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雅片战争到解放战争这百年来，曾经出现过三次大规模人口大迁徙之壮举，这就是史上有名的中国近代三大移民浪潮：“闯关东”、“走西口”和“下南洋”。

移民浪潮人流汹汹，洪流澎湃。扶老携幼，牵男带女，肩挑手提，蓬头跣足，破衣烂衫，迈着沉重的步伐向着既定的方向行进。目的地是吉是凶，他们没有选择，也没有回头之路。

波澜壮阔的移民运动，是贫苦农民在死亡线上自发的不可遏止的悲壮的谋求生存的运动；大量贫民迫于自然灾害、政治压迫和生活压力，不得不离乡背井迁徙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异乡生土谋求一条活路。

大迁徙是一部辛酸的移民史，也是一部艰苦奋斗的创业史。无论是“闯关东”、“走西口”还是“下南洋”，他们相同之处，都是走投无路、彻底绝望的穷困乡民，求生欲望迫使他们不得不破釜沉舟远离家乡赴外地谋生存、创世界。

不同之处是，由于地理上以及其它原因，“闯关东”主要是破产的山东农民向东北移民的运动。山海关城东门，界定着关外和中原大地，清入关实行民族等级与隔离制度，严禁汉人进入东北“龙兴之地”垦殖——颁布禁关令。成千上万的山东饥民冒着被惩罚危险，“闯”入东北，这就是“闯关东”的由来。

山西人走西口大致的路线图看，从山西中部和北部出发向西，经杀虎口出关，进入蒙古草原，这就是民间所说的“走西口”中的“西口”就是杀虎口。“杀虎口”还是通往蒙古恰克图和俄罗斯等地经商的重要商道。“杀虎口”的兴衰史也反映了晋商发展兴衰的历史。

“闯关东”和“走西口”尽管跋涉数千里，并没有走出国门，这是和“下南洋”最大的不同，结果也就有了很大的差异。

东北和华北有地理上的距离，却没有文化上的差别。无论在语言、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家族制度、伦理观念、经济行为各方面都大同小异。从“闯关东”的社会意义来说，东北基本上是华北农业社会的扩大。对绝大多数的山东移民来说，东北无非是山东省的扩大。而且山东移民人数占绝对优势，虽是外来客，却有反客为主之意。所谓“聚族而居，其语言文字一如旧贯”，即是他们不必“削足适履”，去适应当地的习俗，使用当地的语言等。所以山东人“闯关东”一般来说还是成功的。

占移民比例极高的山西移民“走西口”，作为文化传播的主要载体，晋文化农耕文化的一部分，通过人口迁移，与当地半农半游牧民族相融合，形成富有浓郁山西本土特色的移民文化。除此之外，生存环境恶劣的晋北人“走西口”基本上是失败的，因为他们越走环境越恶劣，地区越荒凉，最后走向大沙漠，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激烈碰撞，结果是农耕文化大败而逃。

最近热播的40集连续剧《下南洋》，剧情已有所描述，绝大多数的“过番客”都是被黑恶势力所欺骗和绑架，强迫他们到南洋来当猪仔的。

南洋的地理概念主要是指包括当今东盟十国在内的广大区域。下南洋在福建广东一带也叫“过番”，是指到南洋一带谋生。历代封建王朝末年，不堪战乱之苦的普通百姓和权势旁落的前朝贵族纷纷移居海外。由于地缘上的毗邻关系，东南亚成为中国移民的迁徙地和避难所。

下南洋的流民浪潮中，以福建、广东人占绝大多数（95%以上），这与人文、地理因素有关。闽、粤两省海岸曲折，百姓与海相习，两省距南洋较近，往返方便，这是有利条件。

早期“猪仔”命途多舛，备受艰辛；命悬一线，朝不保夕，能活着回唐山的没有几个人，民国以后情况有所好转。《下南洋》剧反映时期，正是英、荷殖民者统治南洋，正处于加速开发中，需大量劳动力。所以简肇庆和锡矿老板布朗合作，解决了华工就业问题，但不为他大哥简肇兴所理解。

在东南亚经济发展过程中，华侨对工矿业贡献巨大。马来西亚的锡矿几乎全部是由华人开发，许多大型锡矿区，正象《下南洋》剧中所描述那样，都是由华工一锄头一锄头挖出来的。正是由于华工的辛勤开采，马来西亚的锡产量很长时期占世界锡总产量的一大半。

华人在改变所在国经济状况的同时，很多人也在彻底改变了自己和家族的命运，先后出现了数以百计的百万富豪、千万富豪。

《下南洋》一剧基本上符合当年“下南洋”所遭遇的种种曲折，对“猪仔”悲惨命运也没有过分夸张，保持其原色。故事情节动人，很值得一看。（2011-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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