府大社会”这个政治格局是世界上为数众多的政治家的理想。所谓“小政府”，简言之就是缩减政府权限，限制政府权力；政府只管宏观协调与服务，不该管的不管。明白了“小政府”的职能定位，也就明白“大社会”所起的作用了。政府权力小了，相对社会的权力就大了。政府不该插手的事统统交由“大社会”来解决，发挥企业、市民与社会组织自我管理，实行广泛的民主管理，市民权利受到广泛保护。

前总理朱镕基公开宣称这是其执政梦想；英国首相卡梅隆也提出以此为追求目标。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一直以“小政府大社会”理念来指导政府机构改革，指导尽管指导，从中央到地方都没有真正动起来。直至20世纪80年代末，刚建省的海南就单枪匹马率先推行“小政府大社会”改革，提出一个惊人之举：省政府只设26个厅，取消地区一级行政机构设置。改革后的海南省党政机构数量只相当于其它省份的1/3，省级行政官员比建省前少1700人。

海南改革步履维艰，几经起伏。改革第4年就出现机构反弹，借口“健全机构”，政企不分回潮。“小政府大社会”架构濒于解体，这项改革似乎已经走到尽头。目前，海南政府机构设置与其它省份已经基本没有区别。

海南改革不成功有其多方面原因，正如专家指出“孤军奋战”是其困境，改革措施遇到大环境的障碍；其次是政府职能缩减后，社会事业自主管理缺乏总体设计，还是行政机关管理模式。

上海浦东新区改革也遭遇到和海南“孤军奋战”相似的障碍：“下改上不改”。陆家嘴功能区只有“四处一室”的架构，这五个机构要对应区里21个委办局，再上对应到市里86个委办局。陆家嘴这五个机构疲于奔命，几乎瘫痪。

“小政府大社会”在改革以后早就被许多人认识到了，可如今30多年过去了仍是镜中花水中月。这不过是国人内部利益调整，比打跑日本鬼子还难吗？境外国家成功范例不说，就说说我国的香港吧。

据常德市外侨办副主任何汉元先生说，他随同国务院港澳办组织的“省市外办主任访港团”赴香港访问学习，对香港的“小政府大社会”模式印象极深。何先生说，香港的政府机关大都集中在中环地区，内地那种“政府大楼、机关大院、高墙大门、显赫招牌、双狮把门”的情景丝毫见不到；内地那种“找机关办事、找领导批条、找部门上访”的情形在这里也丝毫见不到，而一切都在有条不紊地运行。香港的公务员由原来的18万减少到现在的16万，政府部门由原来的70多个减少到现在的40多个，但行政效率丝毫没有下降。

何先生谈到香港的“法制政府”时，说香港尊重新闻自由，没有专门的新闻检查机构，媒体对他们的言论自行负责，如有违反相关法律的言行将受到检控。香港也没有专门的信访机构，市民认为政府或官员违法，可以去廉政公署和法院投诉，或通过立法委员提出质询。

我国改革政府机构的重要目标之一，不就是要达到“高效精干，清正廉洁”吗？香港模式不正是我们所要借鉴的吗？为什么我们在推行“小政府大社会”改革时就遭到失败呢？

笔者认为海南改革的失败，专家指出的不过是表层原因，深层原因则是既得利益者宁肯牺牲社会公众利益，也不肯让渡既得利益，机构反弹、政企不分回潮就是最好例证。（201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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